由于一段命运——《左传》散记之一
不知这样说会否稍嫌武断，但如果不算《春秋》——它更近于经或可不入史书之列，我想说，《左传》可能是中国有史书传统以来最克制、最冷静、最近乎天地不仁的自然式书写了，跟二百年后另一个坐标式的历史书写者司马迁不一样，后者更像一个怀揣着某种隐秘激情的布道者，以历史为经纬，密密编织属于他的理念王国，而左丘明，他身上自始至终携带着鲁国史官那天职似的冷峻气质，一个纯粹的记录者，有点儿像一个从未来返回当下的全知全能者，带着某种天然的戒律，知晓了一切，但必须沉默甚至全然隐身，以免任何一丝情绪和先见的介入，会如蝴蝶效应般改变整个历史的样貌和走向。于是，不动声色，不起波澜，在一条不断流逝的长河里，标下一个个或有或无的记号，星星点点，恒河沙也似的，无喜好，不偏向，甚至都无关理性和判断，只是一笔一划，像天地间发生了这些事便这样让它们留下痕迹——这样一种淡到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记录一个渐渐荒腔走板，但又到处还有可眷恋、可钦慕、值得你再挣扎一番、痛苦一场的人世与光阴。
《左传》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开始记录，那之前，周王朝刚经历了一场差不多可称得上死亡的变故，周第十二任君主姬宫湦，就是那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尽管现代历史和考古学家们倾向于认为烽火戏诸侯这么个荒唐事，似乎是司马迁的小说家笔法，但幽王当政时，昏乱无道另说，独宠褒姒确是事实，为立褒姒及其子，废皇后及太子宜臼，废嫡立庶在当时是大忌，不过据说周幽王做的还不止这些，后来宜臼逃亡至申国他外祖申侯那儿，他又准备兴兵伐申，申侯一怒之下，联合戎族杀幽王于骊山下，宜臼遂立为周平王。平王即位次年，都城东迁洛阳，周的历史也从这儿开始一劈为二，一个覆灭的西周和一个摇摇晃晃重新开始的东周，这应该也是平王希望的，他的王位，说到底，是他外公帮他杀了父亲夺来的，迁都，除了避犬戎，更重要的，大概是帮他远远避开这一段血气弥漫的过去，以一道坚固的沉默的墙，把所有的不堪和罪恶冻结在一个业已结束、不再向外蔓延的时间里。只不过，再怎样与过去决裂的姿态，再怎样完美的语辞策略，巧妙的历史界线，要割裂开一串流动的时间和事件，使善与恶凝固、分化、各立一边，这大概要等人们在代际更替间一点点遗失细节，开始靠书写和文字重塑记忆时才会奏效，而当时的人们，还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一场有弑父嫌疑的、依赖力量而非必然性推进的皇权移交。对于一个坚信人世秩序应与其日月天地以同一轨迹永恒运行的民族，这个记忆从最根本的地方给予了周人们致命的一击，至高之位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根基，即所有人能全然无碍地匍匐于一种纯粹的必然性之中，至高者或神圣之物于此失去其在场的依凭，借用西蒙娜•薇依的说法，上帝从世界隐退。
《左传》开篇里的这年，周平王在位已四十九年，世界就这样滑落到了一个神迹隐而万物渐衰的时代，原初的稳靠和毋庸置疑陆续坍塌，各诸侯国开始发现自己的力量，人们频繁出击，试探，挑衅，并从中确认和增长这些力量。社会物质决定论者通常会认为，物质的匮乏是人们攻城略地、冲突不断的根源，譬如一场突发的灾害，譬如人口增加到某个临界点，农耕社会受制约的因素实在多，天时、地利，还有人心，稍有变数，一个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稳态就可被打破。而其中，土地，那些肥沃的利于繁衍生息、产出粮食的土地，自然就成了人们抢夺最激烈的对象。我的家乡地处长江东南部，更早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延陵”，江南山不高，但数量其实不少，偏延陵这一片，独据了一整块平原，山只绕着城郭外沿而立，在“江南瘴疠地”的当时，这实在算得上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所以，要称“延陵”，意思是我这儿只不过山陵延伸的一部分，也不见得有多好，以免外人心生嫉妒甚至争夺之意。
但纵春秋之世，至少在《左传》的记叙里，真正源于物质匮乏而起的冲突，几乎没有。也许它已成为整个大冲突下隐而不显的背景，也许它本就是冲突到后头必要面对的那个毋庸多言的根坻，但无论如何，《左传》并不把这部分作为鲜明的预设和布景呈现到舞台上。你能看到的，反而在在皆是为了对外扩张、兴兵伐师，而先行通商货，积财币，兴产业，作利民之计的。春秋齐桓、晋文两霸，俱是以此厚养民生，安抚民心，再进一步教民有义、讲信、知礼，然后，好更有余裕地用民、修兵、致胜；一向不靠谱的晋惠公，吃败仗被俘后，回去头一件事即改田制，开阡陌，力图修治强国。国富而后兵强，差不多是整个春秋时期的常态，也成为后来世代的共识。
事情跟我们通常以为的掉了个儿，不是为了富才要打，而是为了打，必得先富起来。这几乎就是说，其实不打仗，人们仅依赖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日子照样过得下去，没准儿更红火，更有滋有味。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仗？是赫拉克利特说的那样吗，斗争是诸神与人之母。每一场仗就像一次毫无预警但到时间必出来一次的心搏跳动，那背后带着一种没来由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好像战争与杀戮，就是人类与生偕来的基因，无休止自我复制的病毒，总之，你捉不着也掐不灭那最开始的一环。
我们来看《左传》里记录的第一段冲突，“郑伯克段于鄢”，其本质是一个家庭内部，儿子与母亲、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导致的一场流血和杀戮事件。作为春秋之乱的开头，这个故事，几乎有着定性整个春秋书写史性质的意味。
我们追溯这个故事的源头，可以发现，那里并无善恶、对错、正邪，母亲生儿子时，难产，受到惊吓，大概是几乎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圈，个中痛苦和骇人，约摸可以想象，于是，没来由地不喜欢这个因为早生还自然地被立为继承者的大儿子，她宠爱小儿子，希望小儿子继承那个位子，尽一切可能为他谋取利益，甚至试图为他夺取王位。于是，聪明、果断、但自出生就遭母亲莫名怨恨故而心思也渐冷漠的大儿子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装作宽容大度，满足母亲为弟弟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不闻不问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弟弟身上种种不轨企图，他纵容、给予对方不断膨胀的野心，毫不遏制早已端倪初显的恶，像个耐心的园丁培育他的作物，要等待这株恶之花盛放的那一瞬，他好张开利刃，一刀剪下，以泄这长久以来的积郁和不平。果然，弟弟最后起兵谋反，并与母亲里应外合，约定攻城那天由母亲打开城门，放军队入城。大儿子在得到他们约定的那个日期后，说一声：“可以了！”张开早已布好的罗网，转眼之间，扑下对方。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斗，在它最激烈的部分，反而是最平静的，大海在它最深最可怕之处正是一片平静的蔚蓝，对于一个心意刚强、剧烈的人，任何柔弱、退让和貌似宽容大度的姿态，都是一种隐含有屈辱色彩因而分外尖锐、戾气重重的自我压抑，而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他的自我压抑，似乎又还有另一层色彩，他那步步为营、有预谋的宽容自然不是为了消融一段恨或俘获一颗心，但也不能单纯以灭敌、报复、解恨来理解，更深切更体己地看，它好像一种控诉，也像是对自身的哀怜。表面上，他是一个等待最佳时机的猎人，不疾不徐等着猎物一步步走上自己预料甚至预备好的路，但心底里，大概还是存有这一丝幻想——事情不至于也不应该真到那样的地步。这幻想不是出于对形势和对手的判断，而只因他对自己的怜惜，不相信到头来，自己仍只得这样一份对待，要不然，不至于要到最后一刻，得知弟弟和母亲定下了日期，那个偷袭进城、彻底背叛他的最后日期，才正式动手。幻想被最后打破，就只剩寒冰似的决绝和狠辣，我已退让至底，若你仍紧逼不舍，那么，我身上曾负荷的一切有关德性的部分，诸如良心、道义、责任等等，至此终于可以卸下，成为一个无辜的、心狠手辣之人，而罪与罚统统归于对手。
对习惯了“你若无情，我便无义”这类情感逻辑的现代人来说，郑庄公的选择其实还蛮可以理解的，故事的前半段，大约也是世上常常发生的，你我身边，有几个子女的家庭，因为父母宠爱不均，使兄弟不睦或怨恨相向的例子实在不少。日常现实里的结局，通常是老死不相往来，或恶言相向，争抢财产，对簿公堂之类，只不过，这里的当事人处于一个拥有更大能量的命运设置中——郑国之君，拥有普通人想不到的杀伐决断之权，于是，他身上那种怨愤便激发出了更强大的破坏力，形成一种可叹的景观。而他为孔子所诟病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
孔子在修订《春秋》时，用 “克”一字来定性整个事件，《左传》解释说，“如二君，故曰克”，郑庄公与共叔段，是兄弟，尽管这里，弟弟已不像弟弟，但哥哥本应担负一分教育督导之责，现在为一快己意，反而处心积虑、故意养恶以逞诛灭之欲，那就是哥哥也不像哥哥了。这两人，不只兄不友、弟不恭，更是一个欲擒故纵，一个缮甲修兵，如临敌对峙一般。所以，《左传》的意思，以“克”字来描摹和指称这一场兄弟如仇敌的对立，隐含着孔子对这一行为的臧否，他的不赞同。
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如你我等，大概更容易站在庄公一边，反而不易认同《左传》书写者的这一点苛责。试想想自己，很多人若置于当时的处境，只怕也会如此行动，冷漠、仇恨、反扑以至你死我活，又或曰“正当防卫”“先下手为强”。毕竟后来的我们，其情感发生，已愈来愈趋近于一种生物性的刺激-反应模式，恩要报，仇要雪，乐要行，苦要避，人之常情，天经地义。而春秋时的书写者，却在此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独立而自在，不是“因为你怎样，我就怎样”，而是“不管你怎样，我只这样”，他人的行为或选择，不是我采取何种行动的原由，他人的存在不对我产生如刀斧之下应声而裂的直接影响，亦不以己身之全与明，投射他人的善恶。人，在此意义上，不对他人负责，而只对自己负责，他必得先立定好自己的这面，而迎面过来的那些——他人或可称之为命运的其他东西，则是要人深潜其中，学习如何立定正身的。
难产出生是郑庄公先天而来的一段命运，也因此他遭遇了母亲的不公对待，他的出生和他的母亲，都是他不可选择，也无从更改，同属于命运的一部分。只是，他并未克服这段命运，亦未能从中获得教益，反而臣服其中，溺而不起。于现实的争斗他是赢了，弟弟被逐，母亲软禁，但得偿所愿后，并不就迎来欢欣和安宁，原来誓跟母亲“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很快他后悔了，因颍考叔相助，母子“掘地及泉，隧而相见”，总算与这段过往作了一分和解；逃亡他国的弟弟共叔段，他无法谅解，但也难止恸处，十年之后，在处理战败的许国时，仍忍不住牵出这一段往事：“寡人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许乎？”连自家兄弟都不能和睦，遑论长久取有另一国家？甚至，由此，他比大部分人更早地看到周室衰亡的命运，然而，就像他对自己命运的沉溺，对自己的郑国乃至整个周王朝，同样也无能为力，只嘱咐驻扎在许国的臣属，等他一死，就速速离开，“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周人的子孙正一日日失去他们赖以存有的根基——那如日月星辰完美流转的人间秩序及由此而生的力量，这样一群渐被上天厌弃的人，必不能和大岳之后的许国相抗争了。
十年前的这件事，并不曾结束，它绵延过那之后的每一寸日光、月影、晨曦和庭前的流水，直至他的整个余生。沉溺于命运之河里的这些时光，是悲哀和可叹惜的，对或不对，还是其次，《左传》呈现出这些事实，也并非要使其中的对错确凿，或将善恶分条缕析，但“克”字显然指明的是，他本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路向，更好的命运。
冲突的生发，不是因为生存层面的困难，不是为了粮食、土地等必需的物资，而是源于一段无法克服的命运绳纽，源于人之为人，其高贵性和原初性的逐渐泯灭，这是《左传》用大笔墨写的第一个故事，第一场战争，一个让人寤辟难安的开头。它像一个预言，兆示着其后一整个春秋时代的隐约面貌，一块其整全、安宁和鲜洁之气几乎被人心意气之争消耗殆尽的时间残片。
《左传》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开始记录，那之前，周王朝刚经历了一场差不多可称得上死亡的变故，周第十二任君主姬宫湦，就是那个为博美人一笑、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尽管现代历史和考古学家们倾向于认为烽火戏诸侯这么个荒唐事，似乎是司马迁的小说家笔法，但幽王当政时，昏乱无道另说，独宠褒姒确是事实，为立褒姒及其子，废皇后及太子宜臼，废嫡立庶在当时是大忌，不过据说周幽王做的还不止这些，后来宜臼逃亡至申国他外祖申侯那儿，他又准备兴兵伐申，申侯一怒之下，联合戎族杀幽王于骊山下，宜臼遂立为周平王。平王即位次年，都城东迁洛阳，周的历史也从这儿开始一劈为二，一个覆灭的西周和一个摇摇晃晃重新开始的东周，这应该也是平王希望的，他的王位，说到底，是他外公帮他杀了父亲夺来的，迁都，除了避犬戎，更重要的，大概是帮他远远避开这一段血气弥漫的过去，以一道坚固的沉默的墙，把所有的不堪和罪恶冻结在一个业已结束、不再向外蔓延的时间里。只不过，再怎样与过去决裂的姿态，再怎样完美的语辞策略，巧妙的历史界线，要割裂开一串流动的时间和事件，使善与恶凝固、分化、各立一边，这大概要等人们在代际更替间一点点遗失细节，开始靠书写和文字重塑记忆时才会奏效，而当时的人们，还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一场有弑父嫌疑的、依赖力量而非必然性推进的皇权移交。对于一个坚信人世秩序应与其日月天地以同一轨迹永恒运行的民族，这个记忆从最根本的地方给予了周人们致命的一击，至高之位在得到的同时也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根基，即所有人能全然无碍地匍匐于一种纯粹的必然性之中，至高者或神圣之物于此失去其在场的依凭，借用西蒙娜•薇依的说法，上帝从世界隐退。
《左传》开篇里的这年，周平王在位已四十九年，世界就这样滑落到了一个神迹隐而万物渐衰的时代，原初的稳靠和毋庸置疑陆续坍塌，各诸侯国开始发现自己的力量，人们频繁出击，试探，挑衅，并从中确认和增长这些力量。社会物质决定论者通常会认为，物质的匮乏是人们攻城略地、冲突不断的根源，譬如一场突发的灾害，譬如人口增加到某个临界点，农耕社会受制约的因素实在多，天时、地利，还有人心，稍有变数，一个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稳态就可被打破。而其中，土地，那些肥沃的利于繁衍生息、产出粮食的土地，自然就成了人们抢夺最激烈的对象。我的家乡地处长江东南部，更早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延陵”，江南山不高，但数量其实不少，偏延陵这一片，独据了一整块平原，山只绕着城郭外沿而立，在“江南瘴疠地”的当时，这实在算得上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所以，要称“延陵”，意思是我这儿只不过山陵延伸的一部分，也不见得有多好，以免外人心生嫉妒甚至争夺之意。
但纵春秋之世，至少在《左传》的记叙里，真正源于物质匮乏而起的冲突，几乎没有。也许它已成为整个大冲突下隐而不显的背景，也许它本就是冲突到后头必要面对的那个毋庸多言的根坻，但无论如何，《左传》并不把这部分作为鲜明的预设和布景呈现到舞台上。你能看到的，反而在在皆是为了对外扩张、兴兵伐师，而先行通商货，积财币，兴产业，作利民之计的。春秋齐桓、晋文两霸，俱是以此厚养民生，安抚民心，再进一步教民有义、讲信、知礼，然后，好更有余裕地用民、修兵、致胜；一向不靠谱的晋惠公，吃败仗被俘后，回去头一件事即改田制，开阡陌，力图修治强国。国富而后兵强，差不多是整个春秋时期的常态，也成为后来世代的共识。
事情跟我们通常以为的掉了个儿，不是为了富才要打，而是为了打，必得先富起来。这几乎就是说，其实不打仗，人们仅依赖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日子照样过得下去，没准儿更红火，更有滋有味。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仗？是赫拉克利特说的那样吗，斗争是诸神与人之母。每一场仗就像一次毫无预警但到时间必出来一次的心搏跳动，那背后带着一种没来由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好像战争与杀戮，就是人类与生偕来的基因，无休止自我复制的病毒，总之，你捉不着也掐不灭那最开始的一环。
我们来看《左传》里记录的第一段冲突，“郑伯克段于鄢”，其本质是一个家庭内部，儿子与母亲、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导致的一场流血和杀戮事件。作为春秋之乱的开头，这个故事，几乎有着定性整个春秋书写史性质的意味。
我们追溯这个故事的源头，可以发现，那里并无善恶、对错、正邪，母亲生儿子时，难产，受到惊吓，大概是几乎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圈，个中痛苦和骇人，约摸可以想象，于是，没来由地不喜欢这个因为早生还自然地被立为继承者的大儿子，她宠爱小儿子，希望小儿子继承那个位子，尽一切可能为他谋取利益，甚至试图为他夺取王位。于是，聪明、果断、但自出生就遭母亲莫名怨恨故而心思也渐冷漠的大儿子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装作宽容大度，满足母亲为弟弟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不闻不问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弟弟身上种种不轨企图，他纵容、给予对方不断膨胀的野心，毫不遏制早已端倪初显的恶，像个耐心的园丁培育他的作物，要等待这株恶之花盛放的那一瞬，他好张开利刃，一刀剪下，以泄这长久以来的积郁和不平。果然，弟弟最后起兵谋反，并与母亲里应外合，约定攻城那天由母亲打开城门，放军队入城。大儿子在得到他们约定的那个日期后，说一声：“可以了！”张开早已布好的罗网，转眼之间，扑下对方。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斗，在它最激烈的部分，反而是最平静的，大海在它最深最可怕之处正是一片平静的蔚蓝，对于一个心意刚强、剧烈的人，任何柔弱、退让和貌似宽容大度的姿态，都是一种隐含有屈辱色彩因而分外尖锐、戾气重重的自我压抑，而这个事件的主人公，他的自我压抑，似乎又还有另一层色彩，他那步步为营、有预谋的宽容自然不是为了消融一段恨或俘获一颗心，但也不能单纯以灭敌、报复、解恨来理解，更深切更体己地看，它好像一种控诉，也像是对自身的哀怜。表面上，他是一个等待最佳时机的猎人，不疾不徐等着猎物一步步走上自己预料甚至预备好的路，但心底里，大概还是存有这一丝幻想——事情不至于也不应该真到那样的地步。这幻想不是出于对形势和对手的判断，而只因他对自己的怜惜，不相信到头来，自己仍只得这样一份对待，要不然，不至于要到最后一刻，得知弟弟和母亲定下了日期，那个偷袭进城、彻底背叛他的最后日期，才正式动手。幻想被最后打破，就只剩寒冰似的决绝和狠辣，我已退让至底，若你仍紧逼不舍，那么，我身上曾负荷的一切有关德性的部分，诸如良心、道义、责任等等，至此终于可以卸下，成为一个无辜的、心狠手辣之人，而罪与罚统统归于对手。
对习惯了“你若无情，我便无义”这类情感逻辑的现代人来说，郑庄公的选择其实还蛮可以理解的，故事的前半段，大约也是世上常常发生的，你我身边，有几个子女的家庭，因为父母宠爱不均，使兄弟不睦或怨恨相向的例子实在不少。日常现实里的结局，通常是老死不相往来，或恶言相向，争抢财产，对簿公堂之类，只不过，这里的当事人处于一个拥有更大能量的命运设置中——郑国之君，拥有普通人想不到的杀伐决断之权，于是，他身上那种怨愤便激发出了更强大的破坏力，形成一种可叹的景观。而他为孔子所诟病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
孔子在修订《春秋》时，用 “克”一字来定性整个事件，《左传》解释说，“如二君，故曰克”，郑庄公与共叔段，是兄弟，尽管这里，弟弟已不像弟弟，但哥哥本应担负一分教育督导之责，现在为一快己意，反而处心积虑、故意养恶以逞诛灭之欲，那就是哥哥也不像哥哥了。这两人，不只兄不友、弟不恭，更是一个欲擒故纵，一个缮甲修兵，如临敌对峙一般。所以，《左传》的意思，以“克”字来描摹和指称这一场兄弟如仇敌的对立，隐含着孔子对这一行为的臧否，他的不赞同。
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如你我等，大概更容易站在庄公一边，反而不易认同《左传》书写者的这一点苛责。试想想自己，很多人若置于当时的处境，只怕也会如此行动，冷漠、仇恨、反扑以至你死我活，又或曰“正当防卫”“先下手为强”。毕竟后来的我们，其情感发生，已愈来愈趋近于一种生物性的刺激-反应模式，恩要报，仇要雪，乐要行，苦要避，人之常情，天经地义。而春秋时的书写者，却在此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独立而自在，不是“因为你怎样，我就怎样”，而是“不管你怎样，我只这样”，他人的行为或选择，不是我采取何种行动的原由，他人的存在不对我产生如刀斧之下应声而裂的直接影响，亦不以己身之全与明，投射他人的善恶。人，在此意义上，不对他人负责，而只对自己负责，他必得先立定好自己的这面，而迎面过来的那些——他人或可称之为命运的其他东西，则是要人深潜其中，学习如何立定正身的。
难产出生是郑庄公先天而来的一段命运，也因此他遭遇了母亲的不公对待，他的出生和他的母亲，都是他不可选择，也无从更改，同属于命运的一部分。只是，他并未克服这段命运，亦未能从中获得教益，反而臣服其中，溺而不起。于现实的争斗他是赢了，弟弟被逐，母亲软禁，但得偿所愿后，并不就迎来欢欣和安宁，原来誓跟母亲“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很快他后悔了，因颍考叔相助，母子“掘地及泉，隧而相见”，总算与这段过往作了一分和解；逃亡他国的弟弟共叔段，他无法谅解，但也难止恸处，十年之后，在处理战败的许国时，仍忍不住牵出这一段往事：“寡人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许乎？”连自家兄弟都不能和睦，遑论长久取有另一国家？甚至，由此，他比大部分人更早地看到周室衰亡的命运，然而，就像他对自己命运的沉溺，对自己的郑国乃至整个周王朝，同样也无能为力，只嘱咐驻扎在许国的臣属，等他一死，就速速离开，“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周人的子孙正一日日失去他们赖以存有的根基——那如日月星辰完美流转的人间秩序及由此而生的力量，这样一群渐被上天厌弃的人，必不能和大岳之后的许国相抗争了。
十年前的这件事，并不曾结束，它绵延过那之后的每一寸日光、月影、晨曦和庭前的流水，直至他的整个余生。沉溺于命运之河里的这些时光，是悲哀和可叹惜的，对或不对，还是其次，《左传》呈现出这些事实，也并非要使其中的对错确凿，或将善恶分条缕析，但“克”字显然指明的是，他本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更好的路向，更好的命运。
冲突的生发，不是因为生存层面的困难，不是为了粮食、土地等必需的物资，而是源于一段无法克服的命运绳纽，源于人之为人，其高贵性和原初性的逐渐泯灭，这是《左传》用大笔墨写的第一个故事，第一场战争，一个让人寤辟难安的开头。它像一个预言，兆示着其后一整个春秋时代的隐约面貌，一块其整全、安宁和鲜洁之气几乎被人心意气之争消耗殆尽的时间残片。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