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普尔维达：南美是一张遗失物品的清单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南美是一张遗失物品的清单
（发表于某旅行杂志）
怀旧是这样一种情绪：它取消了现时，将一切直接投入回忆。旅行则是这样一种活动：它追求一次性的不可复现的经历。因此，它们便在精神中，在身体上彼此成为对方的拟态。在旅途中怀旧，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具有一种揭示作用，它提醒我们在愉悦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缺憾——在旅行中，我们的经历犹如接连不断地拆开一份又一份伤感的礼物。
智利作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在自己的家乡旅行，仿佛在自己的内部远足，像一只寻找巢穴的鹰，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上反复逡巡。南美洲在他的脚下悄然轮回，成为一片新的大陆，但它更新自我的方式并非创造，而是舍弃。他将他的旅行见闻称为“一张遗失物品的清单”，或迟或早，使南美之为南美的一切也许都将进入这份清单当中，而同时，使城市之为城市，使现代之为现代的一切将填充所有的空间。个性将成为绝对的稀有物——这个世界开放到了如此程度：一切均可分享，于是便没有什么需要分享了。
然而，塞普尔维达并非一个见证者，他从未在旅行中置身事外。与其说他是在为巴塔哥尼亚做传，不如说他是在记录一次又一次与自我的相遇。他的旅行仪式般地赋予了“遗失物品”另外一重含义：通过预言一种必然的失落使当前的价值获得一种提前的追认。
长期做客的人
失去家园的过程既缓慢又轻微，不易被察觉，人们只有经历一段足够漫长的时间，再通过回忆的剪辑，才能在心中唤起一种被长期推延的惊愕。智利是塞普尔维达的出生地，但将之称为他的故乡却不一定恰当，他是一个大范围的人，需要一个更宽阔的空间容纳自己的起源，他将那里称为“南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世界之南见证一个时代终结的幸运儿。那是成为我的力量与记忆的南方，那是我用尽爱意与愤怒紧紧抓住的南方。”
自青年时代起，塞普尔维达便在每一块大陆之上留下足迹。在欧洲和撒哈拉沙漠的深处，他像一棵游动的树在行走中生长，亲身经历了许多危险而又奇妙的时刻。正是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发现自由是人唯一确定的和平等的天赋。他决心捍卫他的发现。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并开始了对智利的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一向习惯于以笔锋直陈政见的塞普尔维达很快便因言获罪，他被逮捕入狱，并被判处三十年监禁。两年以后，他以一种悲剧性的妥协换取了对剩余二十八年刑罚的赦免：他将恢复自由，但必须离开他的国家，作为一个流亡者在异乡生存下去。
挖去了家园之后，去了核的世界也不过像是一座更大的监狱而已。但那是一个年轻人，有着年轻的肌肉和年轻的心，血管里涌动的血液像在安第斯山脉地下沸腾的岩浆。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于1977年离开智利，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短暂停留后，将原本为前往欧洲而准备的旅费花去大半，于是一半是无奈，另一半却也是自己有意促成了一次对于计划的临时变更——他决定改道转机前往厄瓜多尔，想看看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现代文明的缝隙中存活下来的。塞普尔维达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同生活了半年，他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并且意识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自己的先辈们只是一群蛮横的客人。
之后的八年，路易斯·塞普尔维达流亡于西班牙，并在这个殖民者的国家成为了名人。在流亡结束以后，他仍然时常旅居于法国和西班牙，在家园记忆被打断以后，他似乎进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中，无论在哪里似乎都是在旅行，熟悉的一切渐渐陌生，陌生的一切却又变得熟悉，似乎走到哪里他都是客人。
将大地归还于人的脚下
1996年，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和他的朋友兼工作伙伴摄影师达尼埃尔·默琴斯基一起谋划一场跨越南美洲的旅行。他们“想做点什么来超越长久以来把我们带向这个广阔世界、为各个杂志及报纸提供报道的图文互衬的合作关系”，而要超越这种关系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信任与投契，不如说是一种彼此放任的略显孩子气的友情。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制定计划，或者至少是没有执行计划，也许是因为旅行对于他们实在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那对于他们既是工作也是生活。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总还是有所不同，在这次旅行之前，并不存在任何预设，也就是说，没有一种成果在未来等待着作家和摄影家的工作。自然，他仍然会在纸上落笔，他也仍然会按动快门，但他们将放弃艺术家的绝大部分谋划，任由随机性来施展它的魔法。记录，仅仅记录就够了。
这是一次以体验失落为结果的旅行，这是一次纪念性的旅行，但是有关这一点，必须在旅程结束以后才能被揭示出来。起初，一切都是“照常理”进行的。“从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下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空间在笔下掠过，对于塞普尔维达而言，这似乎与在附近的公园里散歩一样容易。
一路之上，两人仿佛在做这样的工作：以仆仆风尘报复手中的那张布满色块的地图，报复它的平面，它的轻浮和它过于简化的和失真的功能化处理——这几乎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方式。“在一八八〇年，当大批移民开始来到南半球的土地时，英国媒体强调的不是那个世界脆弱的美丽，而是它的经济潜力，依附在'悲哀的消灭野蛮人的需要'上的经济潜力……”，而那些世界之南的长期居住，那些悲伤的主人们“执拗地守着自己的尊严，决心不再做给游客提供消遣的民族版图上的可爱小细节”，他们是“艰辛的生存者”。
他们将生满的朱丝贵竹的山谷安放在地图的一角，并在周围摆上特维尔切人、马普切人以及高乔人，想要以他们的方式来还原这块土地上被削弱的生命力。这只能是一个长期的秘密的过程，旅程从一个月扩充至数个月，而时间竟使得曾经真实的一切有如虚构。还原与修复最终竟演变为缅怀：“在我和同伴上路的那一年，朱丝贵竹最后一次开花。它的可以预言的红花将安第斯山地区的巴塔哥尼亚染成了红色，其实不用等太久，就会知道不幸会从哪里来。”
遗忘的两种形象
遗忘是一个长着两种面目的精灵：有时它给人们安慰，有时它却使人们哀伤。在南美洲，远古的土地神早已退位，被驱逐出境。遗忘精灵跟随现代性的脚步踱入安第斯山脉、亚马逊河畔和巴塔哥尼亚高原，化身为各个不同的人物和角色，在得到时间默许之后，趁着人们转过身去的时候，以轻盈的动作将下一件事物带走。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专程前往雷蒂罗车站，去与遗忘相会——车站正是一个极典型的象征性场所，堆积着人们在这里卸掉的过去。作为以象征来理解世界的人，这位作家选择以这里来表征阿根廷，甚至整个美洲。“十三个售票窗口排成一排，贴着椭圆形的绿色瓷砖，栅栏上的木制扶手已经被千万只手、被千万股情绪磨得发亮。在大厅一端的光线昏暗处有一个在嵌板上展示的展览。举办它是为了庆祝车站建成八十周年，在一切都是新事物的大陆上，这一天是这个新生古迹的大日子，因为拉丁美洲人的古代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
作为自己的古代，“世界之南”漂浮在“现在”之中，以一种异常缓慢的节奏沉入忘川。这是时间自身的魔法，虽然无可阻挡，却温柔得如同抚摸。“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自然的法则，是生命的一部分，像瀑布下的岩石总会长满青苔，像河流在冬季化为冰川。对于塞普尔维达，这种遗忘是可以亲近的，通过纪念与缅怀，甚至是可以以某种普鲁斯特式的方式返回的。
还有另外一种遗忘，藏身于人们共同的阴影部分，像一个无法切除干净的瘤。在那其中有文明对印第安人所犯的罪行，有独裁统治和秘密警察，有仇恨和血腥的谋杀。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它锁在心的深处，不敢去触碰它，但时不时地在小酒馆中，或是某个人的坟墓旁，通过一个醉汉或祭奠先人的山民的讲述，它又会突然现身。
整个南美之行当中，这两种遗忘始终交织在一起彼此角力，美好与丑陋铺满了整个旅程。他们遇到孤独的乐器制作师、遇到能像上帝触碰亚当一样给她接触到的植物带去生机的“奇迹女士”，但也遇到了曾经的黑帮与秘密警察。但最终它们都在同一份清单上，一份“遗失物品的清单”上，这是塞普尔维达在结束了这次南美之行后又过了四年才意识到的，那时他开始写作一本有关这次旅行的书，在完成之后，他将它命名为《失落的南方》。在这本书的末尾，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以一幕辉煌的景象来缅怀失落的一切：“太阳向太平洋落去，它点燃了平原，在冰川上映射着它的火焰。一切看起来都像巨大的炭火，于是，像那些坐在海豹皮做的轻薄船只上划过海峡的古老航行者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怀着敬意喃喃道：'是的，是真的……'。”这一切，曾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