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爱与感情

提起阿伦特，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想象。她是20世纪政治哲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她关于极权主义、恶的平庸性、自由与责任、暴力与革命、想象与判断以及人类生存意义问题的思考深深影响着时代。她是公共领域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厌其烦地思考着时代与行动的可能性，而与海德格尔的恋情又使她像是一个不顾世俗的哲学系小女生。

她的好朋友约纳斯，回忆起他在马丁·海德格尔研讨班上遇到阿伦特时的情景：“我是怎样记住这位新来者呢？她害羞、离群，举止非常美丽，眼神孤独，她出乎意料地以一种独特且难以描述的方式站出来。在那里，有才学的聪慧并不罕见，但它在她身上体现得特别强烈，此外还伴有一种内在的指引、追求品质的本能、对本质的把握和对奥秘的探查。”

约纳斯与阿伦特共同度过了对海德格尔的演讲进行思考的美好时光，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阿伦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斯特恩便是约纳斯的好朋友。他们1929年9月在诺瓦威斯的市民婚礼仪式堂举行了婚礼。将阿伦特和斯特恩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很多：他们都来自同化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们受过相似的哲学训练，也共享着学术立场，对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所发起的哲学革命都很着迷，同时两人都被看作是头脑聪明、出来拔萃的学生，他们一起写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书评，合作写关于里尔克一首诗的评论性文章。

但阿伦特自己说，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确是学术兴趣外的两点：斯特恩是一个和蔼而有绅士风度的人，在他们于柏林相遇后不久，阿伦特年轻时期的咽炎犯了，有些轻微疼痛，斯特恩带着一篮柠檬来看她，并以他擅长的幽默来帮助她。再有阿伦特的母亲玛萨·阿伦特十分喜欢斯特恩，非常欣赏他的音乐素养，君特恩有着很好的音乐资质，同时拥有熟练的钢琴、小提琴的演奏技能。玛萨·阿伦特非常希望女儿和一个有好的家庭、好的前途的年轻人结婚。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后阿伦特第二任丈夫布吕赫和她母亲的不和。

斯特恩曾试图通过在音乐哲学领域进行研究，以争取讲师资格，而当时这一领域的权威是阿多诺。后者对君特恩从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音乐理论问题很不满意。阿伦特从来就不同情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背景，因此她对君特恩说，“那人是不会到我们家里来的！”君特恩不得不另谋生路，他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记者和作家生涯。

但最终二者还是产生了分歧，阿伦特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之中，在与斯特恩的相处中，她并不愿意过多讨论这些问题，相反君特恩总是在和他的共产主义者朋友讨论后，回家向阿伦特报告他们的争论，并等待她的意见。二人无论是在社交圈，还是在兴趣、成就上都缺乏默契。1933年因为国会纵火案，君特恩准备移民，而阿伦特决定还是留在柏林，一直到1936年6月斯特恩离开巴黎去纽约，他们才最终分开。

海因里希·布吕赫是阿伦特的第二任丈夫，1936年早春时，阿伦特遇到他，他当时从柏林取道布拉格逃了出来，伪装成一个资产阶级旅行者。他们之间爱情的产生正是在这年6月份的一个晚上。阿伦特在家中接待一位朋友克兰伯特，后者带上了这位伪装的资产者，阿伦特开玩笑地称布吕赫为“先生”。

布吕赫工人出身，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经常与斯巴达克分子或是共产党一起参加战斗和罢工。他不是一个大学学者，而是一个无产者；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行动者；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把思想当作宗教的人。他成了阿伦特的新世界。在他的影响下，阿伦特为她对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大部分阅读增加了一种“革命实践”的感觉。他们认识的十年后，在回答雅斯贝尔斯对自己的世界普遍主义和无偏向的政治视野的夸奖之辞时，她概括了布吕赫在学术上对她的影响：“我从我丈夫的政治思考和历史观察中学习，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做到这样，因为我在历史和政治上被导向了犹太人问题。”

在纳粹步步紧逼的形势下，阿伦特和布吕赫移民到了美国，战争、贫穷、流亡，他们一起度过了混乱拮据的生活。与布吕赫的婚姻让阿伦特真正体会到了“在这世界如在家中”的感觉，他们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平等相待，布吕赫钟爱建筑，阿伦特便将印有法国建筑的明信片寄给丈夫，不在一起时他们的通信都洋溢着由对方的兴趣和成就所带来的快乐，他们看到周围很多旧日朋友的婚姻处于动摇之中，有的甚至破裂，有的是长久的婚姻和偶尔的分手相间，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婚姻，因为互相的平等而独立，他们的婚姻很稳固。阿伦特曾写过一首诗，形容自己感受到的进入世界时的安全感——

大地如诗篇，

片片田地由树木分开，

让我们在犁过的田边，

踏出我们自己的路，

印到这个世间

花儿在风中欣欣向荣，

绿草茵茵，柔软似床

天空蔚蓝，为我们祝福

阳光洒出柔和的光芒

人们四处信步，无人失落

大地、天空，光线与林木

一起在上帝的戏剧中出演

布吕赫则用另一首诗歌回应了妻子——

此时，此地此时

你和我就叫做我们

成为我的，你就要成为我

成为的，我就必须成为你

成为你的，我就必须成为你成为你为你而真实

他和她就是（我们自己的）奇迹

你比我更像我

我比你更像你

因此我比我更像你

也因此你比你更像你

我们沿着永恒

永久地运动着

这样他们帮助我们；他照料我

阿伦特与布吕赫之间的感情笃深，1970年的10月份布吕赫心脏病发作去世，这对阿伦特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在布吕赫的葬礼结束后，她告诉好友玛丽·麦卡锡：

我完全被掏空，如果你能理解那种深层的心劳。我并不劳累或者说并没有非常劳累，只是被掏空了……我不相信十年来我一直害怕的这不期而至的死亡果真发生了。这种害怕经常让我陷入恐慌，而这害怕与恐慌所在处现在纯然空虚。有时候我想，如果没有我这种内在的负重，我将不能前行。真的，我感觉到自己漂浮了起来。我如果想到过去的两个月，立马就会眩晕。我现在坐在海因里希的房间中，用着他的打字机。这能给我一些东西，让我有所依靠……

她的好朋友安妮·威尔提到一个故事，一个晚上，安妮从商店回来，用布吕赫的钥匙开了门。这时，正在起居室与一个学生交谈的汉娜·阿伦特听到熟悉的声音，就习惯地说——“海因里希，把你的套鞋脱在门边。”当安妮走进起居室的时候，阿伦特叹着气回到她的椅子，一句话也没说。

在布吕赫去世后，诗人奥登曾来到阿伦特的寓所向她求婚，提出他们两个单身的人能彼此照顾。这令她感到震惊而慌乱，阿伦特拒绝了他。三年之后，奥登也在寓所中去世。阿伦特用铅笔写下了两行奥登的诗，给她自己，也给奥登：

在痛苦的凝视之中

为人类的失败而歌唱。

这之后，阿伦特明显变得憔悴了许多，尽管她从未丧失对政治领域的热情。但她此时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开始渴望和平与安宁，开始思考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她开始撰写《心灵生活》试图寻找答案，开始谈论“思考”的问题，她认为是“思考为我们重新面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事情做了准备”，而判断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心灵真正的政治活动。在她还未完成这部作品时，便因心脏病突发而与世长辞。

阿伦特的一生经历丰富，充满传奇，她曾言，在20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还要过。回顾阿伦特的一生，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她其实是幸运的，尽管是恶劣政治经验的亲历者，但爱和友谊始终围绕着她，她的一生恰好是她思想的写照，“正是通过对世界的爱，人才明确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家园感，然后才想着从自己的善恶去照看这个世界”。在阿伦特这里，世界意味着杂多性和人的新生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出生并给世界带来新的东西，在世界之中生存，并不像海德格尔那样意味着沉沦，而是与他人的共同生存，并不断地创生，将世界塑造成与他人一起思考、判断、言说、行动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