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的喋血街头
不,我绝不会死去,心活在神圣的竖琴中,
它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不会消亡,
只要在这个月照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的名声就会传扬。
——《纪念碑》普希金
1837年1月27日,圣彼得堡近郊黑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正在进行一场著名的决斗。决斗开始,两个绅士手持火枪,背向前进,一步、两步、三步、四步……突然,其中一人提前转身开枪,子弹准确命中了他的对手,鲜血在厚厚的雪地上绽开了花。
中弹倒下的那个人便是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而开枪的人名叫丹特士,来自法国,当时正在疯狂地追求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冈察洛娃(Nataliya Goncharova)。这并不是一场单纯为情而展开的决斗。据称,刚刚继位的尼古拉一世,因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的关联,暗示丹特士必须在这场决斗中将其杀死。在这阴损的共谋下,年仅38岁的“俄罗斯的太阳”,就在一场决斗中陨落了。
靠决斗来解决纷争古已有之,公元前7世纪,罗马的贺拉提乌斯三兄弟,就曾与阿尔巴隆加的库里提乌斯三兄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场三对三决斗。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决斗则更多的来自日耳曼民族的单挑习俗。正如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写的,“日耳曼人的一切事情,皆可由一对一持剑厮杀解决。”
在整个欧洲基督教化以后,决斗又被赋予了上帝的意志,成为“神断”,即上帝会在决斗中做出公正的裁决,使正义的一方获胜。意大利伦巴底地区的法条中列举了谋杀、通奸、乱伦等20多种适用于司法决斗的情况。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下诏规定,民事纠纷可以用决斗来解决。有了宗教和条令的双重“认可”,决斗的参与者逐渐从贵族蔓延至普通民众。巴黎、伦敦、马德里、罗马,在那个时代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一大批佩剑而行、荷尔蒙爆棚的剑客,随时准备为了“你敢撞我”、“你看什么看”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拔剑相向,斗个你死我活。
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当街械斗或相约决斗在当时实在普遍,很多传世的文学作品中都对此有过描写,最著名的莫过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这对少男少女千回百转的爱情故事中,导致两人不能厮守的直接原因,就是罗密欧为了给自己的好友茂丘西奥报仇,杀掉了朱丽叶的表哥提尔伯特。剧中描绘的特权阶层拉帮结伙,聚众砍杀的惨状,也确实是当时现实而重大的社会问题。
16、17世纪,欧洲街头暴力盛行,当局出台了不少法令限制和规范刀剑的使用。譬如英国于1562 年颁布法律,明确规定不能携带超过一码的长剑上街,然而这类公告基本是形同虚设,每个成年男子都至少会携带一把匕首。长剑和匕首就像当下男士佩戴的手表或领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只不过它们不能用来记录时间,却可以随时终结他人的时间。
当时流行的佩剑,准确来讲,应叫刺剑(rapier),多为制作精巧、造型流畅的双刃剑。剑柄处还有弯弯绕绕的铁丝装饰,可以在格斗中保护主人的手腕。剑身一般长一米左右,剑刃、剑尖都很锋利,即可挥砍,又可劈刺,搭配左手的匕首,可攻可守,使用方式良多。使用刺剑决斗,使双方不至于当场被砍下头颅或一分为二,大大降低了现场的血腥程度,但通常会使人死于大出血,或是伤口感染,不治身亡。尽管决斗如此惨烈,但人们仍旧乐此不疲。用茂丘西奥话来说,斗剑简直就是音乐演奏,是优雅的死亡之舞。
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没有恐惧也就不会有希望。——斯宾诺莎
如果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维罗纳的街头暴力为标准判断,那么现实中17世纪的罗马一定是个被上帝遗忘的罪恶之城。空气里弥漫着汗味、酒味和大蒜味交杂的窒息感,大街上满是无家可归的孩童,还有赌徒、庸医、乞丐、妓女和流浪汉。罗马在与上帝信徒的人间办事处梵蒂冈最近的地方,却被遗忘在了地狱的深处。
这样的罗马,注定无法向威尼斯、佛罗伦萨那样,为提香、达·芬奇之流提供一个安稳的创作环境,让艺术成为彰显上帝和人类的工具。但这样的罗马,却是卡拉瓦乔的最爱,是他灵感的温床。
卡拉瓦乔幼时生活在米兰,不到六岁时,黑死病便夺走了他的父亲,母亲也在他19岁的时候去世。1593年,卡拉瓦乔变卖了分给他的家产,风尘仆仆,来到罗马。刚开始他居无定所、身无分文,流浪于街头,入过画家和剑士团。他们混迹街头,到处惹是生非、逞勇斗狠,每晚在廉价酒馆里喝个天昏地暗。这个邪恶小团体有个座右铭,叫“无望亦无畏”(without hope without fear,‘Nec Spe Nec Metu’in Latin),这句话也成为了卡拉瓦乔的人生信条。
在人生的低谷中,卡拉瓦乔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譬如帮卡拉瓦乔提升了名气的奥尔西,与卡拉瓦乔成为挚友并经常给他当模特的西西里艺术家马里奥·明尼蒂,以及将卡拉瓦乔带入街头争斗的奥诺里奥·隆吉。他们陪伴卡拉瓦乔度过了罗马最初的艰辛岁月,目睹了他声名鹊起,也见证了他的逃亡,而这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便是1606年的一场决斗。
自从卡拉瓦乔得到了红衣主教德蒙特的赏识和庇护,他在罗马的名气和地位水涨船高,言行更加嚣张不羁,还总是违背规定,佩剑出行。随身携带的武器使他们暴力行径的恶劣程度直线上升。卡拉瓦乔曾趁着夜色偷袭过帕斯卡罗内,原因是后者诬陷卡拉瓦乔与他的模特莲娜有染,又怯懦地不敢接受决斗挑战。1606年,也许还是因为一个女人,卡拉瓦乔向当地知名的政客托马索尼下了战书。不同于前一次杀人未遂,这一次,卡拉瓦乔的剑刺穿了托马索尼的腹部,使其因大出血而死亡。托马索尼背景强大,而卡拉瓦乔再难逃制裁,最终,法庭以谋杀罪判处其死刑。在友人的帮助下,卡拉瓦乔连夜逃跑,开始了他的亡命之旅。
决斗,事关荣誉与尊严,在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为此喋血街头。“无望亦无畏”的心理,实际是当时社会颓废混乱的真实写照。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和司法制度的健全,决斗的丧钟被敲响,普希金们的血不会再流了,但卡拉瓦乔式的艺术大师,也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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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不会消亡,
只要在这个月照的世界上还有一个诗人,
我的名声就会传扬。
——《纪念碑》普希金
1837年1月27日,圣彼得堡近郊黑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正在进行一场著名的决斗。决斗开始,两个绅士手持火枪,背向前进,一步、两步、三步、四步……突然,其中一人提前转身开枪,子弹准确命中了他的对手,鲜血在厚厚的雪地上绽开了花。
中弹倒下的那个人便是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而开枪的人名叫丹特士,来自法国,当时正在疯狂地追求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冈察洛娃(Nataliya Goncharova)。这并不是一场单纯为情而展开的决斗。据称,刚刚继位的尼古拉一世,因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的关联,暗示丹特士必须在这场决斗中将其杀死。在这阴损的共谋下,年仅38岁的“俄罗斯的太阳”,就在一场决斗中陨落了。
靠决斗来解决纷争古已有之,公元前7世纪,罗马的贺拉提乌斯三兄弟,就曾与阿尔巴隆加的库里提乌斯三兄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场三对三决斗。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决斗则更多的来自日耳曼民族的单挑习俗。正如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写的,“日耳曼人的一切事情,皆可由一对一持剑厮杀解决。”
在整个欧洲基督教化以后,决斗又被赋予了上帝的意志,成为“神断”,即上帝会在决斗中做出公正的裁决,使正义的一方获胜。意大利伦巴底地区的法条中列举了谋杀、通奸、乱伦等20多种适用于司法决斗的情况。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下诏规定,民事纠纷可以用决斗来解决。有了宗教和条令的双重“认可”,决斗的参与者逐渐从贵族蔓延至普通民众。巴黎、伦敦、马德里、罗马,在那个时代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一大批佩剑而行、荷尔蒙爆棚的剑客,随时准备为了“你敢撞我”、“你看什么看”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拔剑相向,斗个你死我活。
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当街械斗或相约决斗在当时实在普遍,很多传世的文学作品中都对此有过描写,最著名的莫过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这对少男少女千回百转的爱情故事中,导致两人不能厮守的直接原因,就是罗密欧为了给自己的好友茂丘西奥报仇,杀掉了朱丽叶的表哥提尔伯特。剧中描绘的特权阶层拉帮结伙,聚众砍杀的惨状,也确实是当时现实而重大的社会问题。
16、17世纪,欧洲街头暴力盛行,当局出台了不少法令限制和规范刀剑的使用。譬如英国于1562 年颁布法律,明确规定不能携带超过一码的长剑上街,然而这类公告基本是形同虚设,每个成年男子都至少会携带一把匕首。长剑和匕首就像当下男士佩戴的手表或领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只不过它们不能用来记录时间,却可以随时终结他人的时间。
当时流行的佩剑,准确来讲,应叫刺剑(rapier),多为制作精巧、造型流畅的双刃剑。剑柄处还有弯弯绕绕的铁丝装饰,可以在格斗中保护主人的手腕。剑身一般长一米左右,剑刃、剑尖都很锋利,即可挥砍,又可劈刺,搭配左手的匕首,可攻可守,使用方式良多。使用刺剑决斗,使双方不至于当场被砍下头颅或一分为二,大大降低了现场的血腥程度,但通常会使人死于大出血,或是伤口感染,不治身亡。尽管决斗如此惨烈,但人们仍旧乐此不疲。用茂丘西奥话来说,斗剑简直就是音乐演奏,是优雅的死亡之舞。
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没有恐惧也就不会有希望。——斯宾诺莎
如果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维罗纳的街头暴力为标准判断,那么现实中17世纪的罗马一定是个被上帝遗忘的罪恶之城。空气里弥漫着汗味、酒味和大蒜味交杂的窒息感,大街上满是无家可归的孩童,还有赌徒、庸医、乞丐、妓女和流浪汉。罗马在与上帝信徒的人间办事处梵蒂冈最近的地方,却被遗忘在了地狱的深处。
这样的罗马,注定无法向威尼斯、佛罗伦萨那样,为提香、达·芬奇之流提供一个安稳的创作环境,让艺术成为彰显上帝和人类的工具。但这样的罗马,却是卡拉瓦乔的最爱,是他灵感的温床。
卡拉瓦乔幼时生活在米兰,不到六岁时,黑死病便夺走了他的父亲,母亲也在他19岁的时候去世。1593年,卡拉瓦乔变卖了分给他的家产,风尘仆仆,来到罗马。刚开始他居无定所、身无分文,流浪于街头,入过画家和剑士团。他们混迹街头,到处惹是生非、逞勇斗狠,每晚在廉价酒馆里喝个天昏地暗。这个邪恶小团体有个座右铭,叫“无望亦无畏”(without hope without fear,‘Nec Spe Nec Metu’in Latin),这句话也成为了卡拉瓦乔的人生信条。
在人生的低谷中,卡拉瓦乔结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譬如帮卡拉瓦乔提升了名气的奥尔西,与卡拉瓦乔成为挚友并经常给他当模特的西西里艺术家马里奥·明尼蒂,以及将卡拉瓦乔带入街头争斗的奥诺里奥·隆吉。他们陪伴卡拉瓦乔度过了罗马最初的艰辛岁月,目睹了他声名鹊起,也见证了他的逃亡,而这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便是1606年的一场决斗。
自从卡拉瓦乔得到了红衣主教德蒙特的赏识和庇护,他在罗马的名气和地位水涨船高,言行更加嚣张不羁,还总是违背规定,佩剑出行。随身携带的武器使他们暴力行径的恶劣程度直线上升。卡拉瓦乔曾趁着夜色偷袭过帕斯卡罗内,原因是后者诬陷卡拉瓦乔与他的模特莲娜有染,又怯懦地不敢接受决斗挑战。1606年,也许还是因为一个女人,卡拉瓦乔向当地知名的政客托马索尼下了战书。不同于前一次杀人未遂,这一次,卡拉瓦乔的剑刺穿了托马索尼的腹部,使其因大出血而死亡。托马索尼背景强大,而卡拉瓦乔再难逃制裁,最终,法庭以谋杀罪判处其死刑。在友人的帮助下,卡拉瓦乔连夜逃跑,开始了他的亡命之旅。
决斗,事关荣誉与尊严,在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为此喋血街头。“无望亦无畏”的心理,实际是当时社会颓废混乱的真实写照。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和司法制度的健全,决斗的丧钟被敲响,普希金们的血不会再流了,但卡拉瓦乔式的艺术大师,也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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