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汀 在夜里散步的诗人

他看见夜色十分地美，
就走了进去。
“我已疲倦于反复的思索，”
可他站在树下，再次陷入冥想。
回来的时刻总有些懊恼。
夜大概深了，邻居们都已睡着。
这时他认清自己的处境：
灰暗的走廊，淡淡的月光。
--江汀《夜里散步的人》

　　年轻诗人江汀，喜欢在夜里散步。在路灯闪烁的街道，他看见夜晚在视线中延伸，变得广袤而空旷。他想起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小说《乡村生活图景》里的画面：天空明亮，繁星闪烁，劳作一天的村民回家了，住房的窗户里有灯光溢出。一个小男孩游荡在街上，听到小贩嘶哑的叫卖声，逐渐感受到生活中无可挽回的断裂——这断裂是因为，他意识到日常生活是多么冗长，而深陷其中的人们终将衰老和死亡。
　　这个小男孩是年幼的奥兹，也是长大了的江汀。

　　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
　　小镇孩童，渴慕“海边的修道士”

　　害怕死亡，以及死亡之后的黑暗，这是江汀童年最原始的恐惧。九岁，他第一次怕黑，怕周围的人死掉，整夜不敢睡觉，隔壁房间的父母只要一熄灯，他就跑去敲门。抓狂的母亲把他臭骂一顿，他想说他害怕死，所以不敢一个人待着，可是话到嘴边，咽了下去。
　　于是渴求一盏灯。江汀求父母买来一种瓦数很低的节能灯，整夜亮着，直至睡去。那时，父母买了一套讲述世界灾难的丛书，羸弱的少年拿来翻，翻到一篇写唐山大地震，他看完了开始担心所在之地会灾难降临，于是，又睡不着觉。
　　童年消逝的速度太快，从10岁到17岁，紧迫的升学压力让他遗忘了这记忆。上了大学，变慢的生活节奏使他有时间又开始思考死亡，那段记忆回来了，“对我的性格塑造是根本性的，是原始意义的恐惧”。
　　如何消解这恐惧？敏感的少年选择了最有安全感的方式——阅读。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安徽南部，江汀和家人住在一个苍白的小镇上，每年过年，他都要回祖父家。祖父的村居中有一个书架，多是父亲和姑姑少年时的旧书。
　　睡不着的孩子总是早早醒来，读一切能从书架上拿到的书。记忆最深的是一本外国中篇小说集，是姑姑前男友的赠书。他对书里收录的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两个中篇《维多利亚》和《牧羊神》印象深刻。《维多利亚》里，汉姆生讲过一对夫妇，妻子年老因容貌衰退而不安，丈夫为了表达爱意，把硫酸泼到自己脸上。这个故事塑造了江汀对爱情乃至对生活的想象——在经历了生命疼痛过后，获得一种水晶般的纯净。
　　十岁的孩子觉得自己能读懂汉姆生，但这是在他有“文学意识”之前。在那被远山围绕的家乡晨雾里，他接着读到了德语作家黑塞的《悉达多》，之后又读了黑塞的《彼得·卡门青》，黑塞反复探求的主题——如何在世俗中获得超越的智慧光芒，这些在江汀看来，具有一种指向世界本质问题、且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他感到有束严肃的光芒照临了自己。
　　在这之前，他也读郭沫若、普希金和拜伦的诗，“不满足，这些诗人不会叩问终极问题”，19岁的江汀“已经能辨识出什么是真正好的文学”。他埋首图书馆，读荷尔德林与里尔克，读本雅明与卡夫卡，“‘死亡是什么’？德语作家总有直面终极问题的意识，我想了解他们”。
　　彼时是2005年，上大二的江汀开始明白自己要以文学为业。而命运的玩笑是——他那时正在青岛一所理工科大学读工程管理专业，八个男生住一个宿舍，大家感觉江汀有点怪，不懂他。
　　青岛邻着黄海，每当感觉寂寞，江汀就独自去海边游荡。一个五月的白天，他又来到海边，刚还晴朗无云，突然间海雾降临，四周弥漫起一股灰蓝色调。后来，江汀想起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弗里德里希所绘的《海边的修道士》，觉得自己就是画中人——世界只见大地、天空和海洋，以及一个站在海边的背影。这后来也正是他的诗作《自述》的结尾：
　　“我还记得在海边的/那些日子，看吧，看吧，/——命运——像海边的大雾——突然降临。”
　　江汀无意间以一个“海边的修道士”形象，进入到诗歌写作中。
　　在初读汉姆生的年纪，他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将来会写小说，没想到成了诗人。

　　从一个诗人，成长为一个人
　　只愿有烛光，不要“过度的热情”

　　19岁的秋天，江汀写下第一首诗，十年后的秋天，他同时出版了两本薄薄的诗集《寒冷的时刻》和《来自邻人的光》。诗集里每一首诗都按时间顺序来呈现，如他自述，“这些年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看着身后的生活凝固为石膏状”。
　　十年里，他的生活场所不断更迭——从家乡到青岛，再到上海，最后是北京，其间因为实习在长沙停留，也去过新疆莎车教维吾尔族孩子学汉语。
　　2007年大学毕业去长沙实习，在书店第一次读到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而后写出《来自邻人的光》的第一首诗《自述》。
　　“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又从一个诗人，成长为一个人。/抚摸走过的每一寸土地，/溯洄而上，需要极大的勇气。”（《自述》）
　　也许，从一个人成长为一个诗人，江汀已经实现，然而从一个诗人再成长为一个人，却是艰难的课题。生活并非江汀所想的“如同典籍和梦境”。
　　“神明隐匿自身的过程，/好像雨水撩起池塘的深浅。/谁若明白‘生活就是痛苦’，/他就走过我的身前。”（《退场》）
　　生活困境开始凸显。融不进工作环境，他犯了“乡愁病”，回老家小住，却在24岁这年，“乡愁消失了”。离家之后再回去，他回想起那些夜晚，“晚上十点之后，大人们就会催促孩子入睡”，而“小镇的街道上空空荡荡，偶尔有汽车穿行而过”，他意识到家乡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乡愁成了一种形而上的事物”，是一种被提炼的对抽象物的渴慕。
　　江汀逐渐脱离了“抚摸走过的每一寸土地”的那种狂热，或者说，“我克制了对抽象事物的热情，转而从具体的经验开始，去认识生活与真实。”
　　真实并不可爱。江汀开始写作时，身边没有能交流的朋友。为了爱情，他奔赴上海，在一个他感到惶惑的大都会，做一份“动漫编剧”的工作。江汀喜欢散步，散步是他思索生命的方式，而在上海的生活是那样匆忙，他失去了散步的心境。爱情结束后，他去了北京。在一个出版社做文学编辑，编诗歌，以及外国小说。总算是离文学近了些。
　　这个青年人过了25岁。25岁对诗人来说是个危险的年纪，如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言，诗人在25岁后还想写诗，就需要一种历史感。25岁前，江汀的诗学观是“厌世”——“从前我读里尔克，他说‘世界是一座悲伤的监狱’，我觉得这种姿态特别酷”。
　　25岁以后，他不再沉迷于这种“厌世”，“写诗对我来说，成为一种在世界上、在人们中间拓印自己的行为”。这段时间，他阅读沈从文、加缪和歌德，也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书，阅读把他推向“邻人”，从封闭的自我走向人群。
　　因做文学编辑的机缘，他结识了同龄诗人张杭、昆鸟、钟放，认识了作为兄长的诗人陈家坪、王炜，还有小说家朱岳、陆源……他与一群朋友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年诗会，还办了一本叫《阁楼》的诗刊。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中了。
　　江汀敬重的兄长陈家坪认为，“互相伸出手”是诗人渴望亲近的天性。上世纪80年代，张枣与柏桦能说三天三夜的话，第三代诗人的聚会充满了狂欢。进入新世纪，诗人普遍沉寂下去，陈家坪感到失落，他曾问过江汀对此的看法，江汀回答，“我对革命精神和狂欢传奇没有憧憬，而狂欢也不一定就能构成公共的精神生活。”
　　“我需要警惕过度的热情”，江汀认为自己无力也无意言说时代的思潮流变，“我们和第二代、第三代诗人不同，北岛和多多相遇时，还没在工作和生活中体验人情冷暖，而张枣早早远离了国内场域”。江汀和张杭等人结识时，都已过了28岁，“经历了孤独的淬炼和世俗的认知后，我们都形成了个人的精神史，很难狂欢了”。
　　相比之下，他更中意穆旦晚年诗作《停电之后》的“烛照”：
　　“但我点起小小的蜡烛，/把我的室内又照得通明：/继续工作也毫不气馁，/只是对太阳加倍地憧憬。”
　　所以，“我所谓的公共生活，就像小小的烛火，彼此照亮。”
　　江汀从19岁开始，就做一个文学之梦，梦里，“文学缓慢而耐心地进行着社会启蒙”。“丁玲和胡也频曾对沈从文说，用文学改变世界，太慢了，他们需要更激烈的革命，但沈从文更相信文学。而我，对文学也是有信心的。因为我在真正好的文学中，见过文明的力量，我知道它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也许是清醒，他笑言自己是“小诗人”——“只面向自己抒情，‘观察来自邻人的光’终究只是‘词句中的幻想’”。江汀有一种直觉——“我生活在忍耐与行动之间的一片开阔地。天上的星光一直照耀我们”，在文学作为社会启蒙的路上，这个年轻诗人只是安静地走入了夜色。
　
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22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12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