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格非式《博尔赫斯的面孔》相遇

与格非式《博尔赫斯的面孔》相遇
文：王瑢

我最早听说博尔赫斯，是因为哥哥的一个大学同学。此人在学校小有名气，另类诗人，常常语出惊人。他一毕业就奉子成婚。偶尔小聚，别的哥哥们边吃边聊，我在边上玩，他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就抱一本书——《博尔赫斯理论》，双腿一盘坐到凳子上，摇头摆尾说一句，你们这些人，俗，太俗。问他，书上都讲些啥？他先是不语，接着大腿拍一记，醍醐灌顶一般，说哎呀，我女儿没有奶粉吃了，我要去买奶粉了。然后跳下来，扭头走了。这人似乎永远是拿着这本博尔赫斯理论的。后来他出了国。前不久遇见，他早已不写诗了，我问他，还读博尔赫斯吗？他先是一愣，接着哈哈一笑说，想想那会儿，真是傻的可以。

翻看《博尔赫斯的面孔》。格非写散文，文字仿佛如油春雨，细细密密，丝丝缕缕，平静湖面泛起涟漪，雨丝遮掩着参差楼阁屋宇，读着读着会生出一点点忧郁来，读“忆故人”章节里面写鹤西先生——“他喜欢‘淡淡的哀愁’，沉醉于‘寂寞的欢喜’”，格非说，“以为人生犹如花开，云散花谢之后，果实却结在自己的心里”。优美的诗意文字，让人不由自主裹挟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中去。这是否与他的出生成长有关？我喜欢“乡村教育：人和事”里面这样的句子——“密密的桑叶筛出的清幽之光，既非一览无遗的‘明’，亦非绝对的‘暗’，妙在明暗之间，与外在世界隔又未隔，幽会的双方既在世界的中心，又在世界之外......”；喜欢他在“乡村电影”里面引用的本雅明著名比喻——“一张巨大的网撒在水中，拉起来却什么鱼也没有，唯有水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是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个个瞬间。”也喜欢格非在游记故事里描述去印度，因诗人西川一路鼓吹，一行人一路企盼，渴望着一出机场，能与大象邂逅的刹那，结果自然是止增笑耳，然后格非说“经验这种东西，往往最不可靠”，看得我笑出声来。描写在安哥拉与顽皮的猴子交战——“一只身手矫健的猴子像闪电一样，友好而熟练的摘下艾伦的眼镜，然后逃之夭夭......经过短暂动员，寺庙屋顶上出现大批捕猴者，他们大多是身穿短裤的孩子，他们在屋顶的瓦楞上奔走如飞，如履平地。”我仿佛身临其境，文字诙谐幽默，带了点点酸楚，当眼镜如期返还主人时，我的心也跟着舒了一口气。印度是神秘的，但绝非神秘到让人不可理喻。从格非早期的《迷舟》，《褐色鸟群》系列，到再版的《欲望的旗帜》、《雨季的感觉》、《蒙娜丽莎的微笑》等等，格非的故事无一不是在满溢着戏谑且无序的“弥天大雾”之中，编排不缓不急。

《博尔赫斯的面孔》前半部分，写游记，忆旧闻，谈天说地，读者读得顺畅，一读到底。但越往后读，杂文集进入评论阶段，我们看到博尔赫斯、卡夫卡、乔伊斯、麦尔维尔等众多国际面孔，也穿插出现废名、鲁迅、聊斋志异、唐人传奇等等诸多国有经典大师的影子。阅读速度慢下来，不得不慢下来，需要反复咀嚼，努力理解。格非说，“如果要我说自己关注什么，那就是我等待着读者阅读以后的参与或回应”。他又说，“博尔赫斯连‘爱情’也懒得去写，这个人不食人间烟火，我猜想，写作界那些文字流畅得犹如患了痢疾的写作者，大概也不会有耐心去读什么《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吧——连小说的名字都这么拗口，作品本身还有兴趣看吗？”

思南读书会上，毛尖一身休闲，毛氏风格眼镜，暗格围巾，俨然就是个乖巧学生，毛尖说，我今天坐在这里，首先是作为学生代表，我给学生上课，他们常常追问，“在先锋小说家中，格非的形象因为连绵不断的‘格氏迷宫’而颇显神秘，对‘迷宫’游戏的热拥，初初读时有一种新颖阅读的好奇，但紧接着再读，问题来了，会感觉艰难晦涩，故弄玄虚的阅读障碍让读者望而生畏。”毛尖边说边侧过一张巴掌小脸，弱弱问格非，你是不是故意？大家笑。格非说，“时间链条和过去某个时刻重叠，我写作时，刻意置身于遥远的过去，但我又的的确确生活进行在自己的时间里，任意让时间停滞或加快，时间可以无限扩张分切，文字是载体，总有缝隙可以容身其中。我喜欢博尔赫斯，也首先是博氏让时间由向量变为矢量，从线形变成无线，只有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可以任意收缩或膨胀。”格非讲话语速极快，说的口干，他停一停，桌上的咖啡拿起来喝一口，接着说，“我不太喜欢过于流畅的小说，我希望通过一种刻意的文字留白，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边读边想到自己，最后能记住我。”石剑锋在边上头点得如小鸡啄米，毛老师一脸沉思，台下一片寂静。我想到本书中描写参观印度泰姬陵的句子——“沙上筑城的危机在城市建造之初即显露无疑，建筑的坚固和精美，预示着时间的永恒......建造的目的之一就是废弃，永恒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另一种说法......世俗的一切荣耀与财富，甚至包括爱情都会烟消云散，唯有忧伤的泪水在岁月的更迭中不会风干”。我忽然想起，几年前拜读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那首写给泰姬陵的诗歌，里面最著名的诗句——“如果生命在爱火中燃尽/会比默默凋零灿烂百倍/爱情谢幕的一刻/也将成为永恒面颊上的一滴眼泪。”此刻终于，胸中释然。

读书会上有人问，格非老师你就姓“格”吗，你这姓可真少见。大家笑。格非讲故事——上世纪80年代，电话尚未普及，即便是上海华师大的教工宿舍，也只有一部外线电话。每次传达室的老头喊一嗓子“刘勇！”这边楼道里，立马冲出来三个人。如此几番，中文系刘勇颇感沮丧。作为一个已在文坛“小荷初露尖尖角”的人才，一个楼里就有三个刘勇，这怎么行？“格非”由此诞生。我边上坐着几个人，有人一手遮唇切切耳语，说“‘格非’是不是‘格格不入，非同凡响’之意”？另几个人恍悟默许。过了一阵，有人问格非，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李清照的爹，就叫“格非”？大家笑。格非说，直到现在，有时公干出国，一到安检，工作人员问一句，你叫刘勇？格非点点头。几个工作人员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接着机场保安走过来，请他跟着走一趟。格非迷惑。说是有个外逃的贪官，同名同姓。受害不浅，格非说，好在都已经习惯了。大家笑。

有人问格非，是不是从小就有作家梦？《博尔赫斯的面孔》里面有专门讲述，格非说，当初上大学的根本原因，其实仅仅只是不愿意去当个木匠，不愿意给“那位既害怕又憎恨的师傅搓热毛巾”。大家笑。即使上了大学，格非继续讲，也常常心生苦闷，因为出身，因为成长环境，因为自卑与内向。读蒂里希《存在的勇气》，里面有一句“不顾非存在之威胁，而进行自我肯定”，格非对自己说，我要给自己勇气。喜欢德国诗人里尔克，书中有一句“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里尔克说过“人在最困难的时刻一定要顶住”，于是格非又对自己说，我要顶住，要顶住。

本书以《博尔赫斯的面孔》为书名，足以看得出，格非对于博尔赫斯的喜爱程度。仔细翻阅博氏的短篇小说，会发现时间概念是是无限的，是一种主观的混沌，是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相对静止”。格非说，你总能将它们与哲学神学，甚至数学佛学紧紧联系起来。博尔赫斯的小说中，多可以看到东方哲学的影子——博氏曾通读许多关于中国的哲学典籍，他的小说里随处可见的相对主义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庄子》。相似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或者“至大无外，至小不可分”等等。雷同的想法在博氏小说里很常见。格非的不少小说里，主体人物都与“梦”有关，而“梦”绝对是博尔赫斯小说里频繁出现的词之一。“梦”成为博氏手中一个有力工具，成为博氏故事里神秘的象征物。而格非喜欢描写梦境，是借以实现一种虚实之间的穿梭或穿越。格非说，人生其实很混沌，是必然与偶然的中间结合。世界是必然，但又充斥着偶然。人总在面临未知，担心这个害怕那个。我觉得，这恰好迎合了博氏的“宿命论”。

有次看一个采访。主持人问格非，你在面对困惑的时候才写小说吗？你困惑什么？格非说，我忽然在想，自己一天到晚忙来忙去究竟是为什么，你动作这么快，奔到最后不就是一个“死”吗？我很痛苦。我想其他人也一样。我写作就是寻找安慰的一个过程。格非笔下的意象，以及对博尔赫斯的独特认识，钟情于博氏创作，或许已经超越了创作潮流本身。“个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也许还不是死亡和毁灭，而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你活着，但实际上却并不存在。”格非是那种虽然成名已久，但仍不断会有“新发现”的作家。时代变迁，他作品中的玄奥，正被当下的生命经验慢慢见证。

读格非的小说，故事玄机不同于侦探小说。他的诡秘具有一种文化神韵。格非的独特在于他的“一成不变”。他的写作态度如此地富有唯美诗意，甚至是一种孤芳自赏。这种写作，与时尚潮流，与商业文化，与意识形态，完全是天地乾坤，无可重叠。这需要一种沉默的坚守。批评家吴亮有次在讲座中说，“格非像一个幽灵，在华师大的校园游荡”。当然，以“契合”和“相通”开启博氏之于格非小说的意义，绝非仅仅期待以一种机械主义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比较或是依附。也许格非的作品能够留下一些时间消失的印记与见证，但足以让感觉记忆与冥想，彼此相通。我在想，当年刚刚20出头的格非，决定改变写作策略另起炉灶时，他应该并未预见有一天他所谓的“先锋小说”，会被当做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国化”的最佳范本之一吧。有人问，既然文学提供给人们的，是解惑拓思寻求苦闷排解，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找来纯哲学书籍来阅读，比如叔本华，比如柏拉图或苏格拉底？格非顿一顿，说，“先锋小说怎样以技巧闻名于世，都无法掩盖其语言上的抒情性，我将其总结为‘逃离’。在另一意义上就是奔向。正如‘放弃恰恰意味着一种恪守’。文学小说中的诗性，与日常生活的空洞乏味，恰恰构成了某种眺望的姿态。哲学阅读需要循序渐进。没学会走路你怎么奔跑呢？不如先好好读一读中国的《庄子》吧“”获求知识的途径，何必舍近求远。

格非说自己是一个离不开书的人。办公室或是家里，书房或是客厅，甚至床头边，随处都有书。即使是上厕所，也要看书。慢慢变成一种习惯。格非讲笑话——有次乘公交，一上车，找个吊环一手拉了，举本书开始看，才看没几行，边上一个小姑娘站起来，说爷爷爷爷你快坐吧。格非说，故事发生在几年前，我那时也不过四十出头嘛，十几岁就少白头，让人欢喜让人忧。大家笑。

读书会上多次谈及80年代。正是我出生的时代。格非不否认那个年代的美好——理想主义色彩，大家嗜书如命。那是一个纯文学的年代，格非说，“我们在一起不谈文学，谈什么呢？”毛尖说，那是一个可以把自己完全献出去的年代，一腔热血无处抛洒，做事情从不问值不值得，做了就是值得，拿现在的话讲，就是憨。大家笑。毛老师继续，我们班上最美的姑娘，一定是跟着某某诗人四处流浪，那叫酷，人人艳羡。有人问，毛老师你上格非第一堂课还有印象吧？毛尖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她说，大学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我才知道主讲老师原来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格非，我上大学整天胡思乱想看闲书，谁还听课？格非在边上笑。作为80后的我，无法想象更无从体会，毛尖所说的那种激情澎湃，那种纯粹的自由随性。只能向往。格非说，那会儿我帮张艺谋写个电影剧本，偷偷摸摸，不敢让人知道，会被耻笑，只想赶紧拿钱走人。那样的时代只能缅怀了，格非说着叹口气，好在文学的使命不会终结。

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格非说“我觉得最美的就是晚上12点以后，整个校园非常沉静，所有人都睡觉了。我跟马原、余华经常半夜沿着河边散步，河上飘着一层轻雾。就像李叔同讲的‘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我似乎看见当年的格非，在午夜在河边，高谈阔论大谈文学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