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全新的观察视角：关注帝国内部的社会变化，将清朝视为欧亚大陆上以陆地为基础的众多近代早期帝国之一，其在领土扩张与殖民上有着显著的成就；同时强调帝国的政府组织形式与社会结构，其对于帝国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帝国末期的政治转向有着自身的影响。

■ 清朝作为一个通过外来军事征服而建立的异族政权，其重要问题就是统治合法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帝国政策存在强调种族差异与主张同质化的摇摆，前者最终占据了政策主流，却也成为了清末民族主义的攻击对象进而成为了革命的燃料。清朝统治者并非采取自身汉化或全然构建满族国家的方法，而是构建了一个居于各种族之上的多元民族普世帝国，视自己为身兼多职的皇帝，他不仅是女真的领袖，也是蒙古可汗、西藏喇嘛、汉族的天子。在这一形式下，帝国整合成了一个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实体。由此也对中国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并成为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载体的雏形。

■ 区别于中国民族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历代领土的主张，本书强调清朝相对于明朝的大幅领土扩张，帝国对西藏（18世纪末掌控西藏地方行政，1910年占领拉萨，达赖喇嘛流亡，西藏转为直接行政控制）、蒙古、新疆（18世纪中后期对准噶尔部的胜利，1768年命名为新疆，1884年建省）、云贵（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末再次强化）、台湾（17世纪末平定郑氏王朝以及清末建省）、以及满族家乡东北实现了直接管理与殖民开发（主要通过汉族移民且以土地赋税供养行政管理支出），而这些地区在前朝只存与中原王朝的模糊关系。此外，与军事上的征服和行政上的管辖相伴的，是中国自身历史的产物（父系家族制度、财产诸子均分、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户籍制度、中文读写等等）在边疆地区的移植，使得这些地区首次产生了有关“中国”的认同（这一“汉化”过程一直持续到帝国晚期）。在动机上，区别于其他帝国的殖民扩张，清帝国的扩张有着其自身的“文明使命”。

■ 清帝国的重要特征在于其拥有较之社会与经济规模而言较小的国家机器。在这种有意构建的小政府下，相当多表面上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交由地方精英或团体完成。尽管雍正时期存在强化政府作用的努力，但维持一个省钱、效率的政府是清帝国的稳固方针。而当19世纪中叶清帝国被卷入国际竞争中时，小政府的架构使其缺乏充分竞争的能力，由此产生了强化国家作用的一系列尝试（从戊戌变法开始），这一影响持续至20世纪中叶的毛泽东时代，彼时中国已经构建起了巨大的国家机器，深度介入到社会生活中。这一视角区别于传统看待中国近代历史的的冲击回应模式，更加强调帝国内在要素对于19世纪中期后挫败的影响。而从更广的视野来看，20世纪初清帝国的灭亡正是当时以近代早期模式建立的政治组织在面对挫败时的共同趋势，如奥斯曼帝国（1922）和罗曼诺夫帝国（1917）。

■ 在传统以1840年为分期的史学视角下，1840年前后的清帝国似乎处于“停滞”与“现代化”两个对立的阶段。但实际上，在世界近代早期下的清帝国内部不仅仅有稳定且强化的因素，还发生了结构性的社会转变：

人口的爆炸增长带来边疆地区的大规模开垦；土地所有权通过转让实现集中，同时人口的增长带来的土地价值相对劳动力价值的提升使得大量社会流动人口的出现，为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叛乱提供了条件；宗族团体、行会、同乡会等大众团体广泛建立，慈善活动随之兴起，此外，行会也在帝国跨区贸易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商业上，清帝国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社会，国内贸易（包括跨区域贸易）相当发达。而国内商业密集化下跨区贸易的分散特性使得其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能够发挥正面效应，但进入全球经济时，这一特性便成为了阻碍；此外，维持贸易层级的关键是依赖于亲属或同乡的“关系”，由此形成区域之间在商品生产上的稳定分工（帝国内部跨区贸易以及大区分工所形成的“内部殖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对于海外市场的需求？）。而在对外贸易上，传统上被认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朝贡贸易在18世纪时几乎成为了历史陈迹，而自晚明断续进行的私人对外贸易使得东南亚地区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华人殖民地，17世纪的这些地区的反华种族暴动或许能够作为殖民开发的侧面印证，尽管18世纪官方发布禁令，但地方官员并未彻底将其贯彻执行，使其在多数情况下形同虚设。而作为闭关锁国标志的广州体系，不仅体现了朝廷对于外邦人的戒心，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朝廷对于对外贸易既成格局的认可以及广州在国内竞争对外贸易中心城市的结果。

■ 18-19世纪清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是西方进步的结果，从另一面看，也是帝国内在困境的结果。首先是长期社会经济问题所积累的长期危机，过时的产业政策导致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商业、矿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等逐渐萎缩衰退，带来失业问题，同时还有人才过剩导致的内部社会关系紧张，促使了清政府在1840年的激进立场。其次是朝代循环模式下政府的失能，包括皇帝意志力和监督的失败、官僚道德及进取心的丧失、腐败和乱政。最后是西方冲击下清帝国形成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先天劣势——关税、治外法权和贸易伙伴优惠的相关主权的丧失。此外还包括内部叛乱对于各层级行政能力的持久性破坏、货币问题导致的道光时代经济萧条对帝国的打击。

■ 清帝国在1840年以后并非一头扎进衰亡的颓势中，而是在19世六七十年代和王朝最后的十年均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其影响也一直延续到后清时代。清末朝代兴衰循环或许直到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37年中日战争甚至到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才结束，彼时才再次有一个具备实际效力的中央政体控制国内大局。

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对外战争失败与国内大规模叛乱的清帝国几近覆灭，但帝国却存活下来，并进入了较为繁荣的同治中兴时期。在这一时期，对外交流促使了行政机构的调整转变，也造成了较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再造，如农村经济货币化加速，城市人口“资产阶级化”下绅商阶层出现；对于外来的工业化时代组织模式与技术，帝国社会与经济似乎驾轻就熟地掌握了，军工和民用上的工业化成就逐渐显现（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成果而非私人资本主义，新史学认为其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成功提供了经验）；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逐渐地方化（省或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如地方官员频繁调动的失效，在20世纪初清帝国灭亡后的军阀割据中达到顶点。尽管地方权力扩张与中央权力的扩张相对，但二者均为国家机器的扩张，20世纪初的清末改革、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尝试均是中央政府试图将扩张的地方权力收归手中的尝试，直至共产党的成功。），同时权力也由政府官员转移至地方精英手中并逐渐获得官方认可；帝国在边疆地区也进行了再次征服与汉化，如云南回变、收复新疆以及东北的开发；经世政治论述大量出现，如冯桂芬主张两层结构的地方行政等等。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帝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学界对其原因存在多种解释，当下较为具有吸引力的是伊懋可提出的“高水平陷阱”。不论如何，谨慎外交下同治时期的自强运动确实使得清帝国在20世纪末一度晋升为经济强权。

1901年的清末新政对中央机构进行了重新构建，并自上而下主导培育大众政治参与能力，地方自治，整合规范地方商会以培植工业化和商业发展，创办新式军队使近代军人成为职业精英，进行西式教育改革并逐步以西学作为保卫国家之名。改革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的现代国家，这转变了清帝国百余年来小政府的基本路径，是对国内民族主义以及对外竞争要求的回应。然而，这些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一方面促使中央政府强化对于地方财政集权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精英通过省咨议局把持地方大权。随着1908年光绪慈禧的逝世，改革派精英对于王朝的忠诚也逐渐消退，加之预备立宪下的“皇族内阁”打破了自康熙时代以来的“双头政治”原则而点燃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地方权力与欲图集权的中央政府间的矛盾（也是改革派精英与皇族的矛盾）最终致使了帝国的瓦解。中国由此进入了地方政权割据的时代，这一时期国内政治仍以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为主线，因此称其为后清时代也不为过。

从这一视角来看，1840年与1911年并没有传统史学下那么重要，更多的是作为民族主义记忆而存在。变化早在19世纪初便以出现，清朝对于其总体思路是构建一个省钱、效率的政府，弱化其集权政治，强化地方士绅的作用。而当20世纪初帝国在世界竞争中处于下风时，朝廷又响应呼吁建立集权的现代国家，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