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历史》谈起 ——看历史与文化的关系

浅浅读罢这本吕思勉先生力作，心里是有许多感触的。本来选择读此书，一是为再全面了解国史，二是学习大师的治学方法与思路，三是思考史评。因而产生一些看法，就作此文记录之。 诚之先生确为大家，这从他史料博厚、见微知著的治学特点是可以领会到的。中国史料庞杂，而作者在很多必要时候将其悉数罗列，足见治学之严谨与艰辛。而史料又常常微言大义、言近旨远，更甚史料之间或有谬误，这真需要见微知著的本事。在谈到汉武帝和隋文帝的时候，其观点极富洞见：汉武的文治武功，其实弊大于利，“太不经济”；隋文帝则有躬行节俭、勤于政事的长处。类似超越主流的观点还有很多，甚至是将其类型化“汉武式的皇帝”等等。这样的治学很有创造性（但同时这也是大量史料堆砌出来的）。不盲从于时代的主流而客观地评价历史，是我们可以超越自身思维局限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认为本书存在的问题在于文化主线的缺失。作者过度强调了政治、军事和经济在历史视野之中的重要作用，却鲜把文化作为第一视角来探讨其对历史事件的作用。孔子时代及其后的文书行政制度，汉武罢黜百家，魏晋玄学与佛教的传入…这些均未涉及。虽谈及晚唐士大夫与宦官之争，却是政治意义上的。宋亦如是，谈士大夫、文臣如何形成“好持苛论”的风气，又怎样形成党争。然而如文化维度之意义，如宋代文化风尚的塑成，古文运动对文风及科场之影响，却只字未提。这一现象让我怀疑，文化于历史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然而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定然是密不可分的。仍以宋朝取士制度与科场风气的关系为例。宋自太祖、太宗以来有西昆文风，多浮艳做作，以南方士人为代表，渐染于朝廷。真宗审其弊，便要革新文风，强调经义之学，指出“文论可见才识”。仁宗天圣八年，欧阳修上书请求考试改制“先知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而后“文风丕变”，古文再兴，善论策者皆为所取。便有三苏、曾巩等文化大家开创的盛世。文化既盛，“崇儒佑文”亦定，政治便也清明。而王安石以经术成于后，把“文以载道”可谓是走绝了，于是又出现了对“道”与“文”关系以及文之价值的误读。从文“论时策”的初衷，渐变成“太平之伟观，治世之休光”了。这一过程，导致文士之地位下降而儒者之地位上升，而文士之志向与思想境界则萎靡下来。其对于政治时局和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这样看来，似乎文化正向作用于历史。 《中国的历史》中对岳飞与秦桧一事的评论，令我印象深刻：“…秦桧一定要（从金）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在我看来，岳飞作为军人，无论战绩究竟，却始终保家卫国，行忠义之举，算是民族英雄的。而秦桧作为政客，能明察时局，将利益最大化，也是有过人之处的。而我们的史学观，大多是因为岳是民族英雄，秦是反岳的，因此秦是小人。用英雄和小人的眼光去评判历史站队，而非以军人和政客的角度辨之，故知文化思维对历史之影响。也应了钱穆先生一句“故中国历史精神，在人必分贤奸，凡事必有褒贬”。这无是非之分，却有本末之别。文化思维对历史的解释是因时所需的，然而若能通过历史解释的分析，反推一民族之文化思维，岂不更益？这是历史反作用于文化的过程。至少对于研究中国史可如此。 那么，国史的研究与中国文化应当怎样结合？我有一个想法，是以徐复观先生所引入的文化金字塔模型为基础的（详见《论文化》，《历史哲学中的传统问题》）。其理论为文化分上层文化（顶部）和基层文化（底部），上层文化是狭义的文化，是“个性的，有进步倾向的精神文化”，基层文化则是“表现无名的庶民的日常生活”，即大众的文化。若把文化金字塔按形式来分，就可分为文化思维（顶部）和具象文化（底部）。具象文化是推着历史走的，而历史终究却走不出文化思维的圈。文化思维即构成了历史的相对规律性。因为外在环境（空间）和时代语境（时间）的不同，历史的规律便不可能有统一范式。然而历史的相对规律性则可以找到人们在特殊情境下的需求并作出反应。同时，具象文化一面推动历史，一面表现文化思维。这是历史（或者说国史）与文化的结合。 我认为这是吕思勉先生在此著作中所没有涉及到的，很重要的问题。上述则是一点思考和愚见，仍有不足，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