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门

丁尼生在《尤利西斯》中这样写道：“我自己是我全部经历的一部分，而全部经验，也只是一座拱门。”诗句里，奥德修斯在特洛伊之战后历经波折回到家中，那把老骨头却仍然在十年漂泊的余震中咯咯作响，期待再次起航。向往未知，不懈奋斗，热血未冷，一个英雄。

而理查德·弗兰纳根在2014年布克奖获奖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中塑造的，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英雄。这位主人公名为多里戈·埃文斯。他能流利地背诵《尤利西斯》，但当他的命运落入与特洛伊木马相似的符号化的战争里，热血不再，一个男子期待的只是最低限度的拯救。活着。他是一个医生，一个军官，一个战俘，仅此而已。

如同特洛伊木马因肚内装满的并非信仰而是杀戮闻名天下，连结泰国曼谷与缅甸仰光的那条死亡铁路也并非因其奇迹般的建造速度驰名于世，真正使这条铁路有名的是死亡，是一块枕木接着一块枕木旁倒下的尸体。日本在二战期间集结了几十万战俘与东南亚苦力进行铁路施工，以超过25%的死亡率换来了工程远早于原计划四年完工的结果。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多里戈与他的部队深陷暹罗的人间地狱，在疾病、苦役、饥饿和殴打中挣扎求生。

苦难和尊严的对立与统一，在弗兰纳根的笔下透明到了极致。他写澳大利亚战俘小不点儿米德尔顿争先完成工作定额的骄傲，写土人伽迪纳在极端环境下对个人卫生和责任的坚持，但他也写日本军人坚硬如铁的使命感，哪怕这使命感中饱含对生命的漠视。这种深入本性的刻画使得这个故事更偏向一种人性真相的探求。而他同样不吝笔墨为笔下人物带来各自的结局，在逆境之间，在和平之后，皆是死亡面无表情的平等。在真正的战争里，既无胜者，亦无败者。

更无解脱。

即便选择了遗忘，在这难以忘却的记忆层层剥离掉落之后，人们剩下的便只有虚无，如吉米·比奇洛在晚年的老年痴呆中摇摇欲坠。那不是自由，那是失落。一个人失去让他成为他自己的一切。

如果要找出除了死亡以外战争还在哪一点上显露出它的公平的话，有一点是绝对不会被忽视的：战争使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无一例外。战争可以轻易地使一个无知少年成为杀人犯，使一个好人成为战争机器，使一个诗人成为英雄。这改变不可逆转，你只能默然受之，当做命运无常的考验。因此当多里戈·埃文斯在战俘营里因军衔和医生的身份成为领导者，成为众望所归的牧羊人，他内心的声音却在嘲笑他这角色扮演的一丝不苟。就好像他只是披了一身“大家伙”的耀眼外皮，来掩盖自私的本性。就好像这只是一出接一出的舞台剧。而他再也不能回到那天下午五六点钟的阳光里闪烁的尘埃对面，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

他经历战争，通过窄门，却遗失了爱情。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拱门内外再找不见真心。这真相冷到近乎寂寞。

一个堂吉诃德和他的公主，一片热带丛林和其中的废墟，一种谎言和一种现实，光与影。弗兰纳根在这本小说里将当下与回忆肆意剪切，在叙述的断裂和跳跃之间，读者被裹挟进生命的激流中，仿佛同时经历死去活来。现实不断碰撞，而就在这碰撞间抖散了梦境，晕眩了想象。再没有什么爱情或者理想等待磨砺，唯有生命，沉重如常。但在这贯穿始终的沉重之间，弗兰纳根又织起另一根诗歌的线，接住诗意人文的闪光。如光色，如露水，如救赎。

正如结局所昭示的，弗兰纳根在这部小说里始终相信人性，相信生命。即使战俘们在同伴的被殴现场麻木无情，那也并非人性的缺席，只是在那无能为力的时刻，他们唯一能够选择的便是在幻想中拯救自己，继续相信活下去的意义。而正是这些零星闪光的遐想，像一首诗一朵花一种爱情一样赋予我们，活下去的动力。

小说最后的镜头，多里戈·埃文斯在爱情终结的夜晚，看见一朵绛红色的花。那颜色连结起他与一生真爱初见的印象，在黑暗中恍若隔世。而我却很难阻止自己不去想起樋口一叶在《青梅竹马》中描绘的相似画面，雨打湿的红色布头，散落的斯人惆怅。我们弃而不舍的情怀。我们赖以生存的梦境。

因为那是我人生最初见识到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