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我最喜欢的一本读库小册子了吧，不逊于甲骨文很多学术书
李瓶儿死后，她的貂鼠皮袄被潘金莲讨了去。那件皮袄，油般大黑蜂毛，值六十两银子。
女真人进山猎貂的时候可没有想过那么值钱，这六十两银子自然也不会全然落在女真猎户手中。
和进山采来的人参一样。貂皮也由辽东马市进入关内市场，一路南下，从京城再分东西两路，东边取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抵达苏州，西边取北直隶、河南、湖北旱路南下，终点为汉口。再由此辐射到江南各地和湖广闽粤。
晚明的有钱人热爱貂皮、人参、鹿茸等轻奢品，这几类物资又恰好都是女真所处长白山地区的特产。依靠明朝这个填不完的超级大市场，女真部落得到了巨额财富。
秋原《清代旅蒙商述略》点评此说，清人喜说自己弓马骑射起家，但是财赋方面绝对是“貂参之利”。一同获利的还有伴随清朝兴起衰落的晋商。这其中涉及的兴亡成败，堪比小说家语。
晋商的崛起
山西运城解池，是一个天然咸水湖，从原始部落时代就可以产盐，在明朝也成为晋商盐业发家的天然优势。盐之外，潞州绸布、党参、煤等都是山西重要的物产。
潞州绸布在内地无法与江南出产的同类产品相竞争，但是如果政府制定好的政策，与蒙古做交易，便有近水楼台之利。
明朝隆庆和议，开放边市，为晋商打开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外部市场，也让他们实践了官盐贩运外另外的商机与商业模式，即对蒙贸易。
但是真正将此做大却是明亡清兴之后。这又不得不提其与清朝的关系。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后，明朝曾关闭马市，作为经济制裁，并严敕朝鲜不得与女真进行贸易。到努尔哈赤晚年，后金统治下的辽东米价曾飙至八两银子一斗，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皇太极之时，除了出兵朝鲜以武力让其献纳，解决后金的口粮、布料等问题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借兵入塞，与晋商做生意。拿着银两与貂皮，在晋商那里换回绸缎、棉布、茶叶、笔墨纸张等大宗杂货。
清朝入关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最大的政治赢家，晋商也成为乘时乘势而起的淮南犬。有清三百年，晋商“奉皇室之欢，恃清廷之宠，逞官府之威，专丰腴之榷，斥四方之客，肥一己之利，方才居天下商贾魁首”。
清朝在蒙古地区大量营建喇嘛庙，供养喇嘛，同时划拨大片土地给他们做寺产。有钱就要花出去，逐渐以喇嘛庙为中心，形成大的交易市场。着意经略这一块儿的便是晋商，以哈达为例，蒙古自己是不产这些的，但是这些产品却在山东临清，把持这种产品的是山西商人。这也是晋商在蒙古早期的经营，寺庙经济。
但是晋商真正发达依靠的却是军需经济。
清朝平定三藩后，康熙、雍正、乾隆一直用兵西北，平定准部。一些最具盛名的晋商老字号就在为清军提供后期保障服务中起家。他们为清军拉骆驼、运粮食，为骑兵打马掌、炼铅子弹丸、修箭头，编麻袋、硝制皮甲，加工炒米、榨油、做咸豆饼，炮制药材……其中乔家大院的修建者乔氏家族就是乾隆二十年清军再征准格尔时，看准时机在包头囤积黄豆，通过投机倒把发家。
到晚清，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负责后勤补给的还是晋商的驼队。不仅运输物资，还义务担任向导。在前辈的基础上，又开辟出两条通往新疆的新路。秋原称其为山西旅蒙商三百年商业地理探索史商最后的辉煌。还是这些驼户，帮助左宗棠打破白彦虎残部取道外蒙古逃向俄国或者中亚的企图，同时依靠他们的向导，左宗棠指挥几路清军，对阿古柏、白彦虎匪帮给予数次重大打击。
也是在左宗棠西征期间，乔家大院第三代乔致庸发挥自家经营专长，积极为清军筹措粮秣，成为后起的大商号。
通过军需经济，晋商完成的不仅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有与清政府更深入的合作关系，驻守清军、八旗大臣与晋商结成了深刻的利益共同体。同时伴随着边疆的开拓，一个更大更稳定的市场的出现，新的生意模式也形成。秋原总结草地生意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粮食、烟草、棉布、药材、日用杂货、粗皮；一类是砖茶、牲畜、绸缎、钱庄银号、细皮；一种是放印票债、放花账、开“虎盘”。第一种可以致富，第二种可以暴富，第三种则是损人利己方式聚敛不义之财。
可以说，晋商依靠政府的倾斜性政策以及自己的智慧实现了巨大的财富积累。
官养商·商助官
同治九年（1870）年末，一只四千余人规模、配有马匹的肃州流匪（同治回乱的少数残余回民武装）攻占兵力空虚的乌里雅苏台。包括大盛魁在内，旅蒙商在买卖城分号的三千多山西伙计，除少数人侥幸逃生外，大都惨遭屠戮。
“官养商，官啖商；商媚官，商助官”以此显示了另一个逻辑，商必须依靠一个强大的政府维持秩序。清政府的开疆拓土，帮助晋商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清政府的灭亡，对边疆失去控制力，依附其的晋商也随之雨打风吹去。
最让人唏嘘的是秋原提到的票号，他将其与西方的银行做了一个对比。票号在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开始繁盛，此后一个世纪，清政府却在衰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历经甲午之败、辛丑之乱，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背负巨额对外赔款和借款重担，清廷统治者苟延残喘，毫无振作可能，完全处在混吃等死的状态下，凭借官方与山西票商紧密联系，依托票号提供的高效金融周转服务，国家的财政居然没有破产。”但是反过来说，票号却没有得到一个强权政府的支撑。
这种唏嘘感在清朝灭亡后达到了顶峰。这也是秋原在《清代旅蒙商述略》的后篇，更多着墨于外蒙独立的原因。
外蒙的独立
他是从金丹道事件入手的。如果不是研究这块儿，这个事件很容易忽略掉。
因为提起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成功的做法说得比较多，比如“满蒙一体，遵奉黄教”等。但是失败的民族政策对各方伤害更大，更值得总结其中教训。金丹道事件中民族仇杀、民族矛盾以及之后的互相报复，都值得今人深思。“时值今日，对金丹道事件研究比较详实能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大致有二十到三十万人直接死于这场动乱”，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最重要的是精神创伤难以调理、平复。蒙汉之间的信任就此消失。甚至直接影响到之后的外蒙独立。
秋原关于这个事件有详细的梳理，他最后的评论是：
民族冲突、尤其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要么政府做到提前预知疏导，防微杜渐，别让悲剧发生；一旦发生了，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无法弥补，没有任何对策能完全镇止伤痛，也没有任何策略能在事后完全抚平伤疤，由此产生的民族篱障与心理阴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消弭。 对于清朝官方而言，冲突双方都对清廷深感不满：一方面，以汉民构成的金丹道邪教组织被镇压，邪教徒用以煽动民族仇恨的“满蒙胡人欺压汉人”的口号仿佛就此坐实了。另一方面，清廷在平镇中将蒙汉隔离，阻止仇杀，事件初步平定即迅速出榜安民，采取首恶严惩协从不究之策。一些头脑顽固守旧、思想极端片面的蒙古王公和蒙旗官员也对此颇怀怨艾。
当然外蒙最终独立，还有俄国等从中插手，当时中国政权亦不稳定之因。1919年徐树铮曾收回主权，旅蒙商号以为又找到新的靠山，在未来他们的权益能够得到国家以强力手段提供的保证。于是他们积极为徐树铮积极运作。但是之后直皖战争爆发，外蒙古的中国军队调回国内，徐树铮失势下台。白俄恩琴匪军再度攻占库伦，之后又攻陷科布多，对中国而言，外蒙古就此得而复失。晋商最后的努力全部作废，政治投资血本无归，也包括他们经营百年的产业。
渺小的个人·残酷的历史
仅以此，旅蒙商似乎还是难以真实可感。这便需要更多历史细节的挖掘。秋原书中随处可见带有场景感的历史描述，如纪录片镜头一样细致入微，正好与之前“正史”互为表里。
比如晋商从事军需经济中，他特别详细地讲了驼队是怎么回事。从骆驼的价钱、习性到驼队在商道中行进的一些规则。甚至包括途中旅蒙商搭建的“房子”即圆形帐篷中，大家如何睡觉。摆怎样的姿势，有什么样的忌讳。驼队路上吃的饭也与别处不一样，是一种不常见的“大车轮饼”。“不仅大，面发得也好，揉面擀饼时，案板上要撒少许盐。刚烙得大饼由饭铺伙计切成条，摊在大石板上经两昼夜充分风干，再用褡裢口袋装进去。伙计塞了差不多一半，就抡起来往石板上使劲砸，把饼条塞实，如是者三，最后把满满当当的口袋扎结捆好。”
除此，路上一般还备有莜面卷和白面馍馍，用黄豆酱和鲜牛羊肉炸好的肉酱，出发前包好的羊肉大葱白菜馅冻干饺子。
同样像大盛魁这样延续上百年的大商号，为何产生了今人看来颇超前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模式，秋原也对此做了梳理，解释此种表述不确之处，同时总结其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原因。其中引申出了旅蒙晋商伙计的发展之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入行，三年内必须学习蒙语满语哈萨克语俄语，打算盘练字等从商技艺，考核七年期还要学习亲身实践学习更高深的行商技巧。异乡奔波一二十年，历练成三十多岁的老伙计，回家时间可能累计只有十个月。
很多晋商字号的经理操劳一生，古稀之年方告老还乡。有些可能一辈子没有成婚，也有以“拉伙”即男同性恋，或者搭伙即与当地已婚妇女或寡妇姘居等形式度过一生。
这种将经济史最终落到个人生活的叙述也让这本书变得更加真实可感。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这些残酷历史中挣扎生存的渺小个人，最后拥有着另外让人唏嘘的结局。
秋原将将它附在了书末，这也是他写作此书的原始动力之一。现录在此：
旅蒙商是险中求财，信奉豁得出命吃得起苦，才赚得到真金白银。 自清朝康熙年间将外蒙古收入版图，商号的掌柜在库伦或前后营子建起板屋，或从喇嘛那里租下寺庙的房子，草创基业。 当年准格尔大策零东侵，掌柜带着伙计东撤，临走前问了一句：“谁愿意留下，看着铺面，给咱号留个根基，用不了一年半载，大清的兵又打回来了，有你在这里盯着了，咱号的生意好做。有胆子留下看着铺子，咱号给他记一大功。”此后历一百余年，喀尔喀草原不时又战乱发生，“给咱号留个根基”就乘了一种旧俗，乃至1911年外蒙古“独立”与1913年蒙军南征，也不例外。 1912年3月，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致电第八世哲佛，婉劝对方取消独立。杭达多尔济和从内蒙古逃到库伦的“抗垦英雄”陶克陶担心哲佛回心转意，就谋划一个毒计，把库伦西营子的旅蒙商驱赶到买卖城，四面包围，打算把城里一万五千名掌柜伙计全部杀掉，以此断绝哲佛之念。好在这一计划随后被哲佛得知并拒绝。在受到生命威胁和俄国排挤欺压的情况下，外蒙古各地经商务工的华人大部分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但还有一些人为了“留根基”而选择留在原地。 1919年，徐树铮又收回主权，旅蒙商在大好消息刺激之下纷纷重返。许多人在振奋之余，也一厢情愿地认为，乱世永远是暂时的，甭管遇到多大的劫难，用不了几年，照样兵锋所指，底定朔方。未曾料到，1921年2月，“疯狂男爵”恩琴攻入库伦，指挥“亚洲骑兵军”大肆劫掠，将买卖城付之一炬，城中数千华商惨遭屠杀，旅蒙商历经百余年经营的财富之地就此烟消云散。然而在事后，依然还有侥幸得生的伙计坚信“用不了一年半载，中国的兵又打回来，有人在这里盯着，留个根基，咱号能给记一大功”。掌柜从此一走再也没能回来，蒙古政府又不允许华商出入境，无法回国，迫不得已成为旅蒙华侨。他们饱受苏、蒙政治歧视与大清洗运动，战战兢兢捱过二十多年岁月。 直至1950年中蒙建交，半百乃至花甲之年的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有些还留着辫子，见到新中国的外交人员，恭恭敬敬地跪地磕头：“参见领事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