刽子手的一生：在文明与野蛮的界限之间

“如果社会真的认为斩首能够有效地杀鸡儆猴，它会展示那些头颅。”——加缪，《思索断头台》

“公开处刑的消逝，标志着肉体折磨作为一种景观的衰落。”——福柯，《规训与惩罚》

“1617 年 11 月 13 日寒冷的清晨，天尚未破晓，人群已开始聚集。以法律与秩序闻名全欧的帝国自由城市纽伦堡（Nuremberg）将再一次公开处决犯人，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争先恐后想抢个好位置，等着行刑开始。小贩摆好摊位，向群众兜售香肠、酸菜和咸鱼。行刑队伍将一路从市政府走到城墙外的行刑台，而沿路两侧已被这些大小摊贩占据。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大人小孩在人群里东钻西窜，兜售啤酒与葡萄酒……群众开始你一言我一语谈论这位罪有应得死囚的背景，耳语速度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位习惯上被称为‘可怜罪人’的囚犯名叫格奥 尔格·卡尔·兰布雷希特（Georg Karl Lambrecht）。尽管他曾以学徒和工人身份在一家磨坊工作多年，近来却沦为粗工，靠搬运葡萄酒维生。大家都知道他与其兄及多位恶徒同谋，伪造大量金币银币，但只有他落网被捕并被判死刑，其他人则逍遥法外。”

这段如同出自现实主义小说家手笔的开头所描绘的场面——对于死囚犯的公开行刑，在现代社会公民看来不可思议，但在早期近代的欧洲城市中却是日常景观的一种。公开处刑，正如福柯的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古老的司法暴力手段，借由对囚犯的身体控制、以及花样百出的折磨手段，向尚处于蒙昧中的中世纪欧洲民众们直接传达了司法的震慑力。在这一时期，市民的娱乐文化生活乏善可陈，围观处刑也变成了一种残酷的“娱乐”。

然而随着宗教改革、思想启蒙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一类“享受人类苦难的盛宴”（福柯语）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渐渐熄灭了它狂欢的灯火，现在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保留了这一手段。惩罚活动逐渐转入了司法机制中隐形的部分，让位于日常生活中对于规训与惩罚的抽象意识，现代司法有效的威慑力，不再源于处刑场面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恐惧，而来自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不可逆反的确定性。

那么，在中世纪至近代的欧洲，公开处刑从兴盛到衰落的几百年间，刽子手作为行刑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承担着怎样的职责？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以屠戮他人生命来维护严苛统治的职业活动，使他们塑造了怎样的正义观和秩序观？当赖以生存的古老职业日趋式微，他们又何去何从？当我们回头凝视这段充满鲜血的历史时，便不由得产生这些疑问。

《忠实的刽子手》借助一位德国纽伦堡的刽子手弗朗茨·施密特（Franz Schimdt）的日记手抄本，向读者们展现了这位生活在400多年前的欧洲的刽子手的一生。如作者所言，弗朗茨·施密特的日记早已为德国近代史学家所熟悉，但他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却很少有人探究，也从未进入过大众读者的视野。往返穿梭于他本人的文字叙述与作者重建的历史背景中，普通读者也可清晰了解专业刽子手所需的技能、刽子手危若累卵的社会地位、刽子手对待正义和秩序的观念，以及在纽伦堡当时的司法体系变迁，弗朗茨如何不断精进技艺、希图个人名誉的种种努力。

根据作者从弗朗茨日记中的发掘和想象，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忠厚勤奋、识文断字、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尽管刽子手的职业为社会主流所不齿，他却从未动摇对宽恕与救赎的看法，坚信任何人只要追求就能得救。在本书对弗朗茨的一生形形色色的介绍中，会令读者们感到最有兴味的是，若非被迫子承父业，弗朗茨心之所向的职业竟是治病救人的医师，并且在他作为刽子手工作期间也靠行医来补贴家用。他在日记中写道：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直喜欢的东西，而且可能靠它来维持生计。”

“天性在我体内种下渴望行医的种子。”

其实，近代早期的刽子手多少懂一些医术，有些人之所以受雇为刽子手，就是因为他们善于治疗人类或动物。弗朗茨的父亲，海因里希·施密特在从事刽子手工作之前是一名裁缝，随后才接触了些许医术来补贴家用。而到了弗朗茨一辈，除了继承父亲的医学知识，他也系统地参考了当时大量印刷出版的医学手册，如约翰·魏尔（Johann Weyer，1515 — 1588）的《医疗大全：各种过去未知的疾病》（Doctoring Book: On Assorted Previously Unknown and Undescribed Illnesses）、汉斯·冯·格斯多夫（Hans von Gersdorff）的《伤口治疗笔记》（Fieldbook of Wound-Healing）。再加上弗朗茨善于倾听，高明的人际沟通能力也使得病患感到安心。

最令人耐人寻味的是，弗朗茨的本职工作也成为他经营副业的优势。在那个普遍迷信神秘巫术与独门秘方的年代，民间往往在视刽子手如人间魔鬼的同时，也相坚信他们和江湖术士一样精通治病救人的原理。杀人者亦可医人。在看似矛盾的个人心理与社会观念的双重推动下，弗朗茨和他的同行们凭借着此类“邪恶的魅力”寻求着出人头地的一线生机。也许这是这位勤勉乐观的刽子手兼医生带给现代人最直接的鼓舞：即使从事一份地位低微的工作，但每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每一个努力寻求进步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正如福柯书写规训与惩罚的历史并非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本书作者对弗朗茨·施密特日记的研究，亦不仅仅是满足现代人对于刽子手这种神秘又残酷的职业的好奇心。本书在字里行间所讲述的另一个故事是对人性与社会进步的反思。弗朗茨在过去的社会就饱受唾弃，因为他是残酷刑罚的可憎的承担者，而到了今天他仍遭到现代人的冷眼，因为他代表了荒蛮的旧时代。我们仿佛可以断言，现代社会比过去更加进步。但作者欲向我们发问：

“和弗朗茨维持感情与理智上的距离，是否真的站得住脚？”

与20世纪以来的全面战争、政治清洗、族群屠杀相比，近代早期社会的死刑根本是小巫见大巫。细想当下，恐怖主义者利用互联网传播的便利，将斩首人质时的血腥画面向全世界公开播放时，我们的内心又会产生怎样的反应？阅读一位刽子手的忠实记录与自我剖析，就仿佛是在阅读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