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等待黑暗，谁又在等待光明？

在启程奔赴布拉格之前，我被学校强制要求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在长长的书目中，我一眼就相中了伊凡·克里玛的《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等待光明我可以理解，毕竟光明总是美好神圣的象征。可等待黑暗是什么鬼？先等来黑暗，再等待光明么？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窥视作者的内心世界。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以1989年东欧“天鹅绒革命”为背景，讲述了三个人物在历史事件影响下的命运：电视台的摄影师巴维尔，年迈的总统和越境失败的死囚。其中，摄影师巴维尔的生活是小说的主线。 “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年11月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治制度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 "生活是一团乱麻，一大堆抹布，瓶瓶罐罐，搅拌机，生了锈的管道，耗子在里面钻进钻出。还有线缆，灯具，镜子，摄影机，带子，剪刀和喷水车。" 作为一名有理想的摄影师，巴维尔却没法自由地表达自我——在那个年代，摄影机只能记录政府希望记录的内容。既然无法实现抱负，于是巴维尔就得过且过地过着，找了好几个情人，然后顺便写写剧本。 毕竟是总统的专职摄影师，他被邀请参加了一些浮华的聚会，做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爱，终于在无边无际黑暗的压抑下失控。他根本不想认识这些别墅聚会的任何人，只是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底线被打破：贪婪、欺诈、无耻、无礼，还有绝望。 "何为贪婪、无耻，何为悲惨？ 贪婪是无底洞，是装满用不上的破烂儿的多余房间，是怀里紧拥的没有爱的情人。" 就历史记载来说，“布拉格之春”之后到“天鹅绒革命”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处于极为混乱的时期。彼时，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 虽然这段时期并没有带来暴力镇压或者物质上的破坏，但它在道德层面上却产生了深刻的烙印。经过1968年华沙条约军队入侵与“没有写在纸上的协议”达成，人民陷入了深深的道德困境之中：人们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正是这种羞耻感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人们内心充满了对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都变得孤独。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显然，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选择了爆发。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为自己的权利摇旗呐喊。他们是害怕的，就像1968年时害怕苏军那开进布拉格的坦克一样，但他们依然做好了流血的准备，等待着黑暗的降临。 然而，想象中的黑暗却并未到来。 1989年11月24日，雅克什辞去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一职，并且捷克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的多党选举。多党选举的结果，哈维尔所领导的“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在布拉格之春中失势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担任联邦国会议长，哈维尔担任总统。 这场革命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和平地完成了政权转移。 "胜利是什么？ 留存于梦境中的虚妄的希望。适才入土者的狂舞。对牺牲者的哀悼与恸哭消失在欢声雷动之中。 他在人们的脸上发现一种平日里不曾有的得意忘形。" 黑暗似乎已然结束，布拉格开始等待属于它的光明。 新时代来临了，可太多人还仍处于错愕之中——新时代怎么就来了呢？ 摄影师巴维尔也是迷茫的众人之一，当昔日的政权崩塌之后却只剩下了空虚与孤独——他尚未做好与自由拥抱的准备。 未来是这样的时代，它会对在它之前的一切发出质疑。 巴维尔亲自记录了老总统卸任时的讲话。那时，老泪纵横的老总统在演讲中谈论起自己虚妄的信念：“我个人从年轻时就一只相信这种光明的历险，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错误肯定是有的，但错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人身上，所以我始终忠于理想，而且我相信，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始终忠于它的。” 巴维尔透过镜头看着这场演讲。他甚至没有将老总统视为一个被拍摄的人，而是像观察老鼠内脏、滑行的蛇或是存放危险废弃物的仓库那般审视着他。 "信念是什么？ 信念是一种实现信仰的行为志向。" 他不懂老总统口中的信念，只坚信自己绝不会有儿子。 然后他开始观察革命胜利后狂喜的人们。人们挥舞着旗子，谈论着多年来不允许谈论的话题，爬上石头堆、喷泉和雕塑底座，甚至是爬上屋顶去揭下昔日权力的象征。几乎所有的面孔多少都有些忘形，流露出一种享受的表情。 "公正是什么？ 它是隐藏在庄严而八面玲珑的法律袍子之下的一种清算。" 在迷惘与困苦之下，巴维尔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并开始以拍广告为生。他因为酗酒而与女友艾娃分手，母亲也熬不过岁月撒手人寰。他写了一部叫做《等待黑暗 等待光明》的剧本，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心爱的爱丽丝面前表白，却一切都太迟了。 正如布拉格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一样，爱丽丝与其他人都在迎接全新的开始，不再执着于过去——当然也包括过去难以放下的爱情。 可是，黑暗真正到来了吗？光明又真正降临了吗？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相较于米兰·昆德拉而言，克里玛更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刻画。其中，性与死亡是研究克里玛作品的突破口。 在克里玛笔下，性是反应现实意义的一种方式——甚至是一种“交换”。在本书中，巴维尔有着四个情人，性是他与书中女性角色的一种沉痛的沟通方式。他们通过性去释放黑暗下的压抑，又通过释放去忘怀天鹅绒革命所带来的迷惘与困惑。 而死亡，则是克里玛行文的动机。他利用死亡去思考自由、公平与信念。其中，巴维尔母亲的死亡正是巴维尔所有困惑与不解的一个爆发点——他迷失了活着的意义。 "活了太久的人，只有还能感受到活着的意义，才称得上真正活着。人的有生之年可以变短，却无法变长。活着，呼吸并不是最重要的。" 克里玛是才华横溢的，他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颓然伤痛的布拉格；克里玛又是残酷的，因为他所等待的黑暗与光明并未真正在小说中降临。他似乎还在等待，尽管他甚至知道这种等待或许毫无意义。 就像译者杜常婧所说的那样，在幻想和理想已然破灭后，克里玛仍要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 真正的生活绝非暂时决定人们命运的政治，而是在这种强大势力压迫之下的私人领域的平凡和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