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穷》：一个国家富有或贫穷的原因
“曾星智100本推荐书目”第19本、《国富国穷》，[美]戴维.兰德斯蒙，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与人类学/经济史。
作者：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国富国穷》是一部浩瀚的世界经济史著作，戴维.兰德斯蒙用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手法，对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和各国发展史重新进行了透析，并借用其他人研究的丰富知识和他自己睿智的独特观点，使我们对为何一些国家那么富有、另一些却那么贫穷，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这部经济史著作中，我们看到的各国之所以富有和贫穷，背后有着众多复杂的因素，而且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会有新的因素加入或旧的因素消逝，才最终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经济局面。
1、工业革命成功之源：自主权、方法和常规化
"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那个地区、那个时期?这确实是个双重的问题。其一，一个国家为什么又怎么样冲破习惯和常规知识的甲壳而达成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呢?
"…其二，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呢?
"…如果必须指出关键的、富有欧洲特征的成功根源，那么，我想强调以下三点思考意见：
"(1)越来越大的进行学识探求的自主权；
"(2)以一种共同的、具有含蓄对抗性的方法的形式，在不统一中发展统一，亦即创造一种论证的语言，使其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得以确认、使用和理解；
"(3)发明的发明，亦即研究的常规化及其传播。 "(P215-216)
"自主权：争取学识自主的斗争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围绕传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所发生的冲突。当时，主宰欧洲的是罗马教会的观点，是由圣经规定的、由古人的智慧加以调和而不是加以修正的自然观。这种观念庞大多数定义表现在经院哲学中，因为这种哲学体系(包括自然哲学)造成了一种具有全权和权威的意识。
"新的概念必然地以一种傲世的和潜在颠覆性的力量进入这个封闭的世界，一如它进入伊斯兰世界一样。但是在欧洲，由于新思想能得到实际应用，接受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受到了企图利用新颖事物使自己优于对手的统治者的保护。因此，并非偶然，欧洲逐渐培养起对新生事物的崇尚和争取进步的意识。这是一种信念，它同崇尚先前优雅的怀古情节相反，相信'黄金时代 '(即乌托邦)真实地摆在面前，相信当今的人们比过去更富裕、更聪明、更能干。
"…当然，陈旧的看法依然阴魂不散。(历史运动的一条法则认为，一切思想和实践的革新都会引发相对应的反作用，即使不总是对等的反作用。)但是在欧洲，教会的影响范围却受到了世俗当局的对抗性要求(恺撒对上帝)以及来自下层的在宗教信仰上持有异议的人所酝酿和聚集的火焰的限制。这些异议教派或许在学识和科学方面还没有摆脱偏见，但是他们却破坏了僵死教条的一致性，从而暗地里促进了事物的新生。
"对权威性最具摧毁力的是个人经验的扩展。 "(P216)
"方法：…对于当年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用事物的'根本'性质去解释的现象(天体按圆周运动；地体则向上或向下移动)，新的哲学都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事物存在(或运动)于自然之中。而且，从很早开始，这些探求者就渐渐认识到数学对于详细说明和系统表述观察结果具有巨大的价值。…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这样一种方法开辟了通向有目的的实验的道路。不再是等待观望事物的发生，而是促使事物的发生。这要求一种学识的飞跃。"(P217)
"常规化：西方科学的第三个机制性支柱是科学发现的常规化，即发明的发明。西方广泛分布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工作在不同的国度，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却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 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P219)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P220-221)
2、资金：要有钱才能赚钱
"人们知道'第一个工业国家' 是怎样成功的。缓慢而且从容。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训练了一支工厂劳动大军并且积累了资本。在早先那些岁月里，机器通常是小型的而且价格低廉。规模很小。古旧一些的建筑物可以转变为工业用途。总之，入门的要求不很严格。所以，英国人创业可以靠收入再投资、靠集中个人资财、靠向亲朋借贷、靠租赁设施而加以发展。金融中介机构，除了那些诸如代理人和贷款经纪人以外，所起的作用甚小。银行为了方便不动产业的交易，把自己局限于发放短期或即期贷款。其中有些是采用信贷额度的形式，每次体现之后即予展期。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信贷额度就相当于中期甚至是长期信贷。关键是经济繁荣。形势不好时，它们就会被收回或者期限被缩短。
"随着年代的更迭，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机器变得大而沉重了，要求有适合它们尺寸的建筑物。规模经济和生产率随着运输设施的改进而增长了。英国人的企业依然富裕，足以从其自身内部支付这些开销，如果内部资金不足，人们通常就会吸收额外的伙伴。但是，甚至英国也不得不找到特殊的门路来支付诸如码头、运河及铁路等公益或准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紧随臭名昭著的南海公司投机破产而通过的'1720 年泡沫法案'阻止了用可以自由转让的股票成立合股公司，因此，大型项目通常转归把资产赋予受托人管理的大合股公司。在一个对'最后一先令和一英亩地'都具有无限责任的商业社会里，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然而，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里都没有再作重大的法律改变，这证实了这种做法的稳固性以及英国经济的总体活力。
"到19 世纪，当办企业变得成本更高、风险更大的时候，集资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特许合股责任有限公司--所谓'特许'是因为有限责任只能由皇家或国会颁赐。这种大型的、半公益型的企业从来不怎么使用银行的长期融资，因为任何银行也没有这么大。英格兰银行章程规定任何其他银行不得有个以上的合伙人。直到1826年，并且仅限于以伦敦为中心的65 英里半径范 围之外，才准成立合股银行；一直到1833 年，不发行钞票的合股银行才获准在上述半径范围之内开业。然而，这些新的银行同私人银行在规模和政策上差别很小，就连修建铁路的商家也不需要它们的帮助。"(P279-280)
3、西班牙殖民影响下的南美洲
"在这种模拟伊比利亚社会的环境中，完全没有北美式的技术、好奇心、首创精神以及公民利益。西班牙本身在这些方面就落后，原因在于其精神上的同质性与顺从性，其财富和虚荣心。西班牙把自己的弱点又输出到海外。又怎么会是别样呢?那些西班牙人并非为了打破模式而到新大陆。他们一心想通过这种模式发财，甚至为了获得职位，实行贿赂；他们几年就学会这种手段。通往财富之路不是劳动，而是贪污和暴政。"(P340-341)
"当我们把英国人的思想活跃和多样性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宗教改革的正统思想以及迷信狂热相比时，即北美思想和首创新的力量与西班牙葡萄牙辖区的不满相对照时，我们就能理解其政治结果。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居民自己创造了他们的革命。他们反复酝酿，明确问题，向统治者发出挑战，直面冲突，当他们获胜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英国人在欧洲的一些仇敌--他们已经具有了一种自我意识，具有了经济上的追求以及国家的目的。
"在拉丁美洲，独立并非源于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首创性，而是由于整个欧洲抗衡和争战这一背景下的西班牙及葡萄牙国内的弊端和命运不济。当西班牙证明自己无力统治海外的殖民地时，新大陆的强人们利用了这一空隙，夺取了政权，其间只遭到了零零星星的抵抗。独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临了，令那些除了更换主人别无他求的尚未成熟、定型的实体颇感意外。这种无政府的否定态度引来了穷兵黩武的军阀统治。难怪，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史是阴谋、政变和反政变的恐怖史，这一切必然引起不安定、政府昏庸无能、腐败以及经济的停滞。
"任何社会能否长期生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还是该在严肃的、持续的基础之上谋发展?答案是：这些地区不是'现代政治单元'。它们没有方向，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民族象征；因此就没有衡量其表现优劣的尺度，也不存在期望带来的压力。不存在公民社会。在社会上层，是一小撮无赖，受其原先殖民主人的教唆，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在社会的底层，黎明百姓蜷缩一团，勉强糊口。可见，拉丁美洲的这些新的国家几乎无异于亚洲的专制主义，尽管有时候打着共和国的幌子。"(P241-242)
"结果，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经济上的变化。像从前一样，关键的部门包括采矿业(金、银、铜)、农业、放牧业、林业。目的是生产剩余产品，能用来换取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对工业的发展几乎没创造什么条件，因此几乎无工业可言。
"…这样，南美国家在独立后，仍像以前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先进的工业国家； 起初是英国；在 19 世纪末期是德国，因为考虑到德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收获； 然后从20 世纪开始，依附于美国。外国人修铁路，建港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运出内地的剩余产品(正如印度一样)。外国人以高息贷款给没钱的政权及其政敌(倒霉的借钱人要偿还得更多)。外国人建兵工厂以及其他工厂并且经营管理它们。自然而然地，人们便把南美国家经济的弊端归咎于外国人。这种逐渐怂恿起来的怨恨情绪，有一部分道理，但被教条地夸大，使事情变得更糟。它把经济政策意识形态化，把实际事务变成原则性问题。"(P342-343)
4、关于中国：汉学家们牵强附会地维持脸面
"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往昔的累累伤痕更使历史学家心灵不安了。当研究那些遭受命运虐待的国家和民族时，这种感受尤其深刻。他们曾经富裕过，但现在变穷了；他们曾经强大过，但现在衰弱了。这些失败者和受害者仍然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同时也怀着苦涩的经历所滋生出的悲愤。一个试图理解他们并让别人了解他们经历的历史学家，一个渴望了解并热爱他们的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战斗，为的是解释他们的过去，维护他们的尊严，抚慰他们的创伤。
"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使命。然而，这也会阻碍科学。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最明显。中国在1000 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 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 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汉学家想保护中国不受残暴的外国人耻笑，他们的这一愿望引出了一批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他们通常知识渊博，并且就事实本身来说声势威严。他们意图美化中国当时的表现，纠正西方的批评。
"在讨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所谓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人与欧洲接触的大背景下的所谓失败这一问题上，这种牵强附会地维持脸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声嘶力竭。"(P376-377)
"起初，当中国和别的国家领先于世界时，几乎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单向的，即从欧洲之外传到欧洲。这是欧洲了不起的优点：与中国不同，欧洲是学习者，并且的确从早期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中受益匪浅。当然，后来，情况就变了：一旦欧洲创立了现代科学，知识之流掉头回流，但不是没遇到抵抗。在这一点上，上一种新说法暗示各种文明对共同财富所做的一种平等、无差别的贡献，这也是误导。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 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非西方科学不仅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
"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宣传上述新流行说法的人泄气，因为在这种问题上，学者们往往是自己的理想和需要的仆人。在这方面，从下面一段话可看出额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动因：
"'世界各地有文化的人，现在都愿意倾听有关中国科学传统的新揭示…这种增高了的兴趣表明：世人对中国的敬重有所增加，增加幅度虽小但仍足以让人感受到。更恰当地说，它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日益致力于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有助于中国科学家充分地加入国际科学大家庭。 '"仿佛直到现在他们还需要鼓励似的。"(P378-379)
5、中东富有背后已埋下贫穷的种子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 及17 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即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一一付还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大小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它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是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P442-443)
"他们的经济至今仍未见起色，即使是'和平进程'成功了，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起来，只有某些地区例外。因为他们真正的病症要远比阿以之间的冲突严重得多。
"我认为，这主要在于文化传统，(1)它不能产生有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仍旧不信任或拒绝从西方敌国(基督教世界)传播过来的新的技术与思想；(3)无论是留学在外的还是留在国内拥有万贯家产的人，都没把这种知识看做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文盲所占比例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女性文盲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男性。这无疑表明了妇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低下。很明显，这与伊斯兰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社会中的态度是有关系的。"(P444- 445)
6、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国家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浪潮使世界上的国家增加了两倍多。这些新出现的国家不论多么小和多么不自然，都享有主权，并且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原先受剥削的国家如今自由了，应当有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在事情的另一面，原先靠压迫别人而致富、如今不得不自食其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应萎缩。正义该得到伸张。
"事情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那些曾是帝国的国家的经济现在空前兴旺发达。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却发现自己很难走上发展经济的正轨。他们的殖民统治者们当初因为他们刚开始形成的民族主义以及蔑视他们的能力，不曾教给他们多少本领--仅仅够得上完成政府的低级任务。
"…因此，尽管殖民者们身后留下公路、港口、铁路以及厂房建筑等基础设施，但这些却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管理。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遗产的忽视和破坏能力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一点可以从旅游者那里得到证实。原殖民地臣民大都就读于殖民者开设的大中学校，这些学校教授的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实用的科学技术知识- -促进的是革命而不是生产。也许这就是何者优先的问题：自由第一，经济次之，因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有这个条件还不够。"(P470-471)
" 前殖民地国家多种多样，成分混杂，被我们统称为南方，或第三世界(有时还将穷国和极穷国再区分为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它们自从独立以来，成就有高有低，大相径庭。东亚有几处成绩突出，拉丁美洲高低兼有，在缅甸和非洲许多地方则是全然倒退。这一结果的多样性表明，殖民化本身，甚至是受奴役，也并不预定着失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失败并不等于崩溃，这是事物的本质。一些国家利用了殖民地的遗产；利用了遗留的社会管理资本、教育、思想；甚至是有效利用了他们对殖民帝国的愤怒、抵抗和自豪感。另一些国家则完全摧毁了殖民者所遗留的一切，同时又没有学会何以代替之。有一些国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通常是因为殖民势力看不出那里投资会有什么收益。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太穷了，甚至都勾不起列强的贪婪欲望。
"尽管有少数几处前殖民经济繁荣，遭受失败的大多数并不能得到安慰。对于他们来说，整个的经历是令人感到屈辱和愤怒的，而接下来的失望只是加重了他们的怨恨。他们的怨恨是有道理的。然而在吮吸怨恨滋味以后，他们最好是把它吐出来。这一切本来都与人们的善意或恶意无关。它是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政变说，他们曾是尽力而为，照顾别人的利益。"(P472)
7、衰落不能改变对自由贸易的信仰
"在这里，我们说的是经济上的信仰，即对于自由贸易的信仰。自由贸易当初是从哪里来的?可是，英国一感到竞争的热度，英国国内的生产厂商就要求恢复贸易保护了。他们说，当英国充当世界工场的时候，自由贸易也许不错，可是如今别的国家生产的东西即使质量不那么好，价钱却更便宜。而且这些国家不是公平竞争。它们对外国货的进口设置关税及其他壁垒，而英国却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它们给自己的产业提供补贴，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向外推销 (倾销)产品，为提高市场份额而运用种种'不公平'经营手法。结果，英国制造业的一个又一个部门发现自己被逼入困境，被迫削减投资，关闭工厂。
"然而，自由贸易已成为一种信仰--不但信仰贸易带来的收益，而且信仰物质进步和国际交流所具有的创造和平与爱的力量。这逻辑是经济上的，是相对利益的理性。而这感情却是道义上的。
"…一种学说会不会因为它自称为科学，就不那么带有信仰的味道呢?请看威廉.杰文斯，英国政治经济学所崇拜的偶像之一，在19 纪80年代中期商业危机期间，狠狠敲打异端邪说时，讲过的一番话：
"'贸易自由可以被看做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欢迎认真地调查贸易状况以及我们现时萧条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调查改变我们对自由贸易的看法，正如同数学学会不会让一个复杂问题的调查导致欧几里德原理被否定一样。 '
"因此，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为英国失去工业领先地位而担心，因为这样的担心可能被用来，而且也确实被用来对他们奉为神圣的原则提出异议。"(P494-495)
8、科学和技术的终极优势和利益
"请注意，我对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终极优势和利益所持有的看法，现今受到尖锐的攻击，甚至在学术界也受到攻击。这种反应往往表现为将'感'置于'知'之上，其理由则各种各样，从那种未见天堂的失望，直到凡人对不可知之知识的恐惧和愤怒，不一而足。有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一场天启式的革命就可以纠正谬误和实现大家幸福，达到千禧理想社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虽然口头上说尊重科学，实际上却属于这一类。另一些人是怀旧派，希望回到没有国家、过公社生活的原始社会那种神秘安详的日子。第一类人表现出人的良好愿望的极限。第二类人是空想空谈。世界并不是走向那方。
"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小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好坏都有。这一传播部分地来自西方的支配地位，因为知识等于力量；部分地来自西方的传授；部分地来自模仿。散布是不均衡的，而且西方许多榜样遭到拒绝，被视为侵略。 "(P561-562)
"反欧洲中心论的这种想法是根本反理智的，而且也违背事实。可是它却很流行，尤其流行于那些据说是沙文主义的西方人中间。这些新全球主义者不喜欢一个信息，就想把送信人也杀掉--仿佛历史不曾发生过似的。然而，西方技术领先的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大家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因为了解这一个为什么，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
"历史学家们喜欢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他们力图理解和解释历史的记载。经济学家也要了解过去，但认为他们对过去的了解只能达到符合于理论和逻辑的程度；同时，由于他们有基本原理保证，他们也不那么反对预言由理性决定的未来。诚然，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偶然事件和非理性的可能性，但这些因素从长远来看只能是把逻辑上必然的事推迟一些而已。理性终将胜利，因为理性有报偿。多多益善，而在选择目标时，物质成就是最好的依据。
"所以，历史学家是未来不可知论者，因而实际上是悲观论者，而经济学家和生意人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必须首先着眼于财富的增加，即亚当.斯密所说的'财富的自然进步'。甚至对于穷人来说： '几乎用你愿意采用的任何尺度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都在改善。' 他们也活得更久，预期寿命的统计资料就能说明问题。同样，穷人平均说来比过去富一些，日子好过一些。经济学家们现在的看法是：世界将继续变富，穷人将赶上富人，经济增长的星星点点岛屿将连成大陆，知识将能够解决问题和克服一路上的物质困难和社会困难。今后也会是这样。"(P563)
9、富国、穷国，我们正在走向何方?
"然而，我不想提出任何特定的国家政策，这尤其是因为积极主动的干预既可能使局势有所改善，同样地也可能使局势变得更糟。对每一个情况都必须具体加以判断，而政府跟那些企图影响和利用市场的企业家一样，可能犯很多错误，而且比企业家的错误更大(也可能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大限度追求的目标--是财富，还是平等，或是安全，拯救，或是自己发财)。我只想说，现今的技术扩散和你追我赶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于富国，尤其是经济重新组合中受害的个别富国，会有很沉重的压力，同时给某些穷国带来'好东西'和希望，给许多的另一些穷国带来失望、绝望和愤怒。
"当然，富国、工业国可以保护自己(减轻痛苦，但不是消除痛苦)，其办法是保护科研领先地位，转入新的、正在增长中的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善于向别人学习，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提高能力和知识并加以运用。它们在调控航速和利用安全网方面还大有作为，可以帮助失业者学习新技能，从事新职业，或者干脆退休。许多事情将有赖于它们的进取心，自我意识和自尊，致力于公共福利的决心，以及将这些品质代代相传的能力。
"那么，穷国，落后和失利的国家，又将如何呢? 富国尽管受到新的竞争的巨大压力，毕竟日子好过得多，难以引起人们的关切和同情。它们虽然有自己的麻烦，但仍然对穷国负有义务，为自身利益着想是如此，道义上更是如此。它们会为了援助而援助吗?或是只是在能得到回报时才援助?或是像银行家一样，宁愿把援助给予那些不需要帮助的人?是硬心肠的爱，还是软心肠的爱，抑或是二者兼有?我提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知道答案(只有忠实信徒才声称自己知道答案)，而是因为有必要看到动机会各不相同，效果也会彼此矛盾，情形极其错综复杂。要通过这些急流险滩，就必须不断调整航速和纠正航向。由于政策受制于国内政局，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穷国自己又怎样呢?历史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P570-571)
---------------------------------------------------------------
《国富国穷》：为何一些国家那么富有，另一些却那么贫穷?
The Wealth Nations: WhySome SoRich SomeSo Poor
[美]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s
1998 年初版于美国
新华出版社
2007年第1版
作者：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作者：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国富国穷》是一部浩瀚的世界经济史著作，戴维.兰德斯蒙用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双重手法，对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和各国发展史重新进行了透析，并借用其他人研究的丰富知识和他自己睿智的独特观点，使我们对为何一些国家那么富有、另一些却那么贫穷，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这部经济史著作中，我们看到的各国之所以富有和贫穷，背后有着众多复杂的因素，而且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会有新的因素加入或旧的因素消逝，才最终出现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经济局面。
1、工业革命成功之源：自主权、方法和常规化
"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那个地区、那个时期?这确实是个双重的问题。其一，一个国家为什么又怎么样冲破习惯和常规知识的甲壳而达成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呢?
"…其二，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某个别的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呢?
"…如果必须指出关键的、富有欧洲特征的成功根源，那么，我想强调以下三点思考意见：
"(1)越来越大的进行学识探求的自主权；
"(2)以一种共同的、具有含蓄对抗性的方法的形式，在不统一中发展统一，亦即创造一种论证的语言，使其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得以确认、使用和理解；
"(3)发明的发明，亦即研究的常规化及其传播。 "(P215-216)
"自主权：争取学识自主的斗争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围绕传统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所发生的冲突。当时，主宰欧洲的是罗马教会的观点，是由圣经规定的、由古人的智慧加以调和而不是加以修正的自然观。这种观念庞大多数定义表现在经院哲学中，因为这种哲学体系(包括自然哲学)造成了一种具有全权和权威的意识。
"新的概念必然地以一种傲世的和潜在颠覆性的力量进入这个封闭的世界，一如它进入伊斯兰世界一样。但是在欧洲，由于新思想能得到实际应用，接受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受到了企图利用新颖事物使自己优于对手的统治者的保护。因此，并非偶然，欧洲逐渐培养起对新生事物的崇尚和争取进步的意识。这是一种信念，它同崇尚先前优雅的怀古情节相反，相信'黄金时代 '(即乌托邦)真实地摆在面前，相信当今的人们比过去更富裕、更聪明、更能干。
"…当然，陈旧的看法依然阴魂不散。(历史运动的一条法则认为，一切思想和实践的革新都会引发相对应的反作用，即使不总是对等的反作用。)但是在欧洲，教会的影响范围却受到了世俗当局的对抗性要求(恺撒对上帝)以及来自下层的在宗教信仰上持有异议的人所酝酿和聚集的火焰的限制。这些异议教派或许在学识和科学方面还没有摆脱偏见，但是他们却破坏了僵死教条的一致性，从而暗地里促进了事物的新生。
"对权威性最具摧毁力的是个人经验的扩展。 "(P216)
"方法：…对于当年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用事物的'根本'性质去解释的现象(天体按圆周运动；地体则向上或向下移动)，新的哲学都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事物存在(或运动)于自然之中。而且，从很早开始，这些探求者就渐渐认识到数学对于详细说明和系统表述观察结果具有巨大的价值。…观察与精确表述的结合反过来又使复制和验证成为可能。任何其他事物也未曾如此有效地破坏过权威性。什么人说过些什么话并不重要；关键是说了些什么；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实际。我能看见你说你看见过的东西吗?"这样一种方法开辟了通向有目的的实验的道路。不再是等待观望事物的发生，而是促使事物的发生。这要求一种学识的飞跃。"(P217)
"常规化：西方科学的第三个机制性支柱是科学发现的常规化，即发明的发明。西方广泛分布着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工作在不同的国度，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却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被别的地方知道，部分是由于使用了做学问的共同语言--拉丁文；部分是由于超前发展的信使和邮递服务，而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总是四面八方地迁徙。在17 世纪，这些联系被制度化了，首先是通过诸如马林.梅森那种自命为人际交换机、在科学家之间不断传播信息的个人，尔后则是通过学术团体的形式，这些团体设有通信秘书，频繁举行会议，定期出版刊物。"(P219)
"所有这一切都花费了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从长远看，工业革命的到来还必须等待。它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更不可能发生在古希腊。技术的基础还有待于奠定，发展进步的各个溪流还必须汇聚到一起。
"从短期看，答案在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在于供求关系，在于价格和灵活性。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起强大杠杆作用的技术性变革，它通过市场发现共鸣并且改变资源的配置。"(P220-221)
2、资金：要有钱才能赚钱
"人们知道'第一个工业国家' 是怎样成功的。缓慢而且从容。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训练了一支工厂劳动大军并且积累了资本。在早先那些岁月里，机器通常是小型的而且价格低廉。规模很小。古旧一些的建筑物可以转变为工业用途。总之，入门的要求不很严格。所以，英国人创业可以靠收入再投资、靠集中个人资财、靠向亲朋借贷、靠租赁设施而加以发展。金融中介机构，除了那些诸如代理人和贷款经纪人以外，所起的作用甚小。银行为了方便不动产业的交易，把自己局限于发放短期或即期贷款。其中有些是采用信贷额度的形式，每次体现之后即予展期。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信贷额度就相当于中期甚至是长期信贷。关键是经济繁荣。形势不好时，它们就会被收回或者期限被缩短。
"随着年代的更迭，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机器变得大而沉重了，要求有适合它们尺寸的建筑物。规模经济和生产率随着运输设施的改进而增长了。英国人的企业依然富裕，足以从其自身内部支付这些开销，如果内部资金不足，人们通常就会吸收额外的伙伴。但是，甚至英国也不得不找到特殊的门路来支付诸如码头、运河及铁路等公益或准公益事业所需的资金。紧随臭名昭著的南海公司投机破产而通过的'1720 年泡沫法案'阻止了用可以自由转让的股票成立合股公司，因此，大型项目通常转归把资产赋予受托人管理的大合股公司。在一个对'最后一先令和一英亩地'都具有无限责任的商业社会里，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然而，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里都没有再作重大的法律改变，这证实了这种做法的稳固性以及英国经济的总体活力。
"到19 世纪，当办企业变得成本更高、风险更大的时候，集资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特许合股责任有限公司--所谓'特许'是因为有限责任只能由皇家或国会颁赐。这种大型的、半公益型的企业从来不怎么使用银行的长期融资，因为任何银行也没有这么大。英格兰银行章程规定任何其他银行不得有个以上的合伙人。直到1826年，并且仅限于以伦敦为中心的65 英里半径范 围之外，才准成立合股银行；一直到1833 年，不发行钞票的合股银行才获准在上述半径范围之内开业。然而，这些新的银行同私人银行在规模和政策上差别很小，就连修建铁路的商家也不需要它们的帮助。"(P279-280)
3、西班牙殖民影响下的南美洲
"在这种模拟伊比利亚社会的环境中，完全没有北美式的技术、好奇心、首创精神以及公民利益。西班牙本身在这些方面就落后，原因在于其精神上的同质性与顺从性，其财富和虚荣心。西班牙把自己的弱点又输出到海外。又怎么会是别样呢?那些西班牙人并非为了打破模式而到新大陆。他们一心想通过这种模式发财，甚至为了获得职位，实行贿赂；他们几年就学会这种手段。通往财富之路不是劳动，而是贪污和暴政。"(P340-341)
"当我们把英国人的思想活跃和多样性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反宗教改革的正统思想以及迷信狂热相比时，即北美思想和首创新的力量与西班牙葡萄牙辖区的不满相对照时，我们就能理解其政治结果。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居民自己创造了他们的革命。他们反复酝酿，明确问题，向统治者发出挑战，直面冲突，当他们获胜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英国人在欧洲的一些仇敌--他们已经具有了一种自我意识，具有了经济上的追求以及国家的目的。
"在拉丁美洲，独立并非源于殖民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首创性，而是由于整个欧洲抗衡和争战这一背景下的西班牙及葡萄牙国内的弊端和命运不济。当西班牙证明自己无力统治海外的殖民地时，新大陆的强人们利用了这一空隙，夺取了政权，其间只遭到了零零星星的抵抗。独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临了，令那些除了更换主人别无他求的尚未成熟、定型的实体颇感意外。这种无政府的否定态度引来了穷兵黩武的军阀统治。难怪， 19 世纪的拉丁美洲史是阴谋、政变和反政变的恐怖史，这一切必然引起不安定、政府昏庸无能、腐败以及经济的停滞。
"任何社会能否长期生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还是该在严肃的、持续的基础之上谋发展?答案是：这些地区不是'现代政治单元'。它们没有方向，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民族象征；因此就没有衡量其表现优劣的尺度，也不存在期望带来的压力。不存在公民社会。在社会上层，是一小撮无赖，受其原先殖民主人的教唆，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在社会的底层，黎明百姓蜷缩一团，勉强糊口。可见，拉丁美洲的这些新的国家几乎无异于亚洲的专制主义，尽管有时候打着共和国的幌子。"(P241-242)
"结果，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几乎没有发生什么经济上的变化。像从前一样，关键的部门包括采矿业(金、银、铜)、农业、放牧业、林业。目的是生产剩余产品，能用来换取外国的制造业产品。对工业的发展几乎没创造什么条件，因此几乎无工业可言。
"…这样，南美国家在独立后，仍像以前那样在经济上依附于先进的工业国家； 起初是英国；在 19 世纪末期是德国，因为考虑到德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收获； 然后从20 世纪开始，依附于美国。外国人修铁路，建港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运出内地的剩余产品(正如印度一样)。外国人以高息贷款给没钱的政权及其政敌(倒霉的借钱人要偿还得更多)。外国人建兵工厂以及其他工厂并且经营管理它们。自然而然地，人们便把南美国家经济的弊端归咎于外国人。这种逐渐怂恿起来的怨恨情绪，有一部分道理，但被教条地夸大，使事情变得更糟。它把经济政策意识形态化，把实际事务变成原则性问题。"(P342-343)
4、关于中国：汉学家们牵强附会地维持脸面
"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往昔的累累伤痕更使历史学家心灵不安了。当研究那些遭受命运虐待的国家和民族时，这种感受尤其深刻。他们曾经富裕过，但现在变穷了；他们曾经强大过，但现在衰弱了。这些失败者和受害者仍然怀念过去的好日子，同时也怀着苦涩的经历所滋生出的悲愤。一个试图理解他们并让别人了解他们经历的历史学家，一个渴望了解并热爱他们的历史学家，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战斗，为的是解释他们的过去，维护他们的尊严，抚慰他们的创伤。
"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使命。然而，这也会阻碍科学。这一点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最明显。中国在1000 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富庶、 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 年前仍是人们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汉学家想保护中国不受残暴的外国人耻笑，他们的这一愿望引出了一批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他们通常知识渊博，并且就事实本身来说声势威严。他们意图美化中国当时的表现，纠正西方的批评。
"在讨论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所谓失败，尤其是在中国人与欧洲接触的大背景下的所谓失败这一问题上，这种牵强附会地维持脸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声嘶力竭。"(P376-377)
"起初，当中国和别的国家领先于世界时，几乎所有的知识传播都是单向的，即从欧洲之外传到欧洲。这是欧洲了不起的优点：与中国不同，欧洲是学习者，并且的确从早期中国的发明和发现中受益匪浅。当然，后来，情况就变了：一旦欧洲创立了现代科学，知识之流掉头回流，但不是没遇到抵抗。在这一点上，上一种新说法暗示各种文明对共同财富所做的一种平等、无差别的贡献，这也是误导。现代科学的绝大部分，尤其是17、18 世纪人们所称的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突破，是欧洲创造的。非西方科学不仅几乎毫无贡献(尽管欧洲人知道的东西并非全部)，而且在当时没有能力参与进来，远远落后或转错了弯。这根本不是共同的河流。
"所有这些都没有使宣传上述新流行说法的人泄气，因为在这种问题上，学者们往往是自己的理想和需要的仆人。在这方面，从下面一段话可看出额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动因：
"'世界各地有文化的人，现在都愿意倾听有关中国科学传统的新揭示…这种增高了的兴趣表明：世人对中国的敬重有所增加，增加幅度虽小但仍足以让人感受到。更恰当地说，它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日益致力于彼此之间的交流，这有助于中国科学家充分地加入国际科学大家庭。 '"仿佛直到现在他们还需要鼓励似的。"(P378-379)
5、中东富有背后已埋下贫穷的种子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收入最高的当然非那些石油生产和出口国莫属了。其他国家则'不见起色'。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财富的注入并未产生经济转变的效果。
"…但是这些中东国家的确是需要外国投资吗?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16 及17 世纪的西班牙，它被唾手即得的财富所迷惑而过上一种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富产油国也是如此。他们用石油换来货币，然后又将货币一一付还那些国家。他们购买发达国家的大大小小企业的股票。他们修建豪华住宅、饭店和宫殿，购买庞大的耗油量极大的轿车(但燃油很便宜，就像煤矿里买煤一样)，还在国外购置房地产，从而可以遮掩一下自己的财产，同时还可以做一些为自己国家的习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诸如在服饰打扮以及其他一些行为举止上。沙特阿拉伯拥有那么广袤的沙漠地带，但却以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从澳大利亚进口海滩的沙子。浪费最大、副作用极大的则是军火上的巨额投资，估计这一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购买了出口这些可怕玩具的国家的'友谊'。
"这些国家并没有建起自己的发达经济。像昔日的西班牙一样，它们花钱购买别人的技巧和服务，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做这些事情。'什么才是富有?'波斯湾的一位商业银行家问：'富有就是教育…专长…技术。富有就是知识。我们有钱，是的，但是我们并不富有。我们就像是一个从他未曾认识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小孩。他没有接受过怎样花钱的教育。他手里握着钱；但他却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利用它。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花钱，你就不算是富有的人。我们都不是富有的。没有这样的知识，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一无所有。我们无所不进口。建造房屋的砖瓦，我们进口。建造房屋的工匠，我们进口。到市场上走一圈，看到有什么是阿拉伯制造的?没有。有中国制造、法国制造、美国制造…就是没有阿拉伯制造。一个连砖瓦、汽车或是一本书都不能生产出来的国家称得上富有吗?我认为它不是富有的。'"(P442-443)
"他们的经济至今仍未见起色，即使是'和平进程'成功了，经济也未必能发展起来，只有某些地区例外。因为他们真正的病症要远比阿以之间的冲突严重得多。
"我认为，这主要在于文化传统，(1)它不能产生有知识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2)仍旧不信任或拒绝从西方敌国(基督教世界)传播过来的新的技术与思想；(3)无论是留学在外的还是留在国内拥有万贯家产的人，都没把这种知识看做是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文盲所占比例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女性文盲的比例要远远大于男性。这无疑表明了妇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低下。很明显，这与伊斯兰社会，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社会中的态度是有关系的。"(P444- 445)
6、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地国家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浪潮使世界上的国家增加了两倍多。这些新出现的国家不论多么小和多么不自然，都享有主权，并且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原先受剥削的国家如今自由了，应当有经济增长和繁荣。而在事情的另一面，原先靠压迫别人而致富、如今不得不自食其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应萎缩。正义该得到伸张。
"事情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发展。那些曾是帝国的国家的经济现在空前兴旺发达。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却发现自己很难走上发展经济的正轨。他们的殖民统治者们当初因为他们刚开始形成的民族主义以及蔑视他们的能力，不曾教给他们多少本领--仅仅够得上完成政府的低级任务。
"…因此，尽管殖民者们身后留下公路、港口、铁路以及厂房建筑等基础设施，但这些却没有得到必要的维护和管理。新独立的前殖民国家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遗产的忽视和破坏能力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一点可以从旅游者那里得到证实。原殖民地臣民大都就读于殖民者开设的大中学校，这些学校教授的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实用的科学技术知识- -促进的是革命而不是生产。也许这就是何者优先的问题：自由第一，经济次之，因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有这个条件还不够。"(P470-471)
" 前殖民地国家多种多样，成分混杂，被我们统称为南方，或第三世界(有时还将穷国和极穷国再区分为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它们自从独立以来，成就有高有低，大相径庭。东亚有几处成绩突出，拉丁美洲高低兼有，在缅甸和非洲许多地方则是全然倒退。这一结果的多样性表明，殖民化本身，甚至是受奴役，也并不预定着失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失败并不等于崩溃，这是事物的本质。一些国家利用了殖民地的遗产；利用了遗留的社会管理资本、教育、思想；甚至是有效利用了他们对殖民帝国的愤怒、抵抗和自豪感。另一些国家则完全摧毁了殖民者所遗留的一切，同时又没有学会何以代替之。有一些国家里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通常是因为殖民势力看不出那里投资会有什么收益。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太穷了，甚至都勾不起列强的贪婪欲望。
"尽管有少数几处前殖民经济繁荣，遭受失败的大多数并不能得到安慰。对于他们来说，整个的经历是令人感到屈辱和愤怒的，而接下来的失望只是加重了他们的怨恨。他们的怨恨是有道理的。然而在吮吸怨恨滋味以后，他们最好是把它吐出来。这一切本来都与人们的善意或恶意无关。它是形势变化的必然结果，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政变说，他们曾是尽力而为，照顾别人的利益。"(P472)
7、衰落不能改变对自由贸易的信仰
"在这里，我们说的是经济上的信仰，即对于自由贸易的信仰。自由贸易当初是从哪里来的?可是，英国一感到竞争的热度，英国国内的生产厂商就要求恢复贸易保护了。他们说，当英国充当世界工场的时候，自由贸易也许不错，可是如今别的国家生产的东西即使质量不那么好，价钱却更便宜。而且这些国家不是公平竞争。它们对外国货的进口设置关税及其他壁垒，而英国却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它们给自己的产业提供补贴，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向外推销 (倾销)产品，为提高市场份额而运用种种'不公平'经营手法。结果，英国制造业的一个又一个部门发现自己被逼入困境，被迫削减投资，关闭工厂。
"然而，自由贸易已成为一种信仰--不但信仰贸易带来的收益，而且信仰物质进步和国际交流所具有的创造和平与爱的力量。这逻辑是经济上的，是相对利益的理性。而这感情却是道义上的。
"…一种学说会不会因为它自称为科学，就不那么带有信仰的味道呢?请看威廉.杰文斯，英国政治经济学所崇拜的偶像之一，在19 纪80年代中期商业危机期间，狠狠敲打异端邪说时，讲过的一番话：
"'贸易自由可以被看做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欢迎认真地调查贸易状况以及我们现时萧条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调查改变我们对自由贸易的看法，正如同数学学会不会让一个复杂问题的调查导致欧几里德原理被否定一样。 '
"因此，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为英国失去工业领先地位而担心，因为这样的担心可能被用来，而且也确实被用来对他们奉为神圣的原则提出异议。"(P494-495)
8、科学和技术的终极优势和利益
"请注意，我对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终极优势和利益所持有的看法，现今受到尖锐的攻击，甚至在学术界也受到攻击。这种反应往往表现为将'感'置于'知'之上，其理由则各种各样，从那种未见天堂的失望，直到凡人对不可知之知识的恐惧和愤怒，不一而足。有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一场天启式的革命就可以纠正谬误和实现大家幸福，达到千禧理想社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虽然口头上说尊重科学，实际上却属于这一类。另一些人是怀旧派，希望回到没有国家、过公社生活的原始社会那种神秘安详的日子。第一类人表现出人的良好愿望的极限。第二类人是空想空谈。世界并不是走向那方。
"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小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好坏都有。这一传播部分地来自西方的支配地位，因为知识等于力量；部分地来自西方的传授；部分地来自模仿。散布是不均衡的，而且西方许多榜样遭到拒绝，被视为侵略。 "(P561-562)
"反欧洲中心论的这种想法是根本反理智的，而且也违背事实。可是它却很流行，尤其流行于那些据说是沙文主义的西方人中间。这些新全球主义者不喜欢一个信息，就想把送信人也杀掉--仿佛历史不曾发生过似的。然而，西方技术领先的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大家都应当问一个为什么，因为了解这一个为什么，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
"历史学家们喜欢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他们力图理解和解释历史的记载。经济学家也要了解过去，但认为他们对过去的了解只能达到符合于理论和逻辑的程度；同时，由于他们有基本原理保证，他们也不那么反对预言由理性决定的未来。诚然，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偶然事件和非理性的可能性，但这些因素从长远来看只能是把逻辑上必然的事推迟一些而已。理性终将胜利，因为理性有报偿。多多益善，而在选择目标时，物质成就是最好的依据。
"所以，历史学家是未来不可知论者，因而实际上是悲观论者，而经济学家和生意人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必须首先着眼于财富的增加，即亚当.斯密所说的'财富的自然进步'。甚至对于穷人来说： '几乎用你愿意采用的任何尺度来衡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也都在改善。' 他们也活得更久，预期寿命的统计资料就能说明问题。同样，穷人平均说来比过去富一些，日子好过一些。经济学家们现在的看法是：世界将继续变富，穷人将赶上富人，经济增长的星星点点岛屿将连成大陆，知识将能够解决问题和克服一路上的物质困难和社会困难。今后也会是这样。"(P563)
9、富国、穷国，我们正在走向何方?
"然而，我不想提出任何特定的国家政策，这尤其是因为积极主动的干预既可能使局势有所改善，同样地也可能使局势变得更糟。对每一个情况都必须具体加以判断，而政府跟那些企图影响和利用市场的企业家一样，可能犯很多错误，而且比企业家的错误更大(也可能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大限度追求的目标--是财富，还是平等，或是安全，拯救，或是自己发财)。我只想说，现今的技术扩散和你追我赶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于富国，尤其是经济重新组合中受害的个别富国，会有很沉重的压力，同时给某些穷国带来'好东西'和希望，给许多的另一些穷国带来失望、绝望和愤怒。
"当然，富国、工业国可以保护自己(减轻痛苦，但不是消除痛苦)，其办法是保护科研领先地位，转入新的、正在增长中的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善于向别人学习，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提高能力和知识并加以运用。它们在调控航速和利用安全网方面还大有作为，可以帮助失业者学习新技能，从事新职业，或者干脆退休。许多事情将有赖于它们的进取心，自我意识和自尊，致力于公共福利的决心，以及将这些品质代代相传的能力。
"那么，穷国，落后和失利的国家，又将如何呢? 富国尽管受到新的竞争的巨大压力，毕竟日子好过得多，难以引起人们的关切和同情。它们虽然有自己的麻烦，但仍然对穷国负有义务，为自身利益着想是如此，道义上更是如此。它们会为了援助而援助吗?或是只是在能得到回报时才援助?或是像银行家一样，宁愿把援助给予那些不需要帮助的人?是硬心肠的爱，还是软心肠的爱，抑或是二者兼有?我提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我知道答案(只有忠实信徒才声称自己知道答案)，而是因为有必要看到动机会各不相同，效果也会彼此矛盾，情形极其错综复杂。要通过这些急流险滩，就必须不断调整航速和纠正航向。由于政策受制于国内政局，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穷国自己又怎样呢?历史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治贫疗法只能来自自身。外援可以有帮助，但它像意外之财一样，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造成一种有害的无能感。"(P570-571)
---------------------------------------------------------------
《国富国穷》：为何一些国家那么富有，另一些却那么贫穷?
The Wealth Nations: WhySome SoRich SomeSo Poor
[美]戴维.S.兰德斯David S.Lands
1998 年初版于美国
新华出版社
2007年第1版
作者：曾星智，一个跨学科思想的专业投资者，公众号：ztouzi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