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职业者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职业者。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他讲到年轻时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被体制收编”，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拼命攒钱，再四处举债，开了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每天早起早睡，省吃俭用，过着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家徒四壁，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睡觉。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还贷前夜，夫妻俩低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掉在地上的钞票，偏巧就是所需的金额。——听起来辛酸，却是“不上班的理想生活”的去魅现实。

“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须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有村上这样的觉悟，无论如何都能自在生活吧。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29岁那年（1978年），四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村上春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他支持的养乐多燕子队外援挥出一记漂亮的二垒安打，球棒击球的清脆声响，使他忽然起念：“对了，说不定我也可以写小说。” 球赛一结束，他便搭电车到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纸笔，当晚就趴在厨房桌上开始写小说，半年后完成了《且听风吟》的初稿。这部小说得到当年日本的群像新人奖，自此开始了小说家生涯。

“哪怕一次也行，总之我想拼尽全力试试写小说”。为了能全神贯注地写作长篇小说，破釜沉舟，卖掉小店，靠存款度日。搬出东京，远离都市，戒烟，跑步。在那本《当我谈论跑步时我在谈论什么》中，他说：“我作为一位真正的严肃作家的生活，始于开始跑步的那一天。”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恪守作息，“系统化”地生活。写书时，早上五点起床，工作五到六个小时，规定自己每一天写十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像工厂车间一样工作。吃午餐，下午跑步六英里，读书、听音乐，晚九点准时就寝。因为想做一件事，毅然决然地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看到有的文章写村上春树的“自律”。“要想让时间成为自己的朋友，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自己的意志去掌控时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不能一味地被时间掌控，否则终究会处于被动状态”，这样的话实在太像时下盛行的“精神鸡汤”，但实际村上自己更强调“内在驱动力”。人可以在某些方面自律，某些方面放纵，关键在于想明白“为什么而自律”。他说自己本来就喜欢跑步，习惯性地坚持对自己胃口的事而已，如果不是这样，绝不可能单靠意志力连续做上三十来年。对他来说，跑步不是因为“跑步本身是好事”，而是因为跑步似乎具体而简洁地把几顶“我这一生非做不可的事情”表象化了。

“作家要是长出赘肉的话，就算完蛋了。”不管那事物理上的赘肉，还是隐喻中的赘肉。即使心里不想跑，他也会告诫自己：“这对我的人生而已，可是无论如何非做不可的事。”写小说和跑步很像，看似没有门槛，但能够长年累月坚持，作为职业小说家活跃二三十年的，并有一定数量读者的，实则极少。那种“非写小说不可的内在驱动力，以及支撑长期孤独劳作的坚韧忍耐力”，就是“职业职业小说家的资质和资格”。

“所谓小说家，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必须是自由人。在自己喜欢的时间，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我而言这便是自由人的定义。”在村上的心里，他肯定先得是个自由人，才是别的什么。他自我定义为一个“极其个人化的人”，可以说，是“自由”精神让他成为了与众不同的小说家。

“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为自由的人。我想按照适合自己的日程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自己喜欢的小说。对身为作家的我来说，这是最低限度的自由。”秉持这样的信念，他多年来不接受任何约稿、不接受采访、不出席社会和商业活动，不担任文学奖评委，尽可能把所有力气都倾注在写小说这件事上。要写一部长篇，就得用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独自伏案苦写，每写一部作品都倾注当时全部的能力与才华，不留余力。他引用卡佛的话宣志：“如果讲述的故事不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好的一个，那干吗还要写什么小说？——我们能够带进坟墓里去的，归根结底，也只有已经尽心尽责的满足感，以及拼尽全力的证据。”

既然当上了小说家，况且人生只有这么一次，便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反正要随心所欲，我行我素，做自己想做的事，就算评论欠佳，书销路不好，“至少我享受过了”。

他提出很有个人风格的写作建议：如果你希望自由表达什么，想象一下“并不追求什么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儿”，像蝴蝶一般，自由自在，反而更能接近本性。创作出“新鲜，充满活力，而且毫无疑问属于自己”的文字；并告诉人们如何时时检视自己的人生：“如果你从事着一份自以为很重要的工作，却不能从中发现油然而生的乐趣和喜悦，如果工作时完全没有心花怒放的感觉，那里面就有些不对头，不调和的东西了。这种时候就必须回归初心，将妨碍乐趣与喜悦的多余部件和不自然的要素一个个抛弃掉。”

他说：“如果说我的小说里有能称作原创性的东西，它大概就产生于‘自由’。”

“最最喜欢你，绿子。” “什么程度？”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春天的熊？”绿子再次扬起脸，“什么春天的熊？” “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他这么对你说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么？’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噜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大天。你说棒不棒？” “太棒了！” “我就这么喜欢你。”

——你读出“自由”了吗？

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一样，村上关切现实社会，无论在讲述一个如何离奇诞妄的故事，你能感受到，他爱这个世界。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提到他孩童和青少年时期，到处都有可以逃入其中的余地和间隙之类的场所。而随着高速增长时代结束，泡沫经济时代又已告终，到现在，就很难找到这种避难空间了。只能顺应潮流，没法粗枝大叶度日。村上对这样的“场所”的描述真是让人动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就是个人与体系能自由地相互活动、稳妥地协商、找出对各自最有效的接触面的场所。换言之，就是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舒展四肢、从容不迫地呼吸的空间，是一个远离了制度、等级、效率、欺凌这些东西的场所。简单地说，那是个温暖的临时避难所，谁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自由地离开。说来就是’个体’与’共同体’徐缓的中间地带。每个人自己决定要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

这是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后，我听到的对某一愿景最动人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