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与我国早年农业集体化尝试

一、《创业史》的文学意义

比起《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同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题材同为五十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人物塑造和矛盾设置大量参考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柳青的《创业史》的原创性更强，且对浩然和路遥等几代农村题材作家都有巨大的影响作用，在文学史中的意义更大。

《创业史》中，梁宝生、梁三老汉和郭振山这三个典型人物，是原先与同期的中国小说中所没有的，在文学形象上有扩展意义。

梁三老汉这个角色的深刻和丰富性，比《山乡巨变》的亭面糊，甚至《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狗鱼老大爷都更为动态且立体。他是一个老派农民，偏传统的观念和梁生宝‘新人‘理念有不少冲突，但也有很多一致，最终在事实面前，主动改变自己，转而支持儿子的事业。《创业史》中多次借他人之口说，梁生宝很多方面都随他的继父梁三老汉。比如，踏实肯干，勤劳实在，还有，梁三老汉“心眼正”，他对妻子、女儿很好，对梁生宝视如己出，对童养媳也当亲闺女疼，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家长，他也从不算计乡邻。他是很有真性情的，比如在清明时，见儿子没想着给童养媳上坟，替童养媳感到委屈，在她的坟前哭了一场，以至于招到思想保守的亲属的指责。这都说明老汉的品质与儿子有很大的一致性。

有人觉得梁三老汉头脑和眼界有限，其实不然，他也算是小说中一个明白人，他按自己的理念做事的，想通过自己的勤劳获得一份家业，“二十亩地砖瓦房、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好再来一头牛，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他的目标，他几次立家业的梦想成空，前几次还很乐观，因为他还觉得养死两次牛是偶然因素，直到后来儿子被逼逃丁，还把牛赔进去了，地也租不下去了，他明白自己的失败是坏世道的必然，郁闷得了气喘病，直到解放后分了田地，生活有了盼头气才顺过来。但他绝非贪财物的人，解放前继子被抓丁，他毫不犹豫地卖牛赎回儿子。他对儿子的事业一度不理解，但也从不暗中破坏，只是儿子不用庄稼人的老路子走，他觉得不牢靠。老头他怀疑儿子办合作组能成功，在别上劲的时候，不是随意发狠，而是主动去找他知道的明白人-乡委的卢书记去聊一聊。卢书记给他耐心做了工作后，他也就觉得儿子换个路子试试不是坏事，可见他虽然倔，但讲理，并不是一味保守。后来合作组取得成功，他的家业目标虽然还没实现，但穿上了新棉裤棉袄，生活前景乐观，还因为是梁生宝的爹被人尊重。他此时想的是儿子的事业过了最难的阶段，但还有很多事等着他，足见这个老头看事物时有比一般人强的地方。

书中对梁宝生的评价，“公平”和“能干”，在当时的农村里一个村也挑不出几个。习惯小生产的农民能做到“公平”难能可贵。梁宝生的“家教好”，养父梁三老汉言传身教，通过诚实劳动，做正直善良的人。在租地时长期受压迫，逃丁时遇到共产党，后来当了民兵，参与了土改，他通过自身的经历，接受了“只要还有私有制，农民就会穷的穷、富的富”的社会主义观念，因此积极参加合作化。

“能干”包括三方面，一是劳动技能高，梁宝生随老爹自小干农话、拉长工，各种农活动精，在本村的年轻人中算首屈一指的；二是脑子活，能活学活用，看事能长远，他虽只上过扫盲班，文化水平差点，读写算比不上同村上过几年学的，但是通过主动的党内学习，对党的政策能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和县乡两级的领导谈起政策来也能说得头头是道（领导走的时群众路线，用的是群众语言，要是换个说官话的那个领导，照样也谈不了），在农民找富裕户借贷失败后，他能想起省里模范互助组在大会上介绍的搞副业的经验，组织贫困户上山砍竹编扫帚卖钱，使贫困户渡过春荒，增加收入，这更是他学习能力的体现；三是组织能力强，梁宝生逃过抓丁，年纪轻轻就在外地磨砺，懂得和人打交道，他执行起来合作化“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非常得心应手，合作组有人闹退组时，能和颜悦色地让坚决退组的两家退出，还留下活话“随时都能回来”，同时说服犹豫退组的一家，有道德缺陷的“油子”白占魁申请入组时，能力排众议接受，使得很多组员佩服梁宝生年纪轻轻就有大将之风，他办事公道，积极带动贫困户，不为私利，因此更能服众。

梁宝生属于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有所继承。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些人不喜欢梁宝生。对美国化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梁宝生一心扑在社会主义农村改造事业中，甚至经常要放弃一些私利，对他们来说，法无禁止的个人利益都是要争的，否则就是不自由的，反人性的。但是，要是按照法德的主流自由主义观念，梁宝生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奋斗，“不为物欲所驭”，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由、大人性。每个读者的价值标准都不一样，至于怎么评价梁宝生，不必强求一致，如果能对他的的人生理念有所理解，对读者来说仍是一件好事。

郭振山是一个很动态、比较复杂的人，他在土地改革中起过领导作用，还是有名的庄稼把式，在村中十分有威信，日子过好了，郭振山一度有发家的想法，甚至还定了个“五年计划”，受批评后，经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将个人利益与党的要求相协调，把发家的计划放弃了。他对自己在村里的权威很看重，不希望被梁宝生这个后起之秀挑战，因此不愿意梁宝生的合作组壮大，不过也不曾想过下绊子。在另一方面，他也很努力地进行党的工作，也领导一个合作组（但这个合作组属于强强联合，被批评后才开始接受困难户），在粮食国家收购中表现也不错，平常看不惯损人利己的行为，对一些贫困户生活上的困难比较关心，总体上仍能对农村的建设事业有贡献。上级说他有能力但也不一心为公，做合作化的基层领头人的条件不及梁宝生。

路遥《人生》中人民公社支书高明楼，就是郭振山这一类人，有觉悟、有水平、也有私心，对人民公社总归还是起稳定作用的。到了在人民公社体制出现城乡拉开、人身绑定、在很多时候和地方阻碍生产，相比其他农业模式出现比较性劣势的时候，郭振山式的领导会使这种劣势加重。

早时候的一些评论说，郭振山是在“堕落”的过程中，只是还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体制的约束，没到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最终结果。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了。读者不难相信郭振山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对社会起到的作用也是利弊均有。

《创业史》中对矛盾的设置还是很可观的。梁生宝（社会主义新人）、郭振山（有缺陷的农村领导）、梁三老汉（较开明的传统贫农）、郭世富（有中庸意识的勤劳上中农）、姚士杰（心地阴暗，有能力的富农）这些重要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理念，这些个理念各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不同理念的不同部分有的针锋相对，有的不共戴天，有的能达到妥协，甚至有的还能深度契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农村意识形态圈。相比之下，《山村巨变》连反革命都反得那么地“田园化”，在思想认识上明显不如柳青那么沉厚。

两性观念在中国农村题材革命小说中几乎是落不下的。而且，共产党的婚恋政策和性权利观念往往与传统农村的保守观念有抵触，这逃不出敏感的作家的眼睛，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施以影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算是尽量拉近这两者的距离，把农村保守观念中对恋爱自由的微弱支持最大化地利用了。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希望离婚另嫁，最求幸福，也多少得到了些同情。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在日军兽窟中受蹂躏，最后携带情报逃出的农村女孩贞贞，最后随干部们去延安学习，并投身革命的故事，而干部们对贞贞的尊重和友善，使保守的村民不理解和敌视。《创业史》中，梁宝生性格上的缺点（一听改霞说去工厂就不想理人家了），和错把个人爱情置于靠后人生行动的做法（非要等秋收后再谈恋爱），使他失去了一次获得一个不错的人生伴侣的机会。而素芳的遭遇更加令人心酸，素芳被家庭深度压迫，因为自身的想法较为狭隘，在试图找到出路的尝试中，又被姚士杰玩弄，在村中也备受歧视，这也说明了，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在事实上总有一些角落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被真正解放。这也是《创业史》的一个超越时代的意义。

二，《创业史》与我国早年农业集体化尝试

《创业史》第一部，写了陕西一个农村在1953年创办农业互助组的经历。
互助组创立之初，昔日村里的土改领导人郭振山认为，互助组对贫困户抱团取暖多少还是有些用处，也方便协调一下人力蓄力分配，再大的好处一时想不出。主人公梁生宝诚心实意把互助组当成事业去做，因为他确实见到省里的示范互助组办得不错，能解决不少问题，也有一些经验能参考。
《创业史》中有一段开会时，乡委吕书记对郭振山说，乡委、村委的领导者走的地方比一般农民多，想的深，而中央领导看得更远，已经超出他的理解能力，“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说什么，想什么。”当然，之前党的土地改革在全国的迅速成功，已经证明了制定政策的领导人绝对是大聪明人，他也就对这次合作化政策抱乐观态度。这间接说明一个问题，以集体主义推行农村的合作化和集体化，对国家至地区再到基层的各级核心有较高的要求，比如政策的上传下达通畅，一线领导者必须能干且公平，更重要的，政策的制定绝不能有颠覆性失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学苏联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还有一个潜台词，说白了，就是躲苏联曾经摔跤过的坑。列宁用分土地获得贫农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工人和士兵，并夺取了工业集中的城市，可以说既有人，又有枪有炮有运输，这是列宁能够短平快地在国内战争取得速胜重要砝码，但中国没这条件），但在战时的余粮征收制与明抢无异，严重损害中富农的利益，导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用苏联分田地的经验，但放弃使用苏式余粮征收制，改用负担小的税收形式交粮，并重视经营农村，促进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成功赢得农民支持。解放后战乱平息，三年土地改革时期更是轻徭薄赋，使农村经济快速恢复性增长，农民利益获得极大满足，不仅贫雇农，连中农都成了中共的基本盘，毛泽东把农民转化成“革命主力军”的战略取得极大成功。
到了1953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但仍十分贫困落后的中国又到了一次选择国策、决定国运的时候，这时的苏联的社会发展情况是这样：在落后大国的基础上，以计划经济起家，通过农业集体化，控制了农业经济，以剪刀差的方法，从农业那里获得在资金，有计划地快速建立起成套完善且先进的工业体系，工业体系建成后，再将剪刀差缩小，当时已经有了工业回哺农业的趋势，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经济发展稳定且仍在快速上升。而且苏联已经要援建给中国全套的工业体系，形势非常有利。中国的领导层没有理由不采用苏联的经济方案。
领导层制定的政策，就是要建立计划经济，而关键的工作是制度设计，既要达到目的，又要力图避开苏联早期发展计划经济在农业集体化方面摔下的坑，坑1：苏联在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后，实行农业集体化前，对农业有过一段无为而治，这期间，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贫农失去刚分到的土地，出现了一批新富农，并成为了重要的社会力量。坑2：苏联发展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工业从事者和社会管理者，必须买越来越多的粮食养他们。在1928年，粮食因需求多而涨价，与“剪刀差”背道而驰，更严重的是，农民开始囤积居奇，粮食大量进入自发市场交易，国家即使出高价仍收购不了足够供应城市的粮食，导致丰年不但不能出口粮食换外汇，反要花外汇买外国粮供养城市，迟滞了工业资金的积累。只能强力取消自由市场交易粮食，并开始农业集体化，以获得余粮。坑3：在集体化时，富农反对力量强大，导致阶级斗争，斯大林把他们赶出家乡，数百万人迁到了西伯利亚，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坑4：集体化先期的生产资料赎买工作和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民一听集体化风声就杀牲砍树，再加上集体化后养护不善，导致大量生产资料挥霍，直到机械化铺开，才把畜力的损失抵消掉，导致集体化前几年，粮食生产一直往下走。坑5（最大的坑）:粮食出口换机器，过于急于求成，导致粮食储备下降，抗灾能力减弱。1932年底，突发自然灾害导致多地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还没收完，就让雪给埋了），重灾区为乌克兰、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粮食总产区。结果只能在非灾区和轻灾区过度征粮（粮食只能让农民拖过春荒），凑齐工业人口全年最低量口粮，春荒过后，疏散部分城市人口到非灾区与当地农村人口靠粮食代用品生存，多数重灾区的农业人口只好主动放弃（围死灾区），结果饿死几百万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大大迟滞的经济发展进程。结果：1936年，苏联付出惨重代价，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和水利建设走向正轨，当年粮食产量为历史最高产量。之后，尽管在战争中一部分地区农业受到破坏，但直至《创业史》的1953年，苏联的农村现代化进程还是往上走的。
回过头看《创业史》，“三大能人”中的原土改带头人郭振山和富余中农郭世富，都是几个兄弟未分家，共同劳动，而且家境比较好，有壮劳力、有牛、有好地。1952年分地后，郭世富又多囤了不少粮食，郭振山则盖了房，后来郭振山因为买了穷苦户的一亩多地，在砖窑投了股，在党内受了批评，他经过思想斗争，想到自己得到的几乎都是党给的，个人利益必须和党绑一起，就把股给退了。现在有人质疑，郭振山和郭世富其实都不是害人的人，相反身上并不乏优点，他们的生产模式，在现在有个时髦词，叫“家庭农场”，在日本“家庭农场”弄得还很不错呢！为什么当时把他们当成“自发势力”，不允许其发展呢？就是国家要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坑1”（富农抬头），当然，没有了“坑1”，不存在大量的新富农，也就没有“坑3”（集体化时的阶级斗争）了。到后来，政府能以“枫桥经验”原地安置势力很弱的地主和富农，他们虽然在一段历史中受歧视，但远比前苏联大流徙的百万富农幸运得多。
《创业史》中建立合作组的一些经验来自苏联，比如示范试点都在水土条件好的地方开始，给予信息和组织的支持，有金融和政策的优惠，优先开展技术改良推广等。《创业史》中，梁宝生的村子地处平原，而且土地基本都是河滩地，这个土地条件是很棒的，适于规模化经营，如果地处贫瘠山区，则不适合集体劳动；小说刚开始，梁宝生去外地购买生长期短的“百日黄”种子，可以实现麦稻两季的种植，这就是党委给他的信息。找富裕户“活跃借贷”失败后，梁宝生按照示范组的经验，带领一些穷困户搞副业，砍竹给供销社编扫帚（这小说中写，如果梁宝生的带的组能发展到百人，整个山头就不够砍的），供销社给合作组专门的信贷优惠——预付款，帮助组员顺利度过春荒并取得生产资金；播种前最关键的技术活——育秧是上面派的技术员帮着搞定的，而且带来了密植技术。尽管有的组员对新技术有担心，但政府的威信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最终合作组通过新技术取得前所未有的丰收。组员一举丰衣足食，并支持了国家的粮食收购。小说中作为合作组核心的梁宝生，确实是少年老成，能干无私，但他的合作组取得的成功，并一举盖过“三大能人”，并非因为梁宝生的能力比“三大能人”更强，而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全国的土地改革刚开始时（1950年），老解放区已经开始合作组的示范试点（小说中的大王村示范组），农村的政策衔接这么紧密，这么刻不容缓，其原因就是要避免“坑2”（个体农户抵制粮食收购）。小说中，郭世富在春荒时在集上卖余粮换肥料，当时国家除了统购外，还允许私粮商在市场交易。郭世富发现粮食相当地供不应求，这是因为国家发展工业对粮食的需求增加所致的，他当即决定不再多卖粮，而是多屯粮。在小说尾声，富农姚世杰拒不卖粮给国家，郭振山带着农民们集体堵门，姚世杰原先处心积虑从合作组挖来的两个搭伙贫农，因为看到合作组干得好，希望再次入组，就把他家有大量存粮还偷偷屯粮事实给抖了出来，姚世杰势单力薄，怕再被斗，只得卖粮。可能的粮食收购危机因为合作社组织的大量出现被预防了。。
至于“坑4”（农业生产资料在集体化过程中损失），《创业史》第二部，合作组已经发展成合作社，大牲畜的处置方法比较灵活，可抵股，原主人喂养还可额外算公分，也可由合作社分期赎买，有效控制了大量宰杀牲畜的问题，但也出现了大牲畜喂养和使用不善。小说中就有社员白占魁发狠使牲口，被开会批评的事。我国到58、59年确实出现大牲畜保有量的小幅下降，但不像苏联那么严重。但三年困难时期大牲畜下降还是很明显的。
我国在“坑5”（政策失误导致饥荒）跟斗摔得比苏联还厉害，不过这个时期比《创业史》要错后六七年。人民公社的快速推进，使农业效益出现了下降。除了粮食出口，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还浪费了大量的粮食，还因为浮夸风，政府对存粮短缺没有有效的警惕，在这个时候两年全国范围的极旱加一年重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粮食缺口，我国非正常死亡以千万计，可谓损失惨重。之后，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国家放弃了超常抽取农业资源、快速发展工业的经济方案。
到毛时代结束时，我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没能复制苏联的前几十年曾经的成功，甚至也低于同时期的朝鲜，在农业方面，一些适宜农业的地区积累了一些机械化、水利和科技的底子，但远未完成农业现代化。但世事复杂，坏事经常会变成某种程度的好事，在事实证明苏联模式难以为继时，经济发展水平低，至少为我国进行经济转型留了很多的冗余度。随着国家转为由市场调配资源，经济、社会功能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因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而全部解散，部分经济比较好的地区还保留一定的合作化。直至新世纪初，工业在市场中有了整体效益后，我国才真正出现工业回哺农业。
现在，随着“土地流转”等顶层设计的出台，农村在市场的条件下，再次进行新一轮规模化、集体化的尝试，出现了很多新的组织形式。而《创业史》这一类表现当年农业集体化的作品，重新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历史方面，它提醒我们建立适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时，遵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