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探究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黄仁宇老师自完成英文版《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四十年来，得到众多读者的广泛认可，拜读此书以冀从中学习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和“从技术角度看历史的主张”；二是今年演绎官场政治生态的反腐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由于情节需要，角色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玉良经常引用书中内容，它可以帮助观众深入体会剧中深意。

　　初读此书之前，我试图从中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万历十五年作为大明王朝衰败进程中的一个时间节点，从帝王到臣民，谁该对这一段具有转折性的历史负责？

一、万历皇帝：强权意志与封建礼制博弈下的失败承担者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慈圣太后和张居正大学士对万历幼时的学习要求极度严格，在经书、书法、历史方面尤甚，目的在于教导小皇帝“敬天法祖”。万历十岁时曾书写“责难陈善”赐予老师申时行，鼓励督促老师向他“规劝过失，提出益言”。即使张居正去世以后，他仍主动研读祖宗实录和新出版的各类书籍，足以说明好学、自律、自省的觉悟在幼时已根植帝王心底。

　　当时万历的外祖父、武清伯李伟分管军服采购，以劣充好中饱私囊，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后接到举报后当即表示无论亲疏均要按国法处置，李伟被在宫门外当众申饬，张居正以此为契机撤换相关官员，整治纳贿行为，这件史事可以证明万历对整肃官僚风纪的决心。

　　万历十七岁夜宴醉酒，难为宫女现场歌唱新曲并剪发调戏，责打求情随从，上演闹剧，太后和首辅严惩相关人员，责戒万历整改。此外，邹元标敢于进谏“欲人勿闻，莫若勿为”指出皇帝的不足，虽然未必出于大公之心，但至少说明这种直达圣听的渠道是畅通的。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一套机制在监管帝王的越轨行为。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帝王虽然是权力象征，但不表示他可以将个人意志绝对凌驾于封建礼制之上。当万历想要首先册封皇三子的母亲淑妃郑氏为皇贵妃时，给事中当即上疏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礼制，相争甚烈，最终不了了之。而郑氏虽深得万历心悦，至死也未能和皇帝葬在一起。万历试图废长立幼，定皇三子代皇长子为太子时，文官集团同样认为其有违礼制予以坚决反对。帝王与臣僚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与强权意志之间的博弈。

　　物有两极，万历后来的“无为而治”不应被看作是纯粹的懒政，他是用自己的选择性消极怠工向文臣集团和固化礼制示威对抗。他贵为天子，习字、练兵、立储、出巡均受到制肘，自然愤懑，这些行为虽不及“卫懿好鹤，鲁隐观鱼”，无法贯彻只是因为它不合于礼仪法制。

　　事实上，万历年间内外形势已经日趋复杂，杨应龙西南叛变，哱拜宁夏造反，日本侵占朝鲜，努尔哈赤起兵。此外，文官集团走向分裂，皇帝举步维艰被迫消极怠工，东林党争随即出现。再者，财政制度和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导致秉公办事成为一席空谈。如果将大明王朝的衰落归咎于万历一身，当然有失公允。

二、大学士张居正：强势干预行政的文官集团代表

　　明朝是典型的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万历执政第一个十年能够巩固统治并且改善政局颓势，得益于张居正大学士的倾力攘助。大学士相当于供职于文渊阁中的文书，后来演变成了秘书兼顾问。对于张居正有一个评价，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是高级臣僚的一种可贵品质，言辞精炼，直抵要害。

　　首辅张居正对皇权威严的维护坚定不移，当新皇帝威信受到元老高拱的挑衅时，曾铁腕出手果断将其褫官囿居，显然与巩固的封建礼制站在同一条阵线。不可否认，这可能也与他肃清异己的政治考虑有关。此外，张居正曾对早朝仪式进行更改，一旬之中仅逢三六九早朝，精简过场仪式，腾出的时间皇帝可以读圣贤，臣僚可以理政务，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精简会议的雏形，甚至在当下都与一些冗赘拖沓的文风会风和溜须拍马的下流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张居正试图推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改革赋税，整理财政，加强行政效率，本意在于富国强兵，这是他的公心。但是，整饬税制引起官僚抵触并转嫁为农民负担，当无法有效在大范围考评遴选优秀人才时任命亲信，这些都为日后悲惨结局埋下隐患。他曾自称“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显然已料到改革之阻力。可惜的是，这种制度痼疾已经病入膏肓，留给大明帝国改良崛起的时间已经余日不多。

　　身为内阁首辅位高权重，张居正权倾一时显得有些恃才自傲不合群，个人意志和影响力明显体现在政务处理中，提拔亲信的同时排挤打压异己，比如高拱、汪道昆等，在他眼里看来只因“芝兰当路，不得不锄”就可以解释，由于压制和得罪不少臣僚，所以死后不足半年危机爆发，反张派形成有力阵线。张居正对其它文官要求节俭苛刻，自身却无法以身作则，在京城置办豪宅、纵容亲属敛财济私；四子有三人高中进士，其中两人供职于翰林院，难免让反张派落下口实。这种律人不律己的行为自然无法使人信服，包括万历皇帝。

　　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对立于大部分文官集团，朝局必然引起震动。张居正死后，高拱撰写的《病榻遗言》揭露了他的用心，宦官集团中以冯保为典型的司礼太监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对皇帝决策影响明显，这也为破坏皇权埋下了隐患，王大臣事件更是触犯了皇帝威严，成为张居正案件的导火索。万历觉得昔日恩师不过是一个假借维护皇权的幌子来玩弄权术的高级政客，最终下令对张居正褫衔抄家清算，定罪“污蔑亲藩，专权乱政”。张居正事件使年轻的万历似乎陷入了纠结与困惑，他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励精图治换来的是官僚的腐化堕落和纲纪松弛。

三、首辅申时行：面临“阴阳调和”两难困境的高级官僚

　　申时行与张居正的行政风格迥异，源于他深刻认识到“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这可能也是他在张居正风波后之所以愈加淡定的原因。王世贞评价他“蕴藉不立崖异”，更有甚者称其“首鼠两端”。

　　于我看来，申时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主义者，他既承认妥协于现实，又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但是从他坚决辞谢太师职衔和伯爵俸禄可以看出，至少他对功名没有那么贪婪。彼时的文官制度看似因循守旧，实际上已经由于利益捆绑难以撼动，前续财税制度的改革难以推进，就是因为它试图打破这种固化的病态平衡。申时行对文官集团采用了“恕道”的理念，“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既稳定了动荡政局，也使自己站稳了脚跟。

　　这一时期文官集团站队抱团的风气日渐嚣张，通过乡谊、年谊、姻谊和其它关系捆绑起来的直接利益冲突趋于明显，皇帝对重大案件和人事任命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文官集团间权力博弈甚至互相抨击的结果。这种温和恕道待人的思路，与张居正强势整饬纪律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理政思路和以个人性格好恶为前提的执政理念奏效均难以持久，其症结可能在于：制度能否连续、能否因时而变。至于申时行的历史评价，具体到事务则是有争议的，比如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后来努尔哈赤部落的崛起。

四、海瑞与戚继光：法制建设与军事改革的举步维艰

　　海瑞是明朝有名的清官，关于他的清廉，历史上曾有这样的评价：官至二品，死时十余两存银，不够殓葬之资。值得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是，他虽然被人仰慕，为何却少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的清正廉洁、执法不阿、敢于诤谏，在当时如何推广是一大难题，道德榜样的力量毕竟不如健全完善的制度约束。

　　事实上，纪检监察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当时的“风宪官”，官袍上绣“獬豸”—这是传说中一种能辨善恶、袭坏人的猛兽，其寓意不言而喻。都察院的言官可以弹劾皇帝，批判小吏，监督范围非常广泛。建立伦理道德体系，有助于倡导共同的价值认同，维护官员阵线统一和皇权尊严。但是，私心和公心必然长期共存，有人善于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攫取灰色收入，有人私心沉重搜刮自肥，有人自律自省严守道德戒律。道德伦理与私心贪欲共存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监督官僚行为，单纯依靠道德体系已经难以奏效。

　　据说，海瑞的刚直不阿与母亲的教育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刚直不阿带有偏执色彩或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他对化解社会顽疾固症的动机绝对纯洁，但在解决土地所有制和高利贷等难题时更多的是依赖个人意志和现有道德，这种强势执法的行为难免不对症，或者治标不治本。海瑞当时显然没有理解，个人意志上的鼎力支撑显然无法解决制度上的腐朽短板。究其细节，是忽视了币制、赋役、法律等制度因素，而这种宏观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必然依赖缜密完善的顶层规划和自上而下的鼎力推行。遗憾的是，当时的制度未能针对商业萌芽的出现适时调整。对于明朝当时的社会治理，如果缺乏健全得力的制度，单纯依靠个别圣贤、依靠严刑重典、依靠道德伦常，奏效均非常有限。

　　戚继光作为明朝军事领域的典型，最初源于他在平定倭寇上建立的显著功勋，因而受到谭纶和张居正等人的大力赏识。面对军事领域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他试图在蓟州开始革新军队训练、作战、补给模式的尝试，最终受限于当时的利益牵扯，不了了之。既然得益于张居正的提携支持，那么当张居正被清算时，戚继光的下台在当时也就不难解释。

　　史学家不愿对戚继光的其它历史做评价，因为我们打心底里都有崇尚英雄、塑造榜样的美好夙愿。失败的教训需要人们省悟，自下而上的只能称之为改良，自上而下的才能称之为改革。让人遗憾和痛惜的是，此后三十年，努尔哈赤的建州铁蹄就向大明王朝证明，腐朽松弛的军备如果依然没有成体系成建制的改革，就无法担负起抵御外侮的责任，则必然在战役中不堪一击，成为重创没落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李贽：试图冲破心灵桎梏束缚的前卫思想家

　　李贽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他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反对封建礼教，与当时程朱理学的主流核心价值思想具有明显不同，对其具有坚定的批判性和冲击性。明朝理学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泛化和发展，属于传统精神信仰。“存天理，灭人欲”是统治阶级在重农抑商环境下推崇的“以儒治天下”的思想认识基础，李贽的思想尽管在当时可能尚未形成具有一定气候影响的流派，但这在当时已经被看作异类，已属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然不受统治阶层推崇，也难以为普罗大众接受，因此被冠以“惑世诬民”的罪名。李贽为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和《藏书》，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另类和超前，无法为大明政府所容忍。

　　在当时推崇“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制度下，思想领域想要突破这种禁锢实现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实属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是历史局限性造就的必然。悲哀的是，他虽然信奉佛学和王阳明心学，但思想偏向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客观唯心主义，所以内心难逃迷茫。“七十老翁何所求”，他宁可选择剃刀自刎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向传统思想信仰妥协，足见他对内心的尊崇程度，说其是笃定也罢固执也罢。

六、最终的思考：谁该为大明王朝的衰落负责

　　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成为那个腐朽制度的牺牲品。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重华大孝，武穆精忠”之类的贤君良将，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

　　之所以说大明王朝的颓势在万历年间已经显现，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明显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不相适应，而想要打破这种腐朽制度造成的僵局，紧靠一己之力和个人勇气明显不够。大明王朝衰败的症结，非一日之败笔，非一人之罪责，而是制度积弊造成的。当社会诟病和制度缺陷益深，再想扭转时局则为时晚矣，仅凭个人意志难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沿袭旧制固步自封，还是鼎新革弊改革图强，可能是明朝由盛至衰过程中未曾及时察觉、妥善权衡、有力处置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