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的符号
符号的共通性
人类组成社会,是放弃部分属于自己的权利,以成就自己更大的权利。权利得舍间,人类需要要一套独特的符号体系以作为曾经不断激荡的博弈的沉淀。于是乎,等级森严的官僚系统、落纸成文的法律规定、还有经过长期潜移默化教育、积存人心的伦理道德,给在社会中如同原子般游动的人们限定了基本的行为底线,成为不同生存语境下的个体交流共处的统一符号系统。
符号系统并不局限在社会宏观层面。实际上,每个群体本身都有一套专属于自己的符号系统。无论是口头表达、肢体语言还是文字密语亦或是物体象征,形式多变的符号表征不过都是旨在为群体内部的成员建立起一个便利的沟通、管理以及组织体系。不同于社会层面的符号系统,社会群体的符号系统除却沟通个体、整合资源、组织行动的功能外,它因数量多元还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职能,即通过建立自身的独特性以与其它社会群体进行区别。此种特殊功能,就使得每个社会群体的符号系统各具特点。
比如火车站外的“黄牛党”就有自身的卖票行话,医生护士除却行话外,又以白大褂的职业装作为自身的符号特征,军人除却外在的服装以做区别,还有以军衔、任职资历等为标准划分等级的森严体系。意大利社会学家狄亚哥·甘贝塔《解码黑社会》一书通过长达十几年地对黑手党的浸入式的观察发现,在黑帮分子的群体中也有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这套系统由于与社会常规的符号系统脱轨,且被社会符号系统所排斥,因此其区别特殊功能比一般社会群体更为突出,而且还具有很强的保密性。这是因为由于其组织行为的非公共性,一旦符号被泄密或者传播不力,则会对其组织造成极大、甚至毁灭性的打击。如甘贝塔在书中所言:“因其(黑帮分子)职业性质,犯罪份子万一误解了行动所包含的信号,或者发出的信号被人误解,将会损失惨重(除非他们故意要被人误解)。”(P2)正是这种符号交流的高风险性,也促使黑帮分子的交流符号更为复杂隐秘。
黑帮的两套符号系统
如狄亚哥·甘贝塔解释信号现象所援引的信号理论所示,符号系统作为信息固定的载体范式,实际上最为本质的一点在于,保证信息发布者的信息能够准确被信息接受者理解、接收。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由于黑帮分子是游离于社会常规的群体,因此他们之间以符号为载体的交流还存在一种巨大的风险性,就是对信息发布者、接受者身份的未知会让这个信息的传递过程增设一道难道,即在信息传递前后始终存在对两端身份的确认。如迪亚哥·甘贝塔在书中所言:“在试图从事非法活动时,普通公民比职业犯罪分子更受身份识别问题的困扰。”(P4)在这个特殊的关卡下,黑帮分子也发明了独具一格的符号范式与之适应,狄亚哥·甘贝塔通过交流的代价划分为两种,昂贵的信号与常规的信号,就笔者来看,这种划分其实也是分别对黑帮分子确认同类、以及确认同类之后内部交流两个阶段的适应。
首先就第一种来看,由于从事活动的特殊性,大部分犯罪分子一般都会有同谋者共事。然而在社会混杂的情境下实际上是鱼龙混杂,好坏难分,因此面对收益诱人的交易,准确在人群中进行身份识别极为关键。对于犯黑帮分子而言,他们在长期的犯罪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识别范式。就如同公司人力资源部要招新人,得要通过自身公司所处的领域与地理位置来划分求职者的专业、地域一样,黑帮分子也会严格考核新人的各方面条件。
其一,黑帮分子会先通过特定的环境的选择来筛选人选。比如酒吧、赌场、拳击房,治安较差的街区等都是黑帮分子常晃荡的地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这些场所守法者一般不会光临,在这些空间活跃的人要么有犯罪前科,要么就是有犯罪潜质,这样通过对大环境的选择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对同伙的识别提供了一个删选总体样本扩大优选几率的条件。
其次,招收新人实际上也是一个信任建立的过程,除却介绍人制度的建立,这可以迅速通过可信任的人信任值转移来达到陌生人信任的建立,在黑帮分子的信任识别体系里,新人必须要有犯罪的记录作为入道的基础。这是因为新人只有被主流社会排斥,才有可能足够安心待在黑帮团体,忠心为黑帮服务。这个犯罪记录可由媒体报道、业内蜚语等来证明,但是迪亚哥通过调查发现,实际上监狱经历会是最重要的标准,这是因为“入狱”本身这件事就是一件要付出代价的事情,除犯罪后果严重的罪犯,一般罪犯是没法进入监狱囚禁,而且就监狱生态本身而言,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长时间静坐的孤独会更加磨砺犯罪分子内心素质以及增强他的残暴模式,另外监狱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与主流社会诀别的印记,这种经历会终身记入档案,成为犯罪分子一辈子都难以抹去的“污点”,因此对于黑帮团体而言,在主流社会看来最恶劣的监狱场所反倒成为他们最欣赏、最为赞扬的地域。
其三,除却对这些地域与前科的考虑外,实际上黑帮分子也会通过对犯罪分子现场发挥进行考察,以检验他们的可胜任力以及忠诚度。例如洛杉矶一名叫戴维尼的妓女,她测试来者是否为嫖客的标准就是必须先在她面前脱得精光。发源于美国的一个未成年色情网站“梦幻乐园俱乐部”,他们招收成员的标准就是必须展示自己拥有的1万张照片,而且还会通过电脑程序进行审核,不能够与已有的资源重复。还有贩毒类组织就必须要求入会者定时服用可卡因或海洛因以证明自身有毒瘾。在某些极端强调忠诚度的黑帮团体中,还会有一次谋杀或者被谋杀的经历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这些现场发挥考核的标准虽然各异,但是实际上都是在通过犯法来提高入会者的机会成本,从而提高自身招人的门槛来避免卧底或者潜在叛徒对组织整体的破坏。
“暴力”与“无能”作为内外联系的两种手段
在选人上设置如此严格的三道关卡实际上也从侧面说明,犯罪分子对信任看得很紧。这是因为他们游离在社会已安排好的规则之外,因此相当于重新进入一个无序、混乱的系统,“黑道上欺骗和背叛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犯罪分子受信任问题困扰,肯定远甚于从事普通行业的人。犯罪分子太容易屈服于他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利己主义而互相欺骗。”(P34)因此,黑帮分子要实现良好组织,就必须建立更为严格的信任维系机制。
甘贝塔提到了“暴力”。他认为无论是对黑帮内部结构还是委托与被委托方而言,实际上暴力都是维系这种信任的重要手段。在黑帮内部而言,为了防止黑帮份子违背首领意志或者出卖团体利益,黑帮分子内部对待这种叛徒个例的手段极其残忍,比如书中就提到某黑帮发现成员强奸了首领的妻子,直接派下手追杀,除却将他杀害,还把生殖器割掉塞在嘴里,还有发现成员私吞交易现金,这人死的时候不仅赤身裸体,而且肛门里都塞满了钱。在委托方与被委托之间,由于杀手契约都是违背正常法律的事情,所以必须具有保密与严格的兑现,一方面委托方希望被委托方能够如期恰当地执行任务,另一方面被委托方也希望委托方能够尽可能地多给报酬。两方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甘贝塔认为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双方就存在一个博弈。如果委托方和被委托方都能够遵循契约完成任务自然是稳妥的结果,但是这个契约一旦被被委托方暴露或者曲意逢迎完成,那么委托方将受损害,被委托方则会获得双倍利益。在这种可能获益不太平等的交易中,委托方为了维系自己获益的最大化,就会采用暴力的手段以提高被委托方违约的成本,“对于委托人来说,他必须要够狠,让受托人非常担心背弃协议的严重后果。当受托人知道委托人准备诉诸暴力的时候,受托人在占委托人的便宜之前会更加小心翼翼。”(P35)
除却暴力手段,对于那些处于黑帮团体中低层的成员而言,要想获得上级的信任,一定程度上而言,不可过分地彰显自我的能力,而要选择在上级面前保持“无能”的状态,但是这种“无能”并非一种真正的无能,实际上而言,这种无能是将“智慧深藏不露才有用”(P46),甘贝塔点出了这种无能状态背后的实质,即“表现出无能,就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我不会逃跑,因为我没有能力跑去其他地方。”(P46)实际上,这种“无能”更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境“有的放矢”的能力输出模式。
“无能”不仅能维系黑帮分子团体内部上下级的和谐关系,同时也是黑帮分子自身行为的警示阀限。以“无能”角度反观暴力,会使人认识到“暴力”机制自身的局限性,在甘贝塔看来,暴力固然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是其自身如果使用过度亦会走向自我毁灭的处境,如其所言:“使用暴力有利有弊:一个人在某些人眼里变得令人畏惧,这是好的效果;但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变得过于恐怖。犯罪分子可以借此避免被同伴欺骗,与此同时也会失去其他的潜在伙伴。”(P38)最明显的例子就在于,犯罪分子如果过度使用暴力,那么无论在自身团体之内还是在整个社会群体之中都会被贴上“暴力”的标签,这种标签自然就会导致其它和平温顺的人的离开,也会招致更为暴力的人的光顾。这样无疑就使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暴力”牺牲品,远非被“暴力”的成就者。
黑手党的“无能”
更具体地放在黑手党的语境而言,暴力实际上也是比较按照固有尺度的行为,因为黑手党实际上是社会实业的“寄生虫”,他们自身缺乏创造实体产业的能力,因此只能依靠收保护费或者执行特殊任务来谋生,他们能够产生这种特殊收入的缘由,在于他们不受法律与道德约束的残暴,但另一方面而言,他们在使得各方对其心怀畏惧的同时,他们也必须持守相应的法度,“让人们相信他能够做到公正无私并遏制自身的贪婪”(P49)否则,一旦黑手党的暴力超越了自身收益的界限,或者说直接替代、毁坏实体产业,那么不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其自身的发展都是一种不利的情境。因此甘贝塔说,黑手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也必须对其它社会群体表现出自身的“无能”,也就是自己严格持守在“保护伞”的角色,而不会过多孱入实体行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当然,为了在法律、道德伦理之外维护这种与其它社会群体的信任关系,黑手党组织也会有自身严格的行为惯例,除却上述的保持自身节制、对世事淡漠的心态外,比如他们还会以低调的沟通方式来进行交流,尽可能地把暴力视作底线,也会忠于婚姻的准则,比如保持一桩稳定的婚姻,“婚外情被认为是混乱和懦弱的表现”,“一桩稳定的婚姻以及正当的行为,是证明一个人诚信的极好的方式。倒不是婚姻和正当行为本身多么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欺骗了妻子,也就肯定不会为了守住承诺而忍受艰难考验。”(P53)这说明黑手党也是一个纪律极为严明的组织体系,并非传统意义上以纯粹暴力连接。混乱只是一种外人给予的表面现象,而维持这种“混乱”却是需要一个长期有效的行动与监督的体系。
当然,黑帮分子这种秩序的建立也并非一蹴而就。甘贝塔通过调查监狱内的囚犯发现,实际上当一所监狱里进了一批新囚犯时,这些囚犯会因为对彼此经历和能力的未知性,尤其是缺乏外在表征佐证时,容易发生争执或者暴力冲突,“暴力冲突在监狱里是家常便饭”(P90)这种囚犯之间的暴力和冲突往往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连续统从非身体的行为,比如说粗话、奚落、威胁、大声叫喊、摆好打架的姿势,到涉及身体接触的行为,比如推、挤、拍打、抓、撞、冲、咬、用肘顶人、用膝顶、踢、持刀行凶和射击”(P90)方式各异。他们这种打斗却不是为了争夺物质资源,因为在监狱中所有的物质资源囚犯们都没有所有权,他们争夺的是,在囚犯甚至军警中建立起一种“名声”大小的机制,这意味着他们会去通过这种残暴的暴力行为,打败对手来建立起自己对别人的权威,从而形成一种有力的权力-服从体系。通过这样一个不断暴力、斗殴的过程,在竞争中就逐渐有强力者崛起,并担任主导者的地位,等到新的一批犯人进入时,那么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监狱中已成型的队伍体系,那么在体系中的主导者就只需要“假装强硬”就能达到威胁的效果。
极端的自我攻击形态——"自残"
当然,除却与他人的碰撞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极端的自我防御体系,就是自残。自残对于囚犯而言,大致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压力/绝望的反应,也就是自然而然地通过自我残害释放内心残积的压力,另一种则是较为功利性质的表演,要么是为了得到军警的帮助,要么就是通过自我残害来给自己周围的囚犯看,一是为了自我保护,二是为了威慑震撼,后一种旨在告诉他人,我自己都能够伤害自己,何况是你,一旦瞄准,我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打击你。一个连自己生命都可以肆意残害的人怎么会顾及他人的生命的珍贵?甘贝塔在书中就列举了一个古代刺客死里逃生的例子:公元前500年,伊特鲁里亚人围攻罗马时,一名名叫卡尤斯·穆齐的年轻人潜入了敌军阵营要杀死伊特鲁里亚的国王,结果被抓,后来警卫把他带到行刑法庭,他在火刑之前把自己的右手放在烈火中炙烤,还保持着镇定的微笑,他这种极端的自残行为让国王对他的勇敢与气节感到震惊,因此就让侍卫松绑把他流放回国。穆齐的这种自残行径实际上就是给周围的人一种信号:你们想要以大火烧死我来逼我说出谋杀的背后的动机,可是我自己的右手被烧焦我都不害怕,用死来逼迫我是没用的行为。当然这种自残也是一种用一只手保全一条命的功利考虑,但是这种结果却证明了他策略确具效用。
低廉的符号成本
除却这些具有高昂成本的信号,在黑帮分子内部也有成本较为低廉的常规信号。相比黑帮团体中的昂贵信号,常规信号则由于“信号和所指内容之间的联系的随意性”(P152)或是“联系的偶然性”(P153),亦即“不需要约定、权威参与或者先例就可以成功地传递信息”(P154)的特点让它们更加能够简便易行。这也是因为黑帮团体内部的成员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信任感,因此不再需要某些成员以高昂的代价来换取主要成员的信任。比如他们会有自己的一套行话,包括传达信息的肢体语言,也会根据成员的生理性格以及其它特征,以有趣的方式称呼成员,而不会叫出全名,以作区别。有的黑帮成员为了给在监狱里的老大传达信息,甚至还会通过世界杯的直播现场,故意在镜头扫过时在手机里输入短信信息,告诉老大目前帮派的态势进展。另一方面,他们也会有反侦察体系来反抗自己的暗号被警方侦破,以及在被侦破后及时采用新的符号沟通,比如日本黑帮就会以头衔的方式替代绰号,以作为自己地域的特性。
所有的这些符号既是黑帮这个特殊团体的创造,也是维系与塑造着黑帮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了这些特殊的符号,黑帮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群体。目前很多社会导演拍摄的黑帮电影,其实并不是源自他们自我真实的经历,而更多是道听途说的想象,因此存在很多的理想或者夸张的成分,但是无论是电影中的黑帮还是现实中的黑帮,黑帮之为黑帮就在于提及它自然而生的恐惧。可是当笔者通过阅读这本书籍,进入到黑帮内部的符号体系后,明白了恐惧产生的符号源泉以及背后的动机导向,实际上这种恐惧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构,留在笔者心中的,却是那些特殊符号所带来的人类社群连接的真理——
这群形式各异的符号,本质上无非是黑帮人为制造恐惧,传播恐惧,也消解恐惧,甚至热爱恐惧的行为总和。只是一代人勤劳,下一代人靠谱,在下一代人就懒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