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統治的技藝

来自宋怡明教授的专访，http://mingching.sinica.edu.tw/en/Academic_Detail/567

　　宋教授將於 2017 年 11 月底出版第三本專著《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被統治的技藝：帝制中國晚期的日常政治，簡稱《被統治的技藝》）。從書名可知，此書與《前線島嶼》同樣受到斯科特的影響。[5] 此書以明代沿海衛所為背景，從軍戶族譜著手，不僅成功將地方衛所的歷史變遷還原到其地方社會和地方史的脈絡中，還以此為基礎，進而剖析地方軍戶當時的社會條件與其選擇的生存策略。

　　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企圖省思西方學界關於社會與專制國家的理論。學界對於明史的基本認知普遍以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論點為主，強調明代社會的基調從初期的「專制國家」轉為中晚期的「市場」、「商業化」，而中晚期「國家」的角色弱化，以至於要理解中晚明須從市場與商業化入手。[6] 宋教授認為明代中晚期的「國家」一直存在，甚至無所不在，且影響力已融入日常生活，乃至我們在明清到當代農村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常是明初國家制度的遺留，如現代農村部分神廟即是明初官方建立之社的遺留。以往在討論國家與社會關係時，常常將概念上的「國家」或「社會」當成真實的存在，而忽略了在歷史的實際狀況中，被歸類在國家或社會的人群往往有不同的立場與動機，未必就把自己當成「國家」或「社會」的代表。因此關鍵並非國家與社會孰大孰小，或是「國家」能否控制「社會」，而是要在歷史的動態過程中理解不同人群面臨各種制度性因素時所作的選擇。

　　基於此觀點，宋教授提出「日常政治」的研究概念，討論一般民眾的經歷、策略與選擇，嘗試釐清人民與國家的複雜互動，即人民在日常狀態下如何理解國家，如何與國家和其制度周旋，甚至主動利用制度達到目的。一方面在人民之間，「國家」是日常政治的重要資源，符合國家制度的「身分」，在彼此競爭時可以成為一種優勢。另一方面，在人民與國家之間，由於兩者目的不同，其重點在滿足國家的需求之下求取自身利益。也就是說，人民「玩國家」的核心就是參與國家的制度，熟悉制度的運作邏輯和缺漏，進而利用國家的語言，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對於這樣的現象，宋教授以金融管理中的「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一詞來綜括。簡單來說，宋教授在此書突破傳統政治學中的「二元對立」，即服從國家制度與反抗國家制度，企圖辨析人民在服從與反抗之間展現的彈性與多元性。因此，宋教授不同於詹姆斯・斯科特主張的「不被統治的技藝」(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而是強調人民處於「被統治的狀態下優化自身」的各種策略。

　　從明代軍事史脈絡來說，傳統對明代軍戶制度主要的敘述是：明初奠定下來的制度衰敗，導致明代中葉以後抽軍無法徵集足夠兵員、屯田無法負擔軍糧。然而制度是否腐敗不是宋教授主要關注的問題，其所關注的是軍戶這樣的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例如，從蔣家族譜與《明實錄》可知，原以防衛倭寇為主，具有海防責任的海防軍丁，在海禁的背景下，擁有技術與情報上的優勢，同時衛所的海防軍丁與當地各方勢力都有密切聯繫，軍丁轉而利用此優勢，與倭寇「勾結」，進行走私活動，共享海上商業利益。[7] 另一個例子是無論衛所或屯田，被抽調的軍戶被迫離開了原有的社會網絡，因此常需要在新的地方建立新的網絡，而這些網絡常常以神廟為核心。現在在農村觀察到的神廟系統或社會網絡，部分是在明代軍戶的制度中創造出來的。這兩個例子都顯現出為了應對軍戶制度，在地方社會中所造成的具體影響。

　　這些例證同時也支持了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即透過對現代社會的觀察，歷史學者可以追溯到遠至明代的歷史演變。從早期在福州螺洲的田野經驗，到現在對軍戶的研究，都顯現出「重回歷史現場」對歷史學者了解地方社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