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克格勒的桥

几年前，当我满怀期待地在一场有关纳博科夫的讲座上举起手来，问出那个具有灰色夜蛾最朴素最缺乏想象力的色彩结构的问题——“请问您如何评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书”——并且满怀憧憬地望向讲师的时候，虽然看不清讲师的神情，但他毫无迟疑的回答让那只灰蛾收起翅膀重重地落回我心上。“年少的美国诱奸衰老的欧洲。”“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类似的寓言性解读，巨大的现实国体政治问题被砸进对纳博科夫作品的评价中，顺带着也把我对于这场讲座其他内容的记忆一并撞飞了。不过作为一个天真的读者，虽然内心幼稚地闹别扭生了闷气，但表面上还是以这样的论调自我安慰以后释然了：毕竟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洛丽塔，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在这种既忧伤又轻盈的苦恼中，我收获了这样一种预感：纳博科夫与哈姆莱特关联的必然性。而这种预感在我翻开《庶出的标志》之后成功地升华为了喜悦，因为在这本书中，纳博科夫不仅让他笔下的人物与《哈姆莱特》相遇，甚至还自造了新的文本——一部属于纳博科夫的《哈姆莱特》。

当主人公克鲁格的好友安波想给刚刚痛失爱妻奥尔嘉的克鲁格回拨一个电话，在自行生长的忙音中他想起莎士比亚最伟大剧本中尚未译出的一句话：“Follow the perttaunt jauncing ‘neath the rack/ with her pale skeins-mate （跟着来回移动的手臂，在棚架的底下/还有她脸色苍白的凶手伙伴）。”（第29页）在这句充斥着暗语、预兆和韵律的杜撰的文本中，我们或能回忆起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诸多细节，而译文试探性的来访则终将把我们引向关于这部莎翁最伟大作品（即《哈姆莱特》）的翻译。作为小说家、文体家和翻译家的纳博科夫，他不仅经常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翻译，如将俄文版的《玛申卡》翻译成英文出版，也曾完成了将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的工作，而在《庶出的标志》第七章里，他如此阐述自己对翻译工作的理解：

从现实情况看，如此费时费力，简直是荒唐得要命，因为即使是最伟大的模仿杰作，实际上都预设了一种主动的思想限制，是不会那么顺服地转化成另一个人的天才的。这种自杀性的限制和顺服能否通过相应的变通策略产生奇迹，通过成千上万的文字转换，通过词汇的构织者和见证者每一次柳暗花明之时感到的狂喜而得到补救？或者，干脆说，这不就是巴图克写字机器的夸张的、崇高的复制品吗？

克鲁格回忆起童年时期巴图克同学所带来的写字机器，一种全然不带感情、毫无人性的复制工具：但这显然不是翻译工作该有的模样。不是Google翻译的复制粘贴，不是对词汇单纯的转录和拼接，真正的翻译，应当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柳暗花明所造就的奇迹，是思想的对流与捕捉，是包含了反反复复无限量的阅读理解的有机体。

在这本杂糅着法语、俄语、拉丁语、德语及纳博科夫自造的巴图克格勒语的小说中，阅读本身便带有了翻译的性质：一种基于读者自身语言习惯的解读。以平均主义为理想创建起来却演化成极权主义的埃克利斯主义，在童年时期校园霸凌事件中成长起来的“普通人”党领导人巴图克，惊世的天才和悲剧的遭遇在身上自然而然地交汇成诗人气质的克鲁格，小说的内容多多少少地与《哈姆莱特》相呼应了：独裁、使命、复仇、绝望、疯狂，桥头士兵的盘查诘问，《哈姆莱特》第三幕第二场中受伤的鹿（小说第七章）出现第十七章的末尾，造成了奥尔嘉的车祸事故。

与《洛丽塔》中拿枪指着奎尔蒂教授的亨伯特·亨伯特相似，《庶出的标志》在结尾迎来主人公的暴走与疯狂，克鲁格在狱中因爱子大卫之死陷入错乱。这些情节大可以解读为对现实和命运的一种坚决的批判，一种散发着“人文关怀”或“道德光辉”的“总体思想”，然后被前言中纳博科夫的自述“《庶出的标志》的主题是克鲁格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的折磨”所否定。自然，如同我们无法忘记《洛丽塔》中涌动的柔情和爱意，小说文字所表现出的细腻是不可忽视的。但是面对一个热衷于用文字游戏来戏耍他的读者的纳博科夫，一个语言的魔法师，我不禁又再次怀疑起这个论调的意义所在——它的真实性或准确性。

毕竟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庶出的标志》。

纳博科夫在他的短篇小说《打斗》中这样写道：

也许至关重要的，根本不是人的痛苦与喜悦，而是落在活人身体上的影和光的变幻，集合在一起的琐事的和谐……而且是以一种独一无二和无法模仿的方式……

于是，在前言对于小说情节、韵律、意象、语言、双关语、回文、戏仿和暗语的揭露和评点中，我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这句话反复品读：

双关语是一种文字瘟疫，是一种文字世界中的传染病；无怪乎在巴图克格勒文字被疯狂地、不恰当地扭曲了，在那里每个人只是另外一个人的回文。

不难发现，克鲁格的名字，俄语“圆周”[krug]在第二章里变成了日耳曼语“黄瓜”[gurk]，意指克鲁格过桥往返的经历——而在这双关语夹回文的文字游戏里，小说第二章克鲁格在桥上的1.5次往返于结尾处得到了补全，他再度回到桥的那一端，遇见他所爱的人和他自己的死亡。奈何桥，生死河。一座桥本身就是回文最直接最易理解的形象，将回文的美妙之处直观地展现了出来：经过计算的宽度，桥墩的粗细，吊桥柱的位置和高度，吊绳的材质，往返的人流，映在河面上的倒影。和谐的对称。精确的细节。于是，在这贯穿全书的回文中，克鲁格在桥上的往返将情节、回忆、情绪和行为统统折叠了起来，像一座可按路灯的数量完美折叠的巴图克格勒的桥。而在这一切之外，生与死回归了无意义的低语，作者本人从不厌其烦的括号（比如35页的括号内容“作者写到这里有点烦了——或者忘了”）和消失的瓷器猫头鹰（纳博科夫曾用过弗·西林的笔名，而俄语中的“西林”意思可以是一种猫头鹰）中回归现世，在乱成一堆的稿纸前站起来，看见一只撞进窗户铁丝网的，翅膀有着大理石花纹的飞蛾。

我知道我赋予那个可怜人的不朽是一种含糊的诡辩而已，一种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