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要义》书评
一、作者与版本
《国史要义》一书为柳诒徴所著，1948年2月由中华书局首次发行，本书参考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柳诒徴（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
主要内容
柳诒徴在自己写的题辞中附上了熊十力的信函，函中称，此书的独到之处是将“礼”看作国史的本源。柳诒徴认为中国历史是由礼构成的，和西方法治作用相同，与许多学者批判的不同，中国社会是由礼法来控制的。
本书分十章。第一章史原，柳诒徴解释“史”最初的含义是“记事之人”，这与西方国家相同，不同的是中国的史最初就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不似西方最先由诗人记录轶事而起源。中国之“史”最先掌握官方文献的人。故中国之史对政治非常重视，而中国的典籍写在竹简上，易于保存，故留下来的典籍有越来越多。竹简窄小，文字记录必定扼要，而这与西方诗歌的丰富是有所不同的，诟病这一点的人必然没有为当时时代考虑。这也是学人研究历史易陷入的通病，即用今人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而不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国重视叙述政治，是因为“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故史的核心是礼。
古人用礼来教化，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不基于礼仪名教，而是崇尚功利，这与中国的社会是不相符合的，各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约束其族群内在联系的方式，西方是法律，中国则是礼教。
第二章史权。有人曾把历史比作司法权的独立，但是也有不同，中国的史权，目的不是争夺，而是为了尚德而互助。史官的责任，即是秉笔直书，这与西方国家保障言论自由的做法是相同的。但是似乎也有不对，在史权下降，史官职能降低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到秉笔直书，而且时常有曲笔，如玄武门之变等。
第三章史统。中国历史重在保持正义，柳先生解释了正史的定义。中国的统治者总想统一，而西方国家不能统一的情况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柳先生驳斥梁启超认为中国无正统之说，认为中国的正统在国，不在君，但这样不是与中国史有君而无国相同？柳先生说：“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正统在于国家，但是历史还是主要记录了帝王的历史，民众没有话语权。
第四章史联。中国古史，重在有联系。在历史写作中体现的人物联系，就是体裁，中国古史有很多种书写体裁，这体现了作者如何表达客观的历史。柳诒徴认为纪传体是最好的体裁，仅仅写一个人就可以包含很多个人的故事，刘知几、梁启超，章学诚等人都对纪传体提出批评，认为其前后多有重复。而柳诒徴认为纪传体纪传表志之间相互联系的含义。“史之为义，人必有联，事必有联，空间有联，时间有联。纪传表志之体之善，在于人事时空在可以表著其联络。而凡欲就史迹纵断或横断之以取纪述观览之便者，皆于史实不能融合无间也。”二十五史都采取纪传体，并非偶然。世人的创作，不应该诋毁古史。
第五章史德。评论史学的专著中，章学诚首次提出“史德”。柳诒徴认为史学家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忠实”，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可以看出柳诒徴对于道德的重视。论史的人，应当知道史学之背景。柳先生对史官的道德毫不怀疑，认为“夫史既以典法约剂判决官民之信于伪，则其为史也，自必不能作伪造言，以欺当世，以惑后世”。但是也提到了“史职重信，而史事不能无疑”。柳先生认为史官记载的都是所见的真相，即秉笔直书，若是存在疑问，也一定会把疑问记录下来。而若当时的史官有所掣肘，而不能做到正义，那么后世的史学家也会对此作出改正。柳诒徴认为对古史要保持信任，世人截取“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句，对古史多有怀疑，而柳诒徴认为这是曲解了孟子的意思，不能因为史官修史时多有曲笔，就说古代没有良史。道德观念是从古史产生的，如果对古史加以怀疑考据，将史实混淆，对国家不利。梁启超认为国史中夸大虚假的内容太多不如西方史学的问题，柳先生也做了回答，这里主要引用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指出西方史学中有违史德的东西，并不比中国少。只是国人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强弱对比，而对“历代相承之信史”产生怀疑，而以晚近的衰落，而归罪于古人，认为中国历史有卓绝的地方，必然出于异族，这就是后来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甚至认为中国人种也是西来的。柳先生认为这种学风是梁启超等人并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柳先生也绝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支持斯宾塞的理论，认为不能过度爱国而产生偏见，也不能一味贬低国史。
第六章史识。柳先生认为梁启超、刘咸炘所讲的史识，不符合刘知几的本意，刘知几所说的“史识”是指“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中国的史书是史料还是历史？柳诒徴认为不是史料，且我国也有历史研究的方法，《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解释即是一例。柳诒徴也提到了“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不一定是德智同时进化的，但可以说是善恶同时进化，而柳先生认为善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进化论只是片面夸大了“长”的一方面，而忽略了“消”的一面，后世也证明，消的一面是同样存在的。当然柳先生并不赞同历史循环观。
第七章史义。史之三要素，是事、文、义。而最重要的，就是义。 柳诒徴认为世人诟病我国君权过高，但是最初的圣哲典训，是有限制君权的内容，只是后世君权日盛，而视臣如犬马。只有了解古史之义，才能明白古代的礼法关于限制君权的内容，并不比西方的宪法少。“学者读中国史籍，必先明吾国古代君臣之义，而后于秦汉以降君主制度演变之得失，始有一正确之权衡”。柳先生认为中国是有民主的，他也不认为君主制度有何种不好，“盖人群之组织，必有一最高之机构，统摄一切，始可以谋大群之福利，一切礼法，皆从此出。而所谓君者，不过在此最高机构执行礼法，使之抟一不乱之人。而其臣民非以阿私独俾此权于一人，此一人者亦非以居此最高之机构以其私人之利。”这才是民主的真正精神，故中国产生君主，是有原因的。但是柳诒徴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中国的君主从未能做到民主，因为人是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一定为私利而做出有违正义之事。柳诒徴也解释了何为“公私”，“千古史迹之变迁，公私而已矣。公与私初非二物。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不顾他人之私计，则为私；推其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便其一身一家之私计，则为公。故大公者，群私之总和。”而群私的总和，就是天子，柳氏所言，古之天子，与秦汉时皇帝是不同的，者这是将世界看作一国的想法。国外的民主，其实也是公私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侮，就是因为人人皆为私利。
第八章史例。对中国史例的起源存在争论，原因在于治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第九章史术。史术就是史学，学术需要慎重，术即道，选择读史需要谨慎，“读殖民史，则驰心于远略；读战争史，则极意于争雄；读外交史，则务夸纵横捭阖之能；读商业史，则醉心经济侵略之策。史能转人，而人不能转史。”柳诒徴认为国史比西方历史好的一点是以儒术为主宰，沿用几千年，至今仍可用，中国历史能给人以借鉴。
第十章史化。“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教宗，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要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柳诒徴认为我国坚持的是人本主义。但也体现了他对古史的盲目崇拜，柳诒徴认为古史皆为信史，不存在问题，古人是不可诋毁的。中国文化必然有其独特的精神和价值在，中国史的特殊之处何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使中国得以成为中国，这是反对礼教的新文化派和维护礼教的柳诒徴之间存在的争论。但柳诒徴对“礼”的评价其实有理想化的成分，清末民国初的中国人，认为放弃中国的文化去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就可以赶超西方，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任何方面都赶超不上西方，文化也是其中之一，只有完全摧毁中国的文化，照搬西方的文化，才可以救国。
《国史要义》是柳诒徴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之作。梁启超的《新史学》即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柳诒徴接受了进化论，但他在本书中主要表现的还是历史有进化，也有退化的观点。他不认为后代一定比前代好，梁启超，章太炎后来也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同时，柳诒徴也不再认为中国历史是治世乱世循环的观点。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独特性。“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特，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宗教，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而探其本以为化，亦各有其独至。骤然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
三、个人评价
《国史要义》一书为柳诒徴晚年对其史学研究的定论，据其裔孙柳曾符在《国史要义》的后记中所言，柳先生是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时萌发了写此书的想法，用“十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深度阐释了中国的史学。但是本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而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度总结，并且化出了很多现代化的含义。
王信凯先生认为学者在研究柳诒徴的史学思想时，习惯性将其放置于近代“新”、“旧”，“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将柳诒徴与同时代的新文化派学者进行对比，而忽视了对柳诒徴自身的研究。柳诒徴虽然反对疑古，但是他的著作则是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研究，且并非仅仅表达“崇信古史”的思想。许多学者认为柳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不然，柳先生绝不是不问世事，埋首故纸堆中的人，从《国史要义》中能看到很多将中西史学进行比较的内容。但柳先生也并非是想要中西历史一较高下，通过驳斥西方历史来弘扬中国历史之伟大。柳先生着眼于不同文化的根基，想要读者了解的是，每种文化都由其自身产生的背景，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当时正值二十世纪初，有识之士渴望寻求变革救亡之路，从而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向往之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由此产生，想要树立一种新的思想，必然要摧毁以前的思想。如梁启超1902年就在《新史学》一文中首先掀起史学革命，称旧史学有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学还有二病，“一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为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了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柳先生在本书中则对此种观点展开了批评。似乎柳诒徴和梁启超之间的争论是“新”“旧”之争，但这也是受到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新的便是对的，旧的便是错的，是需要变革的，但是新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后人看柳先生的书，若不能保持着这种观念，那样读来便觉得满眼都是保守与落后，用今人的思想来评判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人所作出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也没有当时人的知识和阅历，我们只能客观地分析当时学者的思想。二十世纪前后的中国文人在面对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压迫下，对中国文化做出的选择，都有其各方面的原因，不能仅仅由对错来评判。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游历欧洲，看到一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西方世界，他也对自己曾经的“西方迷信”产生了怀疑，认为过分追求物质，必然导致道德的退化，历史也确实证明了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恶果。王家范认为柳诒徴在本书中的主旨，就是要证明中国文化绝对并不比西方文化落后，它有其自身的存在意义，中国发展至今天这样，绝不是中国文化之错误。柳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旨，就是避免使人成为经济的奴隶。并告诫世人，读史并非无用。
参考文献：
向燕南：《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66-75页。
张文建：《传统史学的反思——柳治微和<国史要义>》，学术月刊，1988年04期，第58-65页。
危文瀚，田梦雪：《浅析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以<国史要义>为例》，青春岁月，第410-411页。
《国史要义》一书为柳诒徴所著，1948年2月由中华书局首次发行，本书参考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柳诒徴（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
主要内容
柳诒徴在自己写的题辞中附上了熊十力的信函，函中称，此书的独到之处是将“礼”看作国史的本源。柳诒徴认为中国历史是由礼构成的，和西方法治作用相同，与许多学者批判的不同，中国社会是由礼法来控制的。
本书分十章。第一章史原，柳诒徴解释“史”最初的含义是“记事之人”，这与西方国家相同，不同的是中国的史最初就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不似西方最先由诗人记录轶事而起源。中国之“史”最先掌握官方文献的人。故中国之史对政治非常重视，而中国的典籍写在竹简上，易于保存，故留下来的典籍有越来越多。竹简窄小，文字记录必定扼要，而这与西方诗歌的丰富是有所不同的，诟病这一点的人必然没有为当时时代考虑。这也是学人研究历史易陷入的通病，即用今人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而不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国重视叙述政治，是因为“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故史的核心是礼。
古人用礼来教化，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不基于礼仪名教，而是崇尚功利，这与中国的社会是不相符合的，各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约束其族群内在联系的方式，西方是法律，中国则是礼教。
第二章史权。有人曾把历史比作司法权的独立，但是也有不同，中国的史权，目的不是争夺，而是为了尚德而互助。史官的责任，即是秉笔直书，这与西方国家保障言论自由的做法是相同的。但是似乎也有不对，在史权下降，史官职能降低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到秉笔直书，而且时常有曲笔，如玄武门之变等。
第三章史统。中国历史重在保持正义，柳先生解释了正史的定义。中国的统治者总想统一，而西方国家不能统一的情况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柳先生驳斥梁启超认为中国无正统之说，认为中国的正统在国，不在君，但这样不是与中国史有君而无国相同？柳先生说：“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正统在于国家，但是历史还是主要记录了帝王的历史，民众没有话语权。
第四章史联。中国古史，重在有联系。在历史写作中体现的人物联系，就是体裁，中国古史有很多种书写体裁，这体现了作者如何表达客观的历史。柳诒徴认为纪传体是最好的体裁，仅仅写一个人就可以包含很多个人的故事，刘知几、梁启超，章学诚等人都对纪传体提出批评，认为其前后多有重复。而柳诒徴认为纪传体纪传表志之间相互联系的含义。“史之为义，人必有联，事必有联，空间有联，时间有联。纪传表志之体之善，在于人事时空在可以表著其联络。而凡欲就史迹纵断或横断之以取纪述观览之便者，皆于史实不能融合无间也。”二十五史都采取纪传体，并非偶然。世人的创作，不应该诋毁古史。
第五章史德。评论史学的专著中，章学诚首次提出“史德”。柳诒徴认为史学家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忠实”，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可以看出柳诒徴对于道德的重视。论史的人，应当知道史学之背景。柳先生对史官的道德毫不怀疑，认为“夫史既以典法约剂判决官民之信于伪，则其为史也，自必不能作伪造言，以欺当世，以惑后世”。但是也提到了“史职重信，而史事不能无疑”。柳先生认为史官记载的都是所见的真相，即秉笔直书，若是存在疑问，也一定会把疑问记录下来。而若当时的史官有所掣肘，而不能做到正义，那么后世的史学家也会对此作出改正。柳诒徴认为对古史要保持信任，世人截取“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句，对古史多有怀疑，而柳诒徴认为这是曲解了孟子的意思，不能因为史官修史时多有曲笔，就说古代没有良史。道德观念是从古史产生的，如果对古史加以怀疑考据，将史实混淆，对国家不利。梁启超认为国史中夸大虚假的内容太多不如西方史学的问题，柳先生也做了回答，这里主要引用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指出西方史学中有违史德的东西，并不比中国少。只是国人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强弱对比，而对“历代相承之信史”产生怀疑，而以晚近的衰落，而归罪于古人，认为中国历史有卓绝的地方，必然出于异族，这就是后来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甚至认为中国人种也是西来的。柳先生认为这种学风是梁启超等人并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柳先生也绝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支持斯宾塞的理论，认为不能过度爱国而产生偏见，也不能一味贬低国史。
第六章史识。柳先生认为梁启超、刘咸炘所讲的史识，不符合刘知几的本意，刘知几所说的“史识”是指“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中国的史书是史料还是历史？柳诒徴认为不是史料，且我国也有历史研究的方法，《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解释即是一例。柳诒徴也提到了“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不一定是德智同时进化的，但可以说是善恶同时进化，而柳先生认为善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进化论只是片面夸大了“长”的一方面，而忽略了“消”的一面，后世也证明，消的一面是同样存在的。当然柳先生并不赞同历史循环观。
第七章史义。史之三要素，是事、文、义。而最重要的，就是义。 柳诒徴认为世人诟病我国君权过高，但是最初的圣哲典训，是有限制君权的内容，只是后世君权日盛，而视臣如犬马。只有了解古史之义，才能明白古代的礼法关于限制君权的内容，并不比西方的宪法少。“学者读中国史籍，必先明吾国古代君臣之义，而后于秦汉以降君主制度演变之得失，始有一正确之权衡”。柳先生认为中国是有民主的，他也不认为君主制度有何种不好，“盖人群之组织，必有一最高之机构，统摄一切，始可以谋大群之福利，一切礼法，皆从此出。而所谓君者，不过在此最高机构执行礼法，使之抟一不乱之人。而其臣民非以阿私独俾此权于一人，此一人者亦非以居此最高之机构以其私人之利。”这才是民主的真正精神，故中国产生君主，是有原因的。但是柳诒徴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中国的君主从未能做到民主，因为人是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一定为私利而做出有违正义之事。柳诒徴也解释了何为“公私”，“千古史迹之变迁，公私而已矣。公与私初非二物。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不顾他人之私计，则为私；推其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便其一身一家之私计，则为公。故大公者，群私之总和。”而群私的总和，就是天子，柳氏所言，古之天子，与秦汉时皇帝是不同的，者这是将世界看作一国的想法。国外的民主，其实也是公私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侮，就是因为人人皆为私利。
第八章史例。对中国史例的起源存在争论，原因在于治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第九章史术。史术就是史学，学术需要慎重，术即道，选择读史需要谨慎，“读殖民史，则驰心于远略；读战争史，则极意于争雄；读外交史，则务夸纵横捭阖之能；读商业史，则醉心经济侵略之策。史能转人，而人不能转史。”柳诒徴认为国史比西方历史好的一点是以儒术为主宰，沿用几千年，至今仍可用，中国历史能给人以借鉴。
第十章史化。“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教宗，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要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柳诒徴认为我国坚持的是人本主义。但也体现了他对古史的盲目崇拜，柳诒徴认为古史皆为信史，不存在问题，古人是不可诋毁的。中国文化必然有其独特的精神和价值在，中国史的特殊之处何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使中国得以成为中国，这是反对礼教的新文化派和维护礼教的柳诒徴之间存在的争论。但柳诒徴对“礼”的评价其实有理想化的成分，清末民国初的中国人，认为放弃中国的文化去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就可以赶超西方，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任何方面都赶超不上西方，文化也是其中之一，只有完全摧毁中国的文化，照搬西方的文化，才可以救国。
《国史要义》是柳诒徴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之作。梁启超的《新史学》即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柳诒徴接受了进化论，但他在本书中主要表现的还是历史有进化，也有退化的观点。他不认为后代一定比前代好，梁启超，章太炎后来也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同时，柳诒徴也不再认为中国历史是治世乱世循环的观点。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独特性。“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特，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宗教，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而探其本以为化，亦各有其独至。骤然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
三、个人评价
《国史要义》一书为柳诒徴晚年对其史学研究的定论，据其裔孙柳曾符在《国史要义》的后记中所言，柳先生是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时萌发了写此书的想法，用“十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深度阐释了中国的史学。但是本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而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度总结，并且化出了很多现代化的含义。
王信凯先生认为学者在研究柳诒徴的史学思想时，习惯性将其放置于近代“新”、“旧”，“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将柳诒徴与同时代的新文化派学者进行对比，而忽视了对柳诒徴自身的研究。柳诒徴虽然反对疑古，但是他的著作则是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研究，且并非仅仅表达“崇信古史”的思想。许多学者认为柳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不然，柳先生绝不是不问世事，埋首故纸堆中的人，从《国史要义》中能看到很多将中西史学进行比较的内容。但柳先生也并非是想要中西历史一较高下，通过驳斥西方历史来弘扬中国历史之伟大。柳先生着眼于不同文化的根基，想要读者了解的是，每种文化都由其自身产生的背景，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当时正值二十世纪初，有识之士渴望寻求变革救亡之路，从而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向往之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由此产生，想要树立一种新的思想，必然要摧毁以前的思想。如梁启超1902年就在《新史学》一文中首先掀起史学革命，称旧史学有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学还有二病，“一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为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了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柳先生在本书中则对此种观点展开了批评。似乎柳诒徴和梁启超之间的争论是“新”“旧”之争，但这也是受到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新的便是对的，旧的便是错的，是需要变革的，但是新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后人看柳先生的书，若不能保持着这种观念，那样读来便觉得满眼都是保守与落后，用今人的思想来评判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人所作出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也没有当时人的知识和阅历，我们只能客观地分析当时学者的思想。二十世纪前后的中国文人在面对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压迫下，对中国文化做出的选择，都有其各方面的原因，不能仅仅由对错来评判。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游历欧洲，看到一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西方世界，他也对自己曾经的“西方迷信”产生了怀疑，认为过分追求物质，必然导致道德的退化，历史也确实证明了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恶果。王家范认为柳诒徴在本书中的主旨，就是要证明中国文化绝对并不比西方文化落后，它有其自身的存在意义，中国发展至今天这样，绝不是中国文化之错误。柳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旨，就是避免使人成为经济的奴隶。并告诫世人，读史并非无用。
参考文献：
向燕南：《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66-75页。
张文建：《传统史学的反思——柳治微和<国史要义>》，学术月刊，1988年04期，第58-65页。
危文瀚，田梦雪：《浅析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以<国史要义>为例》，青春岁月，第410-411页。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