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北平：从“小确幸”到“大确丧”的覆巢之殇
文/宝木笑
当老舍先生在1944年用“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为其百万字的小说《四世同堂》开篇时，这部伟大著作其实就已经选择了一条更贴合中国人性格的宏大叙事之路。这部老舍先生生前自认为最好、最满意的作品，也是其规模最大、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品，从1941年开始起意，到1944年开始正式撰写，再到在赛珍珠的帮助下，先生于1948年6月底在纽约完成终章《饥荒》（其时第一部《惶惑》和第二部《偷生》已在大陆出版），中间近八年的时间，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本已可叹。
众所周知，《四世同堂》在上世纪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又是不完整的，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毅然回国，并在1950年将第三部《饥荒》手稿交给《上海文学》杂志主编周而复先生进行连载，但当小说连载到第87章时，杂志突然标注全文完。那最后没有登载的13章内容，直至老舍和周而复去世都没再提起，而原稿也在“文革”中被毁。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才在相关部门归还的被抄家的物品中发现了美国出版社给老舍先生邮寄的英文版《四世同堂》，因而这最后13章内容并非是老舍先生的原稿，而是从英文版翻译而来，三部百段的《四世同堂》历经如许波折，文如其人，情何以堪。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年来《四世同堂》其实和老舍先生的其他作品一样，知名度和普及度不尽一致，甚至还有些反向而行。几乎没有人没有听说过老舍先生还有他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但《四世同堂》留给我们的记忆也许就像骆玉笙先生演唱的同名改编电视剧主题曲一般，伴着那句“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正在渐行渐远。然而，无人否认老舍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四世同堂》仍然是最好的抗战小说（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之一）。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以抗日战争时沦陷后的北平为背景，通过住在西城小羊圈胡同里的普通市民家庭的不幸遭遇和兴衰沉浮，描绘了日伪统治下北平社会的广角画面，十七八个家庭、各行各业一百多个人物，老北京人在那段历史里的压抑、痛苦和屈辱，都被揉碎在了老舍先生京腔京调的字里行间。在抗日神剧满天飞的“小时代”，我们并非没有好的剧本来源，不由可叹《四世同堂》这样作品的明珠尘封。
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四世同堂》的“体量”过于庞大，场面过于恢弘，这就仿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让绝大多数读者望而生畏一样。但很多时候，如何展现一段宏大的历史，偏偏是考验一个作家能否从大家迈向大师的终极考题，显然老舍先生透过《四世同堂》近乎完美地通过了试炼。听说过《四世同堂》和读过《四世同堂》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其中滋味也许就是这部著作的伟大之处，这就回到开篇我们提到的《四世同堂》的伟大，更多是因为其选择了一条更贴合中国人性格的宏大叙事之路。老舍先生在其中并未施加任何类似所谓后现代先锋小说的炫技写法——真正的大师是不会用形式上的哗众取宠和情节上的波与诡谲来“震惊”文坛的，老舍先生就是围绕着一个字将那个极端复杂混乱的时代写了个淋漓尽致，这个字就是——真。
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开篇，没有通常长篇巨制的远景拉近的风物描写，没有开场的吟诗作赋，更没有上来就整一场抓人心肝的哭闹或打斗，就简单朴实的一句话：“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这实际上并非一个简单的闲笔，构思了三年才动笔的老舍先生早已打定主意要写一部史诗，自然不会草率地开篇，如果联系整部小说的内容，这个开篇实际上就相当于“定场诗”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黑云压城，暗流汹涌，然而生活在其中的祁老太爷心心念念的只是别耽误了自己过八十岁的生日，这种颇具黑色幽默的反差，实际上就敲定了全书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基调——从人物的“小确幸”着眼和入手。
前两年，从村上春树散文集《兰格汉斯岛的午后》舶来的“小确幸”着实火了一把，但这并不妨碍“小确幸”本身的积极意义，那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仍然含带着你我这样普通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在我们这个历史足够久远、经历的苦难也足够深重的民族，这种“小确幸”确实是我们国民性亮色的一个切口，但很遗憾，国民性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切面。透过“小确幸”，我们民族性格中更多的东西也被折射了出来，老舍先生就是顺着这个“小确幸”的切面，进而展示了《四世同堂》的开场人物祁老太爷所代表的某种劣根性：祁老太爷觉得日本人对北平的入侵和占领与自己毫不相干，只要有粮食和咸菜，再堵上大门，躲避灾祸是件很简单的事儿，一切都不重要，自己八十大寿的体面和排场才是人生的真谛，因为那是自己理所应得的“小确幸”。
由此一路延展，老舍先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塑造了最为精彩的人物群像，“写活了”这个我们如今很少再见到的最质朴通俗的评价其实正是文学批评的最高评价。如果一定要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四世同堂》一百多个出场人物，近四十个重要人物几乎都是按照“圆形人物”来进行设计的，即力求最真实地展现人物自身的两面性和复杂化，人物本身是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这种人物心理和行为的动态变化更合乎逻辑，而人物性格的这种变化也使整个故事的情节变得更有节奏感。要坚决捍卫自己“小确幸”的祁老太爷看到多年的街坊邻居被日本人侮辱的时候，也只是在内心为他们难受，胆小和怯懦占据了他的人生观，“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是多少中国人长久以来的生存哲学，但当祁老太爷的“小确幸”最终沦为泡影的时候，他也会站起来反抗，维护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尊严。
最为悲剧的是，如果通观整部《四世同堂》，在那个被外敌刺刀步步紧逼的当年北平，那些就像你我周围现实存在的鲜活人物，那些为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小确幸”苦苦煎熬、妥协、畏缩甚至扭曲的真实的小人物，无一例外都经历了一个从“小确幸”到“大确丧”的苦难历程，读之让人不忍落泪。老实忠厚的祁天佑被日本人诬为奸商，受到百般刁难和侮辱后投河自尽；瑞丰在日本人和汉奸面前奴颜婢膝，结果丢妻丧命；在严重的饥荒中，祁老太爷的重孙女妞子被活活饿死；钱先生遭汉奸陷害，被日本人抓去受尽酷刑；钱孟石病中不堪惊吓和激愤，气绝而亡；钱夫人在儿子出殡时一头碰死在棺材上；一向老实本分、与人无争的小文夫妇被鬼子打死在戏台上；剃头匠孙七被怀疑得了霍乱，让鬼子拉到城外活埋；拉洋车的小崔屈死在东洋刀下，人头被高悬在城门楼上……
当年北平，小人物的这种从“小确幸”到“大确丧”的可怕走向仿佛一个吸纳一切的黑洞，没有人可以幸免。即使如老舍先生所批判的反面人物，貌似“顺势而为”的大赤包、胖菊子、冠招第等人，最后也难逃厄运。大赤包一心要权势和金钱，貌似“看透”了这个世道，千方百计巴结日本人，不惜让大女儿嫁给玩弄妓女的李空山，还想着让漂亮的二女儿嫁给日本军官，得了个妓女检查所所长后，收贿赂，造暗娼，大敛财，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却仍然落得个死于狱中。胖菊子把所有感情都用在了通过男人过摩登生活上面，祁瑞丰丢了官，她就跟令人恶心的蓝东阳厮混，蓝东阳丢了官，胖菊子卷走了所有钱财，离开北平，然而最后一次被人看到却是在做妓女了。冠招弟为满足自己对肉欲和高档生活的渴望，结交各种男人，最后当了特务，死在瑞全手里。至于祁瑞丰、蓝东阳这些貌似富于生存智慧的小男人们，最终无一例外都如尘芥般没有善终。也许这是这些人物自作自受，罪有应得，然而《四世同堂》正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将那种沼泽一般的“大确丧”展示到读者面前，覆巢之下，没有人可以“小确幸”。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明训，然而真正面对“大确丧”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人性深处的复杂就将不自觉地被催化出来，就好像天下承平日久的今天，网上流传的那句“懂得许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一样。但这并非是说我们自己“弱爆了”，更不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实在过于劣根。这是人性，直面它，承认它，不丢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世同堂》在老舍先生的作品序列中是被严重低估的一部作品，甚至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四世同堂》的评价也都不甚公允：谈到老舍先生的作品，一般观点是长篇首推《骆驼祥子》，其次是《正红旗下》（即使没有完本），再下来甚至还要排上《离婚》，《四世同堂》大部分时间被挤出前三。也难怪，对于《四世同堂》，喜欢读情节的读者往往会经不住篇幅和基调的考验，毕竟激烈的冲突大多被安插在更多小人物的家长里短中了。更令人摇头叹息的是，《四世同堂》由于没有描述正面的武装斗争，没有对地下斗争提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多年来被认为“革命性不强”，往往被排除在力推的范围之外。
这其中有着某种令人愤懑的反讽：许多年过去了，文学传播和批评的环境大大改善了，回望那个时代的诸多抗战题材的作品，摸着良心再次品评，却发现真正仍然能够让人读之热血沸腾的竟正是这本“革命性不强”的《四世同堂》。当年皇城根儿下一心想着“小确幸”的小人物们，虽然有着贪婪、怯懦、自私、趋炎附势等劣根，但当“大确丧”将他们逼到悬崖边儿上，将他们内心中的善良、尊严、良知等逼到底线的沿儿上时，忍无可忍的小人物们迸发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勇敢和无畏。李四爷是小羊圈胡同的里长，平时为人仗义热情，很受邻居们爱戴，但为了应付日伪指派的任务，只能向老邻旧居们征收钱物，面对邻居的白眼和日寇的谩骂，他一直隐忍，但当日本人摔死了长顺儿子，李四爷内心的血性被逼发了，他暴起营救，最终死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下。还有一直因为长孙所承担的家庭责任而彷徨犹豫的祁瑞宣，最终积极参加了抗日的队伍。曾经将爱情看得很重的祁瑞全毅然离家出走，参加了抗日武装，潜回北平开展地下活动，最终杀了从前的恋人――日本女特务冠招弟。钱家小儿子仲石曾因为一份司机的工作而满意，但面对自己一大家子的悲剧，最终决然地把卡车开到山涧里和车上的日本兵同归于尽……
正因此，我们才说在文学和思想层面上，老舍先生是超越时代的，《四世同堂》的这种根植于真实人性的家国情怀突破了所谓“革命性”的框定，真正把“启蒙”与“救亡”的思想有机融合了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学对于国民性批判和民族性昂扬的张力。其实，老舍先生并未觉得“小确幸”有什么不对，但却用当年北平最真实的众生相告诉后世的炎黄子孙一个最质朴的道理：咱们老百姓还是得惦记着点儿国家，得抱团儿，这不是为别人，而为了咱自己个儿。
就像那画家兼诗人的钱默吟老先生，平日里吟诗作对，养花喝酒，自得其乐，本是最为“小确幸”的代表；就像那以唱戏为生的小文夫妇，“他们只知道他们小两口都像花一样的美，只要有个屋顶替他们遮住雨露，他们便会像一对春天的小鸟那么快活”；又像那祁家长孙媳妇韵梅，心心念念的是一大家子的和和气气，还有小顺儿和妞子的健康成长，虽然苦了些累了些，但韵梅知足，心里也欢喜……可最后他们得到了什么？家破人亡、杜鹃泣血，让人读之不禁落泪。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世同堂》更像是一部以“覆巢之殇”为主题的启示录，这比任何声嘶力竭的宣传更能打动你我普通百姓的心。
当年北平
是《四世同堂》里的京腔京韵：
“那么，北京城是丢铁了？”
“你这个松头日脑的家伙。”
“你就说，事情有多么邪行！”
当年北平
是“四合院的茶房飘着茉莉花儿香”
是“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拨浪鼓儿响”
是“喝一碗豆汁就着一个焦圈”
当年北平更是：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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