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笔记——《世界经济简史》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认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为人口、资源、技术和社会制度这四个要素的混合作用。每个要素不是单个变量，而是一组变量。人口要素除了人口数量外，还包括年龄、性别、体质等。资源要素素除了土地数量外，还包括气候地形、地理位置等。社会制度除了国家阶级外，还包括公司组织、家庭结构等。这四要素中，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来源。人口数量的自然增长必然带来经济总量增长，但能否带来人均经济量的增长就不一定了。人口数量递增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一过临界点，人均经济量反而会递减。而技术创新是突破资源约束，使经济继续增长的唯一方法。社会制度对技术创新有时有促进作用，有时有压制作用。所以这四个要素与经济总量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数学的公式描述，这就是历史的复杂之处吧。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写到：“一个领域发生的进步会刺激其他领域的进步。”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定居下来，需要盖更坚固的房子，于是学会了用粘土烧砖，烧砖的过程中又学会了制作陶器，制陶用的轮盘又变成运输用的车轮。制陶业和运输业的发达又促进了贸易，贸易的发达又催生了用于记账的文字。这就是现代研发术语中的“副产品”或“附带结果”。这一切的前提是劳动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劳动分工代表专业化，而专业化带来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认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的种种原因之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奴隶制度对生产技术创新的制约。“罗马工程师的才华表现在道路、输水渡槽和穹顶建筑上，但在提高机器效率方面却表现平平。”因为在罗马帝国扩张初期，大量外族被征服，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奴隶。由于劳动力廉价，用牲畜或机器改进与提高生产力的收益就不明显。而到了帝国晚期，虽然劳动力价格上涨，然而奴隶制度已经根深蒂固，正如圣保罗所言：“主人和奴隶必须接受现在各自的地位……否则尘世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时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能减轻劳动力负担的技术发明。“一个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可能会创造出艺术和文学杰作，但不可能创造出持续的经济增长。”

上次讲到古罗马的文艺发达而技术停滞，中世纪的西欧却恰恰相反，文艺沉寂而技术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农业方面出现了重轮犁和三轮耕作法，这大大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进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复兴。在纺织业方面出现了踏板织布机、纺轮和水力驱动的漂洗作坊。在冶金业方面出现了水力带动的风箱和大型杵锤，14世纪初出现了第一代的现代鼓风炉。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不像以前教科书所描述的，中世纪的人们绝不是因循守旧或墨守成规的……为我们发明眼镜和机械钟的是中世纪的白铁匠，而不是古典哲学家。”“所有这些变革意味着中世纪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宇宙不再神秘莫测……人类可以了解自然，并战胜自然为己所用。”

上次讲到中世纪的技术创新促进了西欧的人口发展和城市复兴。与城市相生相伴的是商业贸易的发展。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公司的雏形。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种合伙制形式，譬如，一位年老的商人可能因不堪旅途困顿，就由他出资，寻找能航海的商人具体操作，利润的分配通常是四分之三归坐收的出资人，四分之一归实际操作的合伙人。这样的合同在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中十分常见。”出资人除了商人，还有寡妇、基金会、宗教机构、孤儿的委托人等。随着贸易量的扩大和商业惯例的标准化，合伙制就演变成公司了。12世纪，银行业也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铸币的繁杂和混乱。各国的国王、公爵、伯爵，甚至大修道院竞相铸造货币，以致货币出现了不同的规格、重量和含银量。“货币兑换者在交易市场和商业城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业务就是分辨不同种类铸币的价值。从他们的行列中走出了许多银行家。”

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黑死病是中世纪经济危机中最严重的事件，但它绝不是危机的起源或原因。”黑死病爆发于1348年，而早在1315—1317年，大饥荒就席卷了北欧。气候也开始恶化，冬天变得更湿冷，农作物减产，洪水频繁。人口的膨胀和不断的开荒，挤压了牧场，蛋白质食物减少了。“食物供给越来越不稳定，城市和城镇拥挤不堪，卫生设施简陋缺乏，这些都使人们更易传染到流行病。”然而，黑死病却使价格—工资的剪刀差突然逆转了，随着城市人口巨降，食品价格暴跌，工资水平却因劳动力的短缺而上升了。比如英国就进入了“农业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其他西欧地区，市场的力量也使农奴制彻底瓦解，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尽管黑死病十分可怕，事实却证明它起到了“宣泄净化作用”，从而为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铺平了道路。

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认为，通货膨胀是收入与财富在个人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再分配，“受益的是那些收入具有价格弹性的人群，如商人……利益受损的是那些挣工资的以及只有固定收入且收入变化缓慢的人群。”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向欧洲输入大量白银，导致了欧洲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史称“价格革命”。关于价格革命的成因，史学界尚存争论。也有人认为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技术停滞导致了通货膨胀。在人口增长而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的需求增加而产量不变，导致了价格的上涨；而人口的增加又降低了工资价格；这一增一降，农的生活就越发困难了，同时贵族的地租收入也受到了影响。“价格革命的后果就是农民与贵族阶层的贫困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价格革命的教训对于今天仍有指导意义，那就是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力，是解决通货膨胀，维持经济健康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16至18世纪的欧洲，各国普遍实行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被称为“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一词原是亚当·斯密的发明，含有贬义，他认为那些政策干涉了个人的“天赋自由”，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然而到了19世纪，在强大的普鲁士霸权统一下的德国，一批历史和经济学家却把“重商主义”视为楷模。直到今天，政府干预的经济与自由发展的经济，孰优孰劣，仍然是争论不清的话题。不管怎样，“重商主义”在当时的欧洲普遍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国的经济政策也是各不相同，其结果也是有成有败。还有一些政策则让人哭笑不得。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到，光荣革命后的英国，议会颁布的法律规定，尸体必须用羊毛裹尸布埋葬，这是为了拉动毛纺织业的需求；又规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几天“吃鱼日”，期间不准吃肉，这是为了推动渔业的发展。

经过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这几十年的发展，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一历史进程被称为“工业革命”。然而龙多·卡梅伦的《世界经济简史》却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措辞不当的名称。正如英国经济史专家艾士敦所说：“这些变革不仅仅是发生在工业，同时也发生在社会和知识层面。‘革命’隐含的是变革的突然性，而经济变革的过程事实上不是突然的。”由于当时的学者不习惯采用定量分析，只习惯用“突然”、“迅猛”这种词来形容经济的变化；而现代的学者在计算过大量的工业产值、国民收入等变量后，并未发现其变化有何“迅猛”之处。所以，“工业革命”的称谓包含两方面的偏颇：一是忽略了工业领域之外的变化，尤其是知识领域，“知识界的变革意义最为深远，因为它能引发并推进其他领域的变革。”二是过于强调变化的速度，然而任何历史的进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实际上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过激举动的修正。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道：“拿破仑的天赋和好运就在于，他能够把高度理性的大革命成就，同1000多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习惯、传统综合起来。”起始于大革命时期，完成于帝国时期的拿破仑法典，最能体现出这种综合，它是传统的罗马法与新兴的革命法的一次经典折中。但它却保留了大革命的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受宗教约束的世俗国家；道德自由和经济自由。1804年颁布的由中产阶级撰写的《民法典》是诸法典中的经典，其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有息贷款等理念，影响巨大。在拿破仑曾经侵略过的国家，法军最终撤离了，但《民法典》却留了下来，成为各国制订法律的样板。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然而在19世纪末它被美国超越了，在20世纪初又被德国超越了。统计数据也反应了英国的颓势，1856至187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仅为2.5%；1873至1913年，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竟然为零。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认为，英国的衰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企业家的不思进取，那些创业者的子孙们，“一味地陶醉在悠闲典雅的老式绅士生活中”，对新技术和高科技漫不经心。二是教育的落后，英国是西方大国中最迟普及公共教育的；并且极少有大学重视科学和工程教育，他们仍然执着于培养那种最典型的绅士阶级的后代。

19世纪德国工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卡特尔的普遍存在。在德国，垄断组织不仅合法，而且势力强大。其数量从1875年的4家增长到1914年的接近1000家。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写到，基本经济理论认为卡特尔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限制产量，但在德国这个论断站不住脚，因为德国的总产出一直持续快速增长。解释这个悖论的关键则在于“保护性关税”制度。通过此制度，卡特尔在国内市场人为抬高物价，而对国外市场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倾销，以国内高价弥补国外低价，从而总体盈利。这种模式与当代中国为了刺激出口而施行出口退税有异曲同工之处。

19世纪的欧洲，早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有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这些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煤炭资源丰富（法国稍逊，但可以从比利时大量进口），那无疑是一个属于煤炭与钢铁的时代。晚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有瑞士、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的特点是矿产资源不足，但人口识字率高，主要依赖国际市场，靠出口高附加值工业品发展经济。而到了19世纪末期，水力发电兴起，部分地弥补了这些国家的煤炭不足。其他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未能完成工业化，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人口识字率低，农业落后，政府腐败。

马克思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经济现象：资本主义世界竞争加剧，大企业吞并中小企业；大企业资本积累加快，而大众购买力不足，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家于是诉诸帝国主义，为剩余资本和产品寻找海外市场。然而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有不同的观点：1914年前，法国的出口品只有10%运往法属殖民地。殖民地人口稀少，生活贫困，难以支撑起重要的市场。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量。投资也是如此，法国对殖民地的投资不足10%，而对俄国的投资超过了25%。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实际上是净债务国。帝国主义的起因其实是政治上的考量，比如俾斯麦转向帝国主义，就是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有一些国家仅仅是为了提高声望。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欧洲人宣扬其种族和文明的优越性，则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心理和文化层面的注脚。

龙多·卡梅伦在《世界经济简史》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成因，包括一次大战及战后合约、金本位的崩溃、贸易的中断等。一战使欧洲的经济遭受重创，除了战火的直接破坏，战时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严重扭曲了正常的经济关系。战时各国贸易中断，海外投资巨减，通货膨胀严重。战后中东欧分裂出许多新的国家，各国保护主义盛行，阻碍了贸易的恢复。复杂的战争赔款问题使各国货币体系陷入混乱。一战前，英国的商业、金融和工业世界领先，其自由贸易政策和金本位制对稳定世界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战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却不愿意发挥领导者的作用，这延长了萧条的时间。在中国教科书里饱受赞誉的“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对摆脱大萧条收效甚微，“工业复苏的进展令人失望，1937年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又遭遇了新的萧条。1941年美国仍有600多万失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