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复杂而清澈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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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乐观,没错。但是,不是你想的那种乐观。”
这句话是卡尔·波普尔在接受意大利记者贾恩卡洛·博赛蒂访谈里说的一句话,这话几乎可以作为波普尔学术生涯的一个注脚,对于这样一个学者很难简单的概括他的学术思想:他是一个坚持以战止战的和平主义者;是一个强调市场应在法治和国家合法干预下运作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承认西方社会充满了丑陋和暴行,但仍认为当今的西欧社会生活在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期的审慎悲观的乐观主义者;一个承认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马克思是天才的哲学家,又严厉批判历史决定论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
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到《二十世纪的教训》,波普尔的学术思想几经变动。他不断在寻找某种思想的平衡点,而非服膺于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唯一不变的,可能就是他把复杂的问题用朴素的日常语言讲清楚的杰出能力。这种不断的以今日之我更新昨日之我的思想变化,正如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所说“理性取向就是随时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可能这也是他所实践的“开放社会”之精神吧。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波普尔的政治立场往往被人简单的认为是右翼反共的保守主义者,这种刻板印象往往让人忽略了波普尔思想色谱中极其丰富的层次。
波普尔在访谈中谈到《资本论》有几个论点:资本主义不能改造,只能摧毁;困苦只会累积,劳工日子会越来越凄惨;资本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受害者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验证真伪的科学命题,波普尔“不断提醒读者注意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帮助被压迫者的强烈欲望。他认为马克思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现实感,不信道德空言”。马克思和波普尔所反对的是那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那种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辩解的教条主义者。
同时,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历史是一条有源头的河流,他们可以弄清楚它会流向何处,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可以预测未来,波普尔认为这在现实上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在道德上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河流只是隐喻,历史的研究只是研究过去的事情,(对于指导未来并无帮助)”。克罗齐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现实有足够的力量,把历史中的人物投射到当下,但决不可认为,身处历史情境之中的人们可以眺望今后千百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汲取英雄人物伟大的人格和道德勇气,可以欣赏历史的审美,学习历史的教训,但历史的预言一旦做出,或者毫无效用,或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都让未来的发生变得不可预测,这里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人民创造历史,但并不是以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
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
在第六章谈到波斯尼亚战争时,他说“波斯尼亚的悲剧证明了我们西方的失败、胆怯与盲目,显示我们没有学到这个世纪给我们的教训,如何避免战争”、“(获得和平的)答案是一样的,我们必须以战止战。”他举美苏之间的古巴导弹危机为例,正是美国拥有了与苏联同归于尽的强大武力,才最终使得古巴导弹危机得以缓解,肯尼迪总统在撤除古巴导弹问题上如若稍有退让,古巴导弹部署一旦完成,这种不具备二次反击能力的核力量,必然会在美苏危机升级中率先发射。“追求和平,不能建立在一味希求免战上,要建立在拥有足够赢得胜利或至少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武力之上”,作者虽然保持了他著作里的一贯谦逊,但这种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视野的洞见实在令人赞叹。
一战前的和平运动,让同盟国和协约国打成一片,二战前英法的绥靖政策,让纳粹德国迅速崛起。类似古巴导弹局面正出现在朝鲜平壤,而特朗普在国会讨论的议题是要不要从韩国撤兵,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也许就是人类永远不能从历史中学会教训。
谁来统治到如何统治
波普尔在第九章《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谈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于统治者素质的分歧。苏格拉底认为统治者应该足够聪明,聪明到认识自己一无所知,而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应该足够聪明,最好是一名聪明、博学的哲学家。前者认为统治者应该认识到自己所知有限,制定政策时要务求谨慎,后者认为统治者应该是博学多闻的精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柏拉图主义者认为“谁该统治”时,总是类似的答案——从上帝眷顾的帝王到无产阶级专政,逻辑无一不是如此。但波普尔认为谁来具体统治并没有那么紧要,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统治”? “如何制定宪法,让政府可以不流血更替”?民主,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涵转变为人民评判制度,人民定期的评议和授权,让政府的运作具有合法性。
这本不足200页的小书,涵盖了波普尔晚年对于政治、消费主义、战争、教育领域的种种思考,他对于电视的忧虑,今天在微信、直播、电子游戏乃至VR现实中继续放大,他对于战争的忧虑,也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家里继续发生,他所批判的历史主义,仍主宰着很大一部分思想学界。所幸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成为了某种常识,这种改变人类科学观、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大观念以一种波普尔式的清澈明晰的文本呈现出来,让佶屈聱牙的文本和思想获得反复讨论,它不断地提醒人们警惕理性的自负和知识的局限,正如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