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对美国妇女自由的梳理

《美国自由的故事》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于自由的不同定义的历史。正如作者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写道的“自由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机会的平等，以致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社会条件的平等。”，在对“自由”不断定义的美国历史中，“自由”是始终与“平等”和“权利”联系在一起的。 在美国人崇尚自由的历史中有一种很讽刺的现象，就是在美国，崇尚追求“自由”的人们总是用自由女神来象征自由和表达对自由的呼声，但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自由的权利长期受到限制，妇女争取自由的历史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中，独立战争、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场大的战争是对其影响深远的三个重要历史节点。 早在美国革命时期，由于受到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宣传和气氛熏陶，就已有了对女权的发声。著名的女权运动先驱阿比盖尔·亚当斯曾对她丈夫发出的“不要忘了女士们”的呼吁以及她关于妇女与男人一样同样不应“为任何我们没有发言权或代表的法律所控制”的评论。尽管在当时，传统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因为那场以“自由之名”的独立战争而发生大的改变，美国的国父们在宣扬众生平等的同时保持着一种他们认为符合自然规律的性别歧视；但是也正是这样，阿比盖尔·亚当斯的呼吁才显出超越时代的可贵。在“自由者所称的自由”里，性别成为一种决定一个人是否能享有全部的美国自由的界限。尽管独立战争催生出一种“共和母亲”的思想，妇女被鼓励接受教育，但是在参与政治和经济自由方面，女性都是被限制的。家庭被认为是女性应该专注的领域，就连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也写到“（美国）已婚妇女的幸福源泉是他丈夫的家”。但是即使是在家庭生活方面，女性依旧需要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女权主义者提出妇女应该享有规划自己生育活动的权利，这些权利应该被政府保护，使之免受丈夫暴力的伤害。 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这场由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引发的战争不仅解放了黑人奴隶，使他们获得了自由，也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内战前女权主义者曾经争取的外出工作权利由于战争造成了男性工作者数量的减少而得以实现。在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的“内战”这一集中就有记录：内战期间，20000名女性报名成为护士，其中杰出的女性代表克拉拉·巴顿更是推动了医疗救助工作的革新与进步，后来还创办了美国红十字会。同样在以南北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小说《飘》中，也能看到战争中以郝思嘉为代表的妇女开始承担起许多社会工作的描述。战后重建时期对平等问题的极度重视，使女权运动者把重建看成是争取妇女解放的一个黄金时期。内战前那种将妇女的地位与奴隶制等同的说法又有了新的价值，被用作一种新的抗议语言。除了应该享有自由劳动的经济机会，女权主义者在婚姻问题上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主张，如放宽离婚限制、“节制生育”的权利等。然而这一时期法律对于妇女自由的定义依旧没什么进步。19世纪的后期，妇女运动逐渐只注重选举权而缺乏了对广泛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到了自由女神像经常被印到商品广告上的20世纪初，工业和商业的巨大发展推动了社会变革，妇女的工作种类相比之前有了大量增加。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逐渐形成独立的意识。在20世纪的头20年内，妇女选举权运动第一次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终于在1920年以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时生产使得美国最终克服了经济大萧条，就业机会大大增加。战争中美国全国上下大量动员“妇女力量”填补因男人上前线而空出来的产业工人的位置。战时“为自由而战”的经历提升了妇女的自信，使其有了进一步扩大自由的理想。女工要求工会在与资方谈判时正面提出有关男女同工同酬、女工的产假福利和为工作母亲提供幼儿设施等问题。但是到了战后，城郊居住区的中产阶级又倡导回归传统那种妇女在家庭全职照顾孩子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还因冷战得到政府的认可。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呆在家里可以将美国与妇女工作率很高的共产主义国家相区别。50年代的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大众文化并没有持续太久，到民权运动高涨的六十年代就遭到了强烈否定。男女同酬，平等就业再次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呼声。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成立，致力于追求妇女在公共生活、就业、教育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完全平等。这一时期女权运动的新特点还在于女性反抗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孕育成长，但是在民权运动中妇女未能取得领导层面的实权位置。正是妇女们的参与，使得民权运动主张的政治变革要求扩大到了私人生活的领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要求废除那些禁止堕胎或由医生来决定是否终止孕期的法律，而这正是一个女性对于决定自身的自由的权利的诉求。至此，“美国自由的故事”里，对于自由的权利的要求已经扩展到“尚未出生的人”。堕胎权的问题引发了激烈斗争，直到今天依然是保守派与自由派斗争的焦点之一。 或许正如作者埃里克·方纳在《美国自由的故事》第十三章的最后所说：“美国人有时相信，他们享有所有自由中的最大自由——没有历史包袱的自由。但是没有任何民族可以完全摆脱他们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约束。”对于女性平等就业和堕胎等问题，保守派重新提出将简·亚当斯曾提出的“家庭权利”放在首要位置，而当下社会的经济的现实却要求更多的女性走入职场以奋斗出更好的生活。 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现实版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对妇女的自由的定义也在持续更新。最后，我想引用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第54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上的演讲中的话来结束本文，她说“妇女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人类的进步永远是妇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