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法则具有大于自然法则的力量
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总是会超过生活资料供给的算术比率的增长”是一个基本的自然法则。这一自然法则是造成失业、贫困和灾难的内在根本原因。由于存在这样的内在自然法则,人类社会就需要通过私有产权制度来保证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利,并激励劳动者的勤劳努力;同时人类社会需要强化婚姻家庭制度和晚婚贞节等道德的抑制,明确家庭对子女抚育的责任,从而减少生育形成一种预防性的抑制。马尔萨斯提出如果没有一种预防性的抑制,自然法则会通过各种积极的抑制来协调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内在紧张关系。马尔萨斯还提出,公共产权和劳动者福利制度的改革(例如济贫法案),实际上不能根本解决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问题,也因此会带来公共福利制度的崩溃,在这个意义上马尔萨斯是反对社会改革的。马尔萨斯的论述还涉及到了如何理解工业化和工农产业结构的变化,他提出工业化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从农村中吸纳了人口,减少了劳动者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会加剧食品和生活资料的不足,并使得劳动者限于更加贫困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马尔萨斯是不相信工业化和商品贸易的。
现在看起来,很难相信这样一本陈旧过时和通篇充满谬误的著作却是在世界上具有极大影响的著名著作。如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对于生态环境体系构成压力,正如同草场上的羊群的成长会不断对草场的生活资料供给能力带来压力一样。但是人口发展和生活资料供给的关系,又必然和草场上的羊群和草场的生活资料供给完全不一样,羊群不会象人口一样能够成为推动生活资料供给的积极因素。羊群不会像人类那样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这个价值不仅能够成为新的生产资料继续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且劳动创造价值本身就是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因此劳动创造出人们生产生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构成的生产力支持了财富创造过程,通过不断投资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投资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能力扩张和技术进步,劳动者在此过程中创造出更大财富和价值,并因此推动了人们生活资料的供给能力。
因此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不是说人口增长总是落后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说从整体上人类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能力,生活资料生产在宏观历史上是快于人口增长的。虽然在人类历史的不少短暂时期出现人口增长过快而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但是总体上人口作为生产力来源创造财富,创造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供给的所谓上限,也在人口增长压力推动的技术进步和发明创新的作用下而不断被突破。这样一来,人口增长总是落后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法则,实际上被人口增长总是努力创造出更快的财富价值和生活资料增长的社会法则所取代。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包含着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限制的自然法则,和人口创造财富和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生活资料供给能力的社会法则的共同过程。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将人类作为无知的羔羊,而不是作为能动的、具有创造性和理性的人口来加以考察。这样的立论基础的偏差,使其将完全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
从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和世界历史变化,也说明马尔萨斯所担心的人口快速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增长并没有出现。如果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来观察,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战争可能是由于通过灾难和战争来争夺生活资料,以及生育率下降不是由于生活资料约束下的预防性控制。但是从十八世纪以来结合二十世纪和本世纪以来的人口和发展进行考察,死亡率上升恰恰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是由于死亡率上升带来了人口总量的增长;不是如同北欧和欧洲国家比较中高死亡率往往和高结婚率、高生育率相关联,低生育率往往和低死亡率相关联,而恰恰是死亡率降低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工业化不是弱化了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工业化和贸易发展过程中生活资料创造是增强了;在欧洲和世界的人口增长过程中人口增长,而生活资料的供给能力实际上总体上是提高了,这可以从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和贫困率下降得到反应;同时欧洲的人口增长减少,但这种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减少不是由于应对生活资料的压力,而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欧洲是在生活资料快速增长下的生育减少。违法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更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情欲和生殖实际上是可以分离开来,固然可以认为人类的情欲是一个基本公理,但是人类的情欲却未必带来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避孕手段的利用被马尔萨斯作为一种不道德的消极抑制,但是显然这样的消极抑制却未必完全是由于生活资料不足所带来的。因此从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以及由于生活资料压力带来人口增长内在抑制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出现。在生活资料并没有显著增长的十八世纪,人口却出现了快速增长;生活资料增长总体上是快于人口增长;同时生活资料压力是放缓的,而人口内在增长不是出现抑制放松后的弹升,而是会进一步下降,甚至出现了人口增站过缓和生产资料生产能力不足的新的失衡。
我们且不论数万年的人口发展和生活资料增长过程,且从马尔萨斯时代的三百年观察,也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类社会不是按照马尔萨斯说的自然法则的原理运行的。人类社会的法则实际上改变了自然法则,构成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平衡的内在关系的内在实质和不平衡的内在原因。人口和发展问题也绝不是羊群过多和草地资源供给能力不足这样简单的自然过程。正在于相关社会实践和马尔萨斯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诸多矛盾,也可以基本判断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然法则的人口原理,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论著。
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从生物自然法则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社会,从而讲人类社会和自然生物聚落等同起来,而同时说明私有产权制度、婚姻道德等人类社会规则有利于维持自然生物秩序。这样的逻辑是混乱和缺乏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关怀的。如果我们从自然生物法则和人类社会法则的共同结合的角度来理解人口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可以理解自然秩序确实是造成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供给压力的失衡,也可能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期表现得较为显著。但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具有大于自然法则的力量,社会秩序有助于改造自然生物秩序,从而构建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因此人口原理的关键则在于,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框架下人口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什么?以及我们需要何种社会秩序以有利于适应人口变动、财富增长、生产资料和经济发展过程,于生活资料过程的内在平衡?对这样的新的人口原理的探索,也许才真正能够拨开马尔萨斯主义的迷雾,并引导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引导人的福利进步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自我完善。
现在看起来,很难相信这样一本陈旧过时和通篇充满谬误的著作却是在世界上具有极大影响的著名著作。如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增长对于生态环境体系构成压力,正如同草场上的羊群的成长会不断对草场的生活资料供给能力带来压力一样。但是人口发展和生活资料供给的关系,又必然和草场上的羊群和草场的生活资料供给完全不一样,羊群不会象人口一样能够成为推动生活资料供给的积极因素。羊群不会像人类那样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和财富。这个价值不仅能够成为新的生产资料继续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而且劳动创造价值本身就是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因此劳动创造出人们生产生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构成的生产力支持了财富创造过程,通过不断投资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投资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能力扩张和技术进步,劳动者在此过程中创造出更大财富和价值,并因此推动了人们生活资料的供给能力。
因此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不是说人口增长总是落后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说从整体上人类具有创造财富的巨大能力,生活资料生产在宏观历史上是快于人口增长的。虽然在人类历史的不少短暂时期出现人口增长过快而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但是总体上人口作为生产力来源创造财富,创造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供给的所谓上限,也在人口增长压力推动的技术进步和发明创新的作用下而不断被突破。这样一来,人口增长总是落后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法则,实际上被人口增长总是努力创造出更快的财富价值和生活资料增长的社会法则所取代。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包含着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限制的自然法则,和人口创造财富和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生活资料供给能力的社会法则的共同过程。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将人类作为无知的羔羊,而不是作为能动的、具有创造性和理性的人口来加以考察。这样的立论基础的偏差,使其将完全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
从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和世界历史变化,也说明马尔萨斯所担心的人口快速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增长并没有出现。如果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来观察,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战争可能是由于通过灾难和战争来争夺生活资料,以及生育率下降不是由于生活资料约束下的预防性控制。但是从十八世纪以来结合二十世纪和本世纪以来的人口和发展进行考察,死亡率上升恰恰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是由于死亡率上升带来了人口总量的增长;不是如同北欧和欧洲国家比较中高死亡率往往和高结婚率、高生育率相关联,低生育率往往和低死亡率相关联,而恰恰是死亡率降低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工业化不是弱化了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工业化和贸易发展过程中生活资料创造是增强了;在欧洲和世界的人口增长过程中人口增长,而生活资料的供给能力实际上总体上是提高了,这可以从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和贫困率下降得到反应;同时欧洲的人口增长减少,但这种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减少不是由于应对生活资料的压力,而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欧洲是在生活资料快速增长下的生育减少。违法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更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的情欲和生殖实际上是可以分离开来,固然可以认为人类的情欲是一个基本公理,但是人类的情欲却未必带来人口几何级数的增长。避孕手段的利用被马尔萨斯作为一种不道德的消极抑制,但是显然这样的消极抑制却未必完全是由于生活资料不足所带来的。因此从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以及由于生活资料压力带来人口增长内在抑制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出现。在生活资料并没有显著增长的十八世纪,人口却出现了快速增长;生活资料增长总体上是快于人口增长;同时生活资料压力是放缓的,而人口内在增长不是出现抑制放松后的弹升,而是会进一步下降,甚至出现了人口增站过缓和生产资料生产能力不足的新的失衡。
我们且不论数万年的人口发展和生活资料增长过程,且从马尔萨斯时代的三百年观察,也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类社会不是按照马尔萨斯说的自然法则的原理运行的。人类社会的法则实际上改变了自然法则,构成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平衡的内在关系的内在实质和不平衡的内在原因。人口和发展问题也绝不是羊群过多和草地资源供给能力不足这样简单的自然过程。正在于相关社会实践和马尔萨斯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诸多矛盾,也可以基本判断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然法则的人口原理,基本上是一个错误的论著。
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从生物自然法则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社会,从而讲人类社会和自然生物聚落等同起来,而同时说明私有产权制度、婚姻道德等人类社会规则有利于维持自然生物秩序。这样的逻辑是混乱和缺乏对人类社会的基本关怀的。如果我们从自然生物法则和人类社会法则的共同结合的角度来理解人口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可以理解自然秩序确实是造成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供给压力的失衡,也可能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期表现得较为显著。但是人类社会的法则具有大于自然法则的力量,社会秩序有助于改造自然生物秩序,从而构建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因此人口原理的关键则在于,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框架下人口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什么?以及我们需要何种社会秩序以有利于适应人口变动、财富增长、生产资料和经济发展过程,于生活资料过程的内在平衡?对这样的新的人口原理的探索,也许才真正能够拨开马尔萨斯主义的迷雾,并引导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引导人的福利进步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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