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战必先知战

什么是战争？就实质而言，战争是矛盾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与暴力手段。更准确一点的定义则是，战争是由超过一个的团体或组织，由于共同关心的权利或利益问题，在正常的非暴力手段不能够达成和解或平衡的状况下，而展开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初期以暴力活动为开端，以一方或几方的主动或被动丧失暴力能力为结束标志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精神活动以及物质的消耗或生产共同存在。大多数情况下，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军人则是战争的具体参与者，因此战争往往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一种继续。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各种现象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因果联系也是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联系。从古到今，战争往往意味着浩劫，而和平则是共同的永恒的追求。要想制止战争，就必须从引触发战争的诱因着手，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根本原因而导致了战争，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府和外交事务系教授戴尔·科普兰，对历史上发生的十次著名的战争或者重要危机进行了分类和综合考察，追根溯源，以期找到大战的起因。这十次著名的战争或者重要危机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即斯巴达-雅典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即迦太基-罗马战争，公元前218~前202年）、法国-哈布斯堡王朝战争（1521~1556年）、“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路易十四战争（1688~1713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以及冷战期间的两次柏林危机（1948年、1961年）和古巴导弹危机（1963年）。

具体到各次战争，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当然各不相同。比如，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正是汉尼拔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于公元前218年攻占了罗马，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导致了“三十年战争”，拿破仑在欧洲恣意横行折射出的则是他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权力欲望，那些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是出于对竞争对手先发制人的担心，而纳粹的思想意识和希特勒的个性则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戴尔·科普兰认为，这些发生在不同时期的战争，也许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基于一种“不良思维”，即领导人总是按照对事务本来具有或者应该具有的方式形成的无能、误导或邪恶的观念行事。

传统看待大战起源的观点大致有三种，即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力量的平衡可以抵制侵略行为，而当其中一个国家拥有压倒性优势时，大战才有可能发生；新现实主义更强调两极体系要比多极体系更为稳定；而霸权稳定理论则认为各国之间的平等是危险的，因为那些正在崛起而力量大体相当的国家会采取攻势，以获得为原有秩序所不容的地位和利益——换言之，霸权稳定理论更相信单一体系，需要一个超级大国致力于维持和平。戴尔·科普兰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解释部分战争的起源问题，但是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他更愿意把这三种主要理论的优势综合为一种可行的、动态的现实主义大战理论——他称这一理论为动态差异理论，即将力量差异、极性和力量衰退趋势融为一体，以便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戴尔·科普兰认为，大战具有三个典型的特征：其一，一个体系中的所有列强都被卷入其中；其二，战事是以最高强度进行的全面冲突；其三，战争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作为主权国家的参战列强被消灭。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注意的是，作者对中国抱有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戴尔·科普兰认为，中国在反对美国世界霸权的同时迅速崛起，正酝酿着新一轮冷战的危险；而这样一种冷战无疑会导致危机，其强烈程度可能不亚于1961年的柏林危机或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

在这里，戴尔·科普兰显然忽视了中国的崛起并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时候具有一种内敛性而非扩张性，而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以倡导和平与发展。如今，十九大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功底，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世界大同理想、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大势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打通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联系，指导中国和平发展和强劲崛起，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发展。所以，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一种和平发展与崛起，以固有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显然无益于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