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嶋定生《秦汉帝国》小鉴

近期还读了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这是一本迟到的史学译著。原著已经出版半个世纪了，但到80年代才由台湾学者首次翻译成中文，如今市上难觅。大陆的新译本则直到今年（2017年）才由甲骨文刚刚推出，翻译流畅准确，但不能不说有些姗姗来迟了，巧合的是本书的译者名叫顾姗姗，有趣。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本书并不是通史，但也不是研究著作，是在完成对秦汉主要史实的叙述的同时，专注于政治制度和儒家国教化两个因素，最后结论落在上述两个因素如何实现了“东亚世界的孕育”。换句话说，这本书从制度和儒教的角度来叙述秦汉历史，落脚在东亚世界的初步开端上，这是作者的叙述策略。

一些读者比较大的疑惑，比如东汉的篇幅太单薄，或是对外关系的部分比例太高，我认为都可以从这一叙述策略来解释。既然皇帝制度、郡县和郡国制度、民爵制度等的创立主要是在秦和西汉，而西嶋定生又认为王莽时期实现儒教国教化，所以，东汉部分确实没有太多内容可写了。既然本书的落脚点是东亚世界的初步开端，那么多花费笔墨在秦汉两朝代和周边民族及国家的关系上，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所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世界史或东亚史的角度看，秦汉帝国通过国家构造的制度创新和儒家国教化的建立，逐步开启了构造古代中国版“全球化”的远大征程，不仅对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以及西域、北方草原等各个区域输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重要的是输出了政治关系。

秦汉帝国向周边输出政治关系，这是西嶋定生在书中反复提及，并且确实比较深刻的一个观点，可以视为本书的重要结论。

二、关于制度的几个重要的话题

如果跳出作者的线性叙述，就会发现他还是侧重谈了几个重要的话题。当然，他没有进行很学术性的分析研究，而是用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些他已经得出的结论。

比如皇帝制度，西嶋定生对比了秦始皇创立皇帝的意义和刘邦沿袭这一称号所具有的不同意义，认为前者具有绝对的神权色彩，后者则是源于各诸侯王的拥戴，因此这种神权色彩就消失了，更像是一个复活的封建时代的共主。此外，他还区分了西汉中后期皇帝与天子的不同职能。

比如民爵制度，西嶋定生在中国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关于二十等爵制的研究，要不有豆友会鲜明的指出，读过他的二十等爵制的书，《秦汉帝国》里这一大块内容就可以不必看了。确实，在这本书里，西嶋定生通俗的讲解了他对二十等爵制的研究成果、结论，认为民爵制度推动了大一统王朝的民间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起到了对百姓彼此身份、名位的确认作用，是一种在儒家尚未全面影响社会之前的重要的“礼制”。更重要的是，民爵制度是一种由皇帝亲自赐予老百姓爵位的制度，他人无权越俎代庖，因此这还使得皇权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我不清楚西嶋定生在70年代写这本书时，是否受到当时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由最高领导人直接发动群众的现状的启发，从而得出这个结论。

比如盐铁制度，西嶋定生眼中的盐铁论这一“儒法斗争”的往事，是另外两种势力的斗争：反对盐铁制度的儒家，代表着能够从盐铁商业活动中获利的大工商业者利益；维护盐铁制度的法家，则代表着帝国的官僚垄断力量。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为当时的民众所着想。这倒颇令我想起当下，一些站在朝廷立场上抨击“资本”的“左派”与批评朝廷的“公知”们。

关于霍光掌权，西嶋定生虽然也谈到了内外朝的分裂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但真正有趣的是他对一些权力斗争内幕的猜测。比如，他认为桑弘羊升任御史大夫，成为“正国级”官员，但政府没有委任大司农，这就意味着桑弘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对大司农这一“财政部长”职位的实质性“兼任”。而霍光推动自己的下属杨敞担任大司农，是对桑弘羊财政大权的釜底抽薪；再比如汉昭帝期间上书要求汉帝退位的眭弘，我以前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书呆子，其意义在于证明了儒家今文经学的兴起，但西嶋定生猜测“眭弘在暗地里巧妙地阿谀霍光，建议他废帝自立”，颇有启发；再比如昌邑王被废之后，他的大臣除了王吉、龚遂外都被霍光杀了，特别是王吉，我以前读书时也会把他看做儒家今文经学的兴起的论据，津津乐道于“三百篇当谏书”，西嶋定生却猜测“王吉、龚遂，就有充当政变计划告密者的嫌疑。”总之，西嶋定生的这些猜测有些颇有道理，有些也没有直接根据，但确实看的很细。

三、关于儒教的国教化

这本书里最著名的观点，应该是西嶋定生把儒教的国教化确定在了王莽时期。他的主要理由，一个是汉代郊祀制度的定型以及明堂等儒家最重要的礼制建筑的建立，都是在王莽时期；另一个是王莽之所以能够上台并通过周公模式来代替汉朝，这本身就说明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化已经彻底完成。

这两个问题我读书时都思考过。但是我还是坚持儒学（并不同意儒教这个说法，因为并非宗教）真正成为帝国意识形态（既然不是宗教，也就谈不上国教化），应该从昭宣时期算起。我的理由也很简单，一是石渠奏议，二是汉宣帝所实行的“王霸之道杂之”本身就明说了，儒学是用来缘饰霸道的，我们并不能因为没有“纯用儒术”就认为儒学没有意识形态化。换言之，汉元帝及以后的成、哀、平等几个皇帝之所以完全受制于儒学对社会矛盾的解释和时局的推断，正是因为昭宣时期儒学已经荣登帝国意识形态的宝座。王莽的行为再剧烈，也只是其后果。

而且，西汉晚期郊祀制度的复杂变革，其理论依据都是今文经学。我当时考察过几次变革中主张其事的大臣所上的奏折中引用的儒经，基本上都是用今文经学来说经，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此时（元、成时期）儒学已经意识形态化了。

当然，西嶋定生对王莽的历史地位的判断是准确的。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历史叙述中，王莽就是一个篡权的代表者，而他曾经的儒者之风则被看作是典型的虚伪，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将王莽看作一个有限程度的改革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西嶋定生对王莽地位的拔高，特别是高度肯定王莽确定祭祀制度对整个中国帝制时期的影响，则有助于更加复杂精细的考察王莽改革的意义。

四、东亚的成立在于中国对政治关系的输出

西嶋定生最精辟的论断，就是指出了秦汉帝国孕育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世界，其核心并不是具体哪个制度或哪种文化，而是政治关系。他指出：

“东亚世界作为中国文化圈成立，其前提是存在于这一体系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必须建立起一定形式的政治关系。”

将东亚全球化的核心定义在政治关系而非文化关系、经济关系，这是西嶋定生的创见。他的主要例证则是对秦汉与周边所有民族和国家关系的梳理，例如，关于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中国人往往会比较简单的称之为属国、朝贡国，或是认为中国文化传入了朝鲜，等等。但西嶋定生却说，朝鲜等国使用汉字，并不是汉字传入朝鲜，而是朝鲜因为要进入册封体制，就不得不使用汉字。这就把秦汉帝国与朝鲜的关系真正梳理清楚了，其道理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必须要在国内广泛推行英语教学，才能进入到西方社会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中类似。换言之，政治关系才决定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从这一角度来看西汉的郡国并行制，西嶋定生就不再简单的认为这是对郡县制的倒退，相反，他认为这反而是汉帝国向周边国家输出政治关系的必需品、大前提。西嶋定生认为，汉帝国的策略是：先通过郡国并行制，让南越、朝鲜等成为外藩，也就是半独立的附属王国；然后，通过一些契机，逐步将外藩转为内藩，就像汉帝国内部的刘姓诸侯国一样；最后，再寻找契机将内藩转为郡县。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和帝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外国，就逐渐与帝国建立了政治关系，直至被郡县化，纳入倒帝国的领土之中。

西嶋定生也说了，一旦郡县化了，这种“中外关系”就不存在了，也就是否定了原有的政治关系，“其无限性反而造成了它的有限性，存在由单一体质的同化而引起的体制自身的局限性”。这是非常有趣的看法。

日本虽然没有经历上述郡县化的历程，但西嶋定生通过分析东汉时期赐予日本的“汉倭奴国王”金印，指出日本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进入到中华册封体制中。这与近代日本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是“黑船来访”是相似的：“中国文明不仅是单纯的传入了日本，文明传入的同时还伴随着日本与秦汉帝国之间政治关系的产生。”

总之，通过对制度和文化的分析，西嶋定生认为，秦汉时期东亚世界虽然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得到了初步孕育。用西嶋定生的话来说就是：“这一时代，正朝着东亚世界形成的方向稳步而有力的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