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书摘

毛泽东选择了被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路线。对于技术狂热，甚至成为宗教式的信仰，成为激进政策的基础。 过去几十年，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幕后的重要动力。 文革后，一场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社会扎根。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为了避免政权崩溃，领导人采取了两个办法，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十分谨慎。 互联网推动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是国家和企业之间相互赋权。 信息技术使得国家维持经济增长，提升了国家的合法性。此外，国家也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更加有效的治理。治理就是一个信息问题。 全盘追求经济增长并不是治疗社会顽疾的万灵药，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变得更为明显。 法治的缺位和影响政府政策的其他合法途径的缺失，心怀不满的社会群体选择互联网来发出抱怨。互联网扮演了社会抗议的工具。 信息技术所创造的新公共空间，国家试图在这个新领域内实施自己的意愿，社会力量则不仅试图抗拒国家的控制，还试图利用这个新政治域场来挑战国家。 中国的威权政治结构事实上是非常碎片化的。 互联网公共空间的竞争不仅在控制机制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也在政府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展开。 电视机在制造东欧转型的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互联网在推翻印尼苏哈托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家塑造不仅包含了国家的积极性以及社会群体对他们的反应，也包含了社会动员，社会动员将目标对准了国家，并触发国家统治者给予其回应。 互联网就算没能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也推动了中国的政治自由化。 有人相信，互联网可以使得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向直接的大众民主转变。 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谢？和冷漠者有的鸿沟。 看电视最多的人，在社交上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同时也是最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的。经常收看电视，可能会产生丑陋世界的观感。 数字化的人类互动几乎无法引起民主商谈。 民主化和自由化有区别，民主化需要结构上的变革，但是自由化不需要。自由化可以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发生。 在中国，互联网使得社会群体发展了社会资本，从而推动了公民参与。在发达民主国家，互联网导致了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下降，在中国，互联网也产生了类似效果。 不确定性是人类事物的基本力量，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来减少不确定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 社会资本通常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通过促进齐心协力的行动，它们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 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要求共享的理解和认同。 中国八成的人认为，通过互联网更好地理解政治，美国是四成，日本是三成。 互联网上的社会运动能够迅速破坏民众对中国法律体系的信任。 网络行动的三个类别：退出、呼吁和忠诚。 在社会层面上，网络民族主义十分盛行。 退出是指直接挑战国家的网络推动型集体行动。退出的效应是破坏的而非有益的。 呼吁是指不对国家直接挑战，逐渐促进社会发展进程。 在中国，当温和派和强硬派出现僵局时，体制外的呼吁在打破僵局上就显得非常重要。温和派或改革派领导人可能与发出呼吁的人结成隐形同盟，改变政策或实践。 战略互动的三种类型：冲突互动、协调互动和合作互动。合作互动包含了前两者的含义。 非典的影响也产生了若干积极成果，包括新的领导层开始关注社会和政治透明度，也表现出愿意建立一个有限的政治责任制的意愿，领导层展现出了让社会群体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意愿，让他们在决策中发表意见。 政治变革的特征是渐进式的，进步是通过试错来进行的，意味着政治进程不是突然对大众开放的，这是一个可控的制度建设过程。 政治变革的三种方案：外来力量、自下而上、领导人主动发起。 即使毛泽东也承认，没有外患，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很难形成。 没有什么国外的异议团体或者其他的外部政治力量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制造中国内部的政权变革。 自下而上的动力：市场经济驱动型的工业化和全球化。 在可预见的将来，一场全国性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太可能发生。 中国更为现实的政权变革方案，是从渐近的政治自由化中发生变革。国家和社会力量互动，关系变得有互相改造性。 中国最高领导人强调集体领导、权力继承问题的处理上，年龄因素最为制度化，政治元老体面的政治退出已经制度化了。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限制权力斗争，而非消灭权力斗争。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不再是革命家而是技术官僚，他们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普选，而是来自他们的成就，不管是经济成就、社会成就还是政治成就。 只要对政权的存在不构成威胁，政权也比过去更加愿意改变其陈旧的政策和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