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

全书回忆录的形式让我们见证了历史的重现。这些文字在书里不仅是单纯地记录，而是带有脉络地展现出来。对于一些人物的性格特点，白修德也是拿捏得比较准确的，敏锐的感觉、独特的视角都让这本书的可读性大大提升。
 1938——1945这七年，是中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白修德在这个时期走进中国，面对的是中国复杂多变的局面。 比如在旧上海，他看到的是底层人的绝望之深和上层人寻欢奢靡之盛。他描写了在玻璃热水瓶厂做工的六七岁小女孩的悲惨命运，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又如，他因被国民党重庆政府聘用而来到山城重庆，他笔下是重庆古城样貌，但国民党政府的到来给重庆 带来了日本的轰炸。当作者亲眼目睹日本轰炸对重庆平民的杀戮后，他气愤地写到：“因为经历了这一事件，后来轮到我们轰炸日本时，我没有丝毫的犯罪感”。
  作者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过职，他眼中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追求美国化、脱离了农民的政府。西方文化对国民党政府的渗透是自上而下的。国民党政府中的很多高官都留学美国，但是作者却说这是一个“大悲剧”，“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鲜少有中国人能理解一大票美国顾问所带来的美国体制”。
 成为美国周刊的特约记者后，作者来到处于战争前线的黄河和山西省做实地调查。他看到的中国北方农村是沉默寡言的，一模一样的村子里农民过着自给自足、一成不变的生活。 当1943年河南发生大灾荒时，河南处于无政府状态，官官相护，掩盖事实。作者亲历灾区，眼见那么多死亡和惨不忍睹的场景，只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救助灾民。直到作者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河南饿殍遍野的报道后，河南灾荒方才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灾民才得到了政府的救助。作者悲愤地写到，河南的大灾荒是天灾更是人祸。能救百姓的只有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形同虚设，丧失了大批河南灾民的忠诚，使得很多人后来投靠了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