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的连续性——论库尔提乌斯
【本译文已发表于曹卫东编《跨文化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欧洲文学的连续性——论库尔提乌斯
文/威廉·卡林（William Calin）
译/林振华
1983年，理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出版了《现代主义、中世纪主义与人文主义——库尔提乌斯研究资料汇编》（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 Research Bibliography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Works of Ernst Robert Curtius）。1其后十年里，学界召开了很多库尔提乌斯研讨会，如1986年的海德堡会议，1986年的波恩会议，1992年的米卢斯（Milhouse）—坦恩（Thann）会议。这三次研讨会的会议纪要随后相继出版。21992年，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韦斯特拉（Haijo J. Westra）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上发表了一篇海德堡会议纪要评论。这篇极富见解的文章仿佛是对库尔提乌斯的控诉。除了质疑库氏的品质与政治态度，韦斯特拉还暗示，注意“库氏保守与复兴（conservative-restorative）倾向的研究中，主观的意识形态内容……更可疑的观点和立场。”他还表示，《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以下简称《欧拉》）“仍然是方便的备用品，对其他领域的学者尤其如此。”不过，韦斯特拉也罗列了针对库尔提乌斯的一些“广为人知的”反对理由：“形式主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a- or supra-historicity），轻视原创及诗歌个体性……口头形态（orality）……，忽视非拉丁元素……无视原始手稿及其含义，或者说无视读者与接受的概念。”他还写道：“‘传统’必然躲不开摹仿、平庸和封闭的正典（a closed canon）。库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传统的：天才（维吉尔、但丁、歌德）崇拜是超历史的美的观念，牵涉个人喜好……理论并非库尔提乌斯的专长……”在韦斯特拉看来，“我们并不渴望复兴。对库尔提乌斯式人物的呼唤可以休矣……海德堡会议开得好，这份论文集再次表明，库尔提乌斯是怎样过时的现象。”3
我大段引述韦斯特拉的文字，并非想挑起纷争。不可否认，我的确打算为库尔提乌斯说两句。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文主义批评家中伟大的德国人——施皮策（Spitzer）、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福斯勒（Vossler）、哈茨费尔德（Hatzfeld），激起了我的兴趣。类似的情况亦见于美国、阿根廷、意大利、荷兰等地。然而，在讨论库尔提乌斯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承认，他可能跟施皮策和奥尔巴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二十世纪二三年代如此，二战后如此，今天亦如此。韦斯特拉是用英语写作的北美学者，很受人尊敬，所以我才会引用他的文字。他的观点并非个案。法国和德国的左翼人士都发表过不相上下的攻击言论。他们的热情与活力无疑证明，作为学者和思想健将的库尔提乌斯，至今仍活跃在我们身边。4
如果说库尔提乌斯真是这样的人物，并且有如此号召力，那显然是因为他的中世纪研究者身份，同时也因为他不仅仅是中世纪研究者。上文提到的五人——施皮策、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福斯勒、哈茨费尔德——都可谓罗曼语文学家；他们以精深的笔法，论述了古今至少三种罗曼文学。这使他们拥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们都把中世纪视为连续体，视为整个西方文学有机完整的部分。在我看来，正因如此，他们才避免了罗伯特森（D. W. Robertson）和楚托尔（Paul Zumthor）等当代学者的错误——后者把自己抽象的中世纪模型，同某个同样抽象的现代模型相提并论。5从概念上看，这种两项对照的确完美；从思想上看，它也的确诱人。可我相信，它必然会歪曲中世纪和现代的本来面目。有人宣称，现代的真容是中心的自我（the central Self），他的研究领域和生命义务是边缘的他者，这时就会爆发教育危机，可上述对此只字未提。
库尔提乌斯没有犯这个错误，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现代和中世纪。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列王纪》优美的早期盎格鲁—诺曼译本的批评），6库氏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悉心钻研当代法国文学，调和其与高级的德国文学受众的关系。这段时期的成果涉及二十世纪初法国学术批评领军人物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小说家兼出版商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以及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7除此之外，《新法兰西的文学先锋》（Die literarischen Wegbereiter des neuen Frankreich）收录了论述纪德（André Gide）、罗兰（Romain Rolland）、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苏亚雷斯（André Suarès）、佩吉（Charles Péguy）等人的文章；8而《新欧洲的法国精神》（Franz?sischer Geist im neuen Europa），则论述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瓦雷里（Paul Valéry）、拉尔博（Valery Larbaud）、柏格森（Henri Bergson）。9尽管施皮策也专注于当代法国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菲利佩[Charles-Louis Philippe]、罗曼[Jules Romains]、普鲁斯特），10但库尔提乌斯潜心研究现当代，坚持认为语文学与批评之间并不冲突，并且从人文主义角度，试图为两个交战国搭建一座文化之桥，从这几方面讲，他是独一无二的语文学家和大学教授。
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这本书的确是非常精彩的批评著作。巴尔扎克论集与普鲁斯特论文（长达一百五十页，后以专著形式独立发表），至今仍然是相关研究之翘楚。11法国人普遍把巴尔扎克视为小说现实主义奠基人，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之父，可库氏却在那本543页之多的论著中打破了这一圭臬。库氏看待巴尔扎克的眼光截然不同。他的巴尔扎克热衷于秘密——宇宙的奥秘、社会中的秘密与骗局，热衷于魔法、神秘学、占卜术、预言、催眠术、炼金术，甚至想将一切尽收眼底，渴求绝对。《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系列小说揭示了人的激情——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能力显见于欲望或权力意志。于是，作为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法之合体，创造者与反叛者之化身，沃特林（Vautrin）就成了巴尔扎克笔下最伟大的英雄。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巴尔扎克像拉伯雷一样，对生命、法国社会、法国政治兴趣十足，他对当代的方方面面都饶有兴致，一言以蔽之，即他的现代性。最后，库尔提乌斯还强调了宗教在巴尔扎克的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传统的天主教与十八世纪各个流派的玄奥秘传的融合主义（syncretism），都可在他的作品里觅得踪迹。正如这位德国批评家所言，融合主义激发巴尔扎克寻求可以囊括存在整体的完整艺术品，故小说也接纳诗歌和戏剧，进而成为征服并揭示奥秘的形而上学的史诗。
1925年出版的普鲁斯特论著同样值得关注。库尔提乌斯还没读到《追忆逝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后两卷《逃亡者或失踪的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disparue）与《过去韶光的重现》（Le temps retrouvé）（这两卷尚在印刷），便分离出普鲁斯特的主题和母题。库氏发现，艺术及艺术家的生活贯穿着《追忆》的主题。然而，艺术不仅仅是审美愉悦，更是需要严肃对待的知识。记忆能唤起艺术创作，因为艺术即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生活通过现在与过去的艺术获得意义。在普鲁斯特主要的意象模式中，我们见到作者以音乐为结构，为隐喻（这里，库氏预示了我们如今对叙事内镜[mise en abyme]的解读），为空间——围绕孔布雷（Combray）而非巴黎的大地与土壤，其中花卉与植被的意象发挥着作用。最后，库氏在普鲁斯特那里发现了爱的挫折，故而亦是激情、妒忌、孤独的悲剧；其最后的一线希望是对永恒，对精神的柏拉图式渴求。这只有在讲述悲剧与渴求的小说本身中才能实现。
上述两部论著，连同其他作品，堪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用英法文发表的现代批评之准绳。它们预示了十几二十年后，日内瓦学派（现象学）与美国研究先驱（神话批评）的扛鼎之作。库尔提乌斯的品味，以及他对当代法国文学之真谛的察觉，实在令人拍案。1918-1925年，法国国内外尚无人预料，纪德、克洛岱尔、佩吉、普鲁斯特、瓦雷里等人将名垂青史。德语世界也没有人像库氏一样，意识到艾略特与乔伊斯的重要地位。12不管是本书
13探讨的批评家中，还是整个现代批评史上，库尔提乌斯都堪称独一无二——他同当代主要的创意型作家接触频繁，关系紧密，并且与他们平起平坐。14
接下来，我要强调的是库尔提乌斯早期著作中的人文主义和英雄主义方面。当很多保守的德国知识分子（包括《沉思》[Betrachtungen]中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法国深恶痛绝，库氏却呼吁同胞“敌人”文学之精华，并从中汲取养分（言外之意，对方的文学比他们自己的优秀）。此外，他还有意选择了法国民族主义代表巴雷斯，天主教爱国者克洛岱尔，备受争议的纪德，社会主义反战人士罗兰（据说他竭力打消要抵制双方的主张）。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身为生于长于阿尔萨斯（Alsace）的德国知识分子，库氏比别人更了解法国的内部情况，这使他毫不犹豫地批评了法国作家。他反对巴雷斯的极端民族主义，指责克洛岱尔不讲人情的天主教思想，批评布吕内蒂埃的文学体裁有机盛衰论毫无学养可言（该理论揄扬法国古典主义，却不知如何欣赏伟大的古法语文学）。总而言之，库尔提乌斯十分推崇本质上更“不近理性”，更崇高的“非古典”法兰西、作品和作家。不过，其主要动机是要打破当时德国人对法国事物（法国精神和法国颓废主义）的刻板印象，以法国作家为榜样，推动德国思想的重生，同时为德国在新欧洲里谋得一席之地。15为此，库氏遭到很多罗曼语言学同僚的抨击，其中包括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莱尔希（Eugen Lerch）和舒尔茨—戈拉（Oskar Schultz-Gora）。他们诟骂库氏为当代立言，骂他把那些当代人物太当回事，骂他跟法国佬走得太近，骂他没有学者风度，骂向普通的文学受众摇尾乞怜，骂他不该这时写那种优雅的文字。16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提乌斯被任命为波恩大学罗曼语文学讲座教授，虽然很多语文学家的反对，包括当时的在职者迈尔—吕布克（Wilhelm Meyer-Lübcke）。在那个我们往往联想到超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十年里，纪德与库氏之间的通信，却见证了这种大同的跨国的人文主义。17
1930年，库尔提乌斯出版了《法国文明导论》（The Civilization of France: An Introduction）。不过，这本有趣又令人着迷的著作至今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18首先，这本书的英译本题目译得就不好。库尔提乌斯其实有意回应，当时德国思想界流行的“法国文明”与“德国文化”之差别——前者注定是议会民主与现代改良的肤浅表现，反映的是其政治文学和社会文学；而后者是对传统和形而上学更深刻，近乎精神层面的亲密接纳。库氏起名“Die franz?sische Kultur”，以此质疑这种特殊的德国民族主义神话。
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库氏都避免过分简单地描绘这位德国西边的邻居。他既不仅限于共和的，雅各宾派的，思想自由的法国，也不倾向于反革命的，君主制的，天主教的法国。他以独到的眼光，考察了空间（外省，连同其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与巴黎做一番有益的比较）、历史（旧封建的，君主制的传统，对于形成或者说融合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和宗教（极其丰富的法国教会文化史与思想史，以及同样重要的高卢主义与反教权的怀疑主义的丰富传统）。他打心底对巴黎彬彬有礼；而身为罗马的子嗣，他也对法国礼遇有加。他发现文学可展现民族的意识，这点至关重要。对其他国家而言尤其如此。法国文学文化自中世纪早期便绵延至今，一气呵成，不曾中断，其生机勃勃、独一无二的整体性，无疑说明了此书固有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堪称法式“普遍性”的一面。
奇怪的是，该书里弱点最明显的是论“文学与思想生活”的一章（98-128页）。在这章里，他声称德国在哲学、音乐、抒情诗方面独领风骚。他仅仅忽视了从额我略圣咏（the Gregorian chant）到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和库伯兰（Fran?ois Couperin）的法国音乐，从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到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和拉辛（Jean Racine），甚至到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与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法国诗歌。令人遗憾的是，在最后一章里，库氏把法兰西概括为永恒与成熟的民族，风格与匠心（craftsmanship）（‘un peuple de finisseurs,’ 233）的民族，品味的民族，散文的民族。
这种荒唐的说法倒是可以多多少少这样解释，甚至说辩解：库尔提乌斯开篇就指出，并始终强调，他呈现的并非其个人的法国视野，而是法国人的视野，亦即法国人如何看待并说明自己的。所以，此书“阐述了（法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体系……‘引导’读者理解法国文明”（第8页）。如此一来，他预言了我们当今对民族神话和文化“体制”——一言以蔽之——对文化研究的的迷恋。另外，库氏很可能受纪德及其他法国有人的影响，同时出于区分法国与德国的需要，也逐渐相信文化定势（cultural stereotypes）。伟大的文学家杜·博斯（Charles Du Bos）曾写道：“《法国文明导论》是一位外国人送给我们的上乘之作”。19不论库氏缺点如何，即便他的德国批评界同行正确地指责，他不该贸然闯入所谓的民族心理学或民族精神（V?lkerpsychologie, Volksgeist），但杜·博斯所言却并不差矣。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库尔提乌斯的目光从现代转向了中世纪；他再次成为中世纪研究者。这一转变虽出于个人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又出于政治原因。斯大林执政期间，日尔蒙斯基（Victor Zhirmunsky）欲歌颂当代形式主义而不得；同样，希特勒独裁期间，库氏也无法表达对当代法国作家，包括犹太人和同性恋的钦慕之情。日尔蒙斯基的对策是转向中亚的口头史诗，而库氏则转向了拉丁中世纪。1932年，库氏出版了《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以下简称《德国精神》），这本132页的小册子斥责纳粹的弃智举措（barbarism），抨击纳粹抵制高雅文化（他们的“Kulturhass”）。那时，他就开始呼唤歌德式的人文主义，但也指出，这一新人文主义应该根植于中世纪精神，而非文艺复兴，非古典的古代。20
《德国精神》是一本散发着魅力，却充满争议的著作，褒扬者有之，毁誉者亦有之。21库尔提乌斯是以基督教保守派身份写作此书的。他的一些选择——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反对大众教育，反对大学放低入学门坎——如今看来，的确不合时宜，方向有误。应该指出，1932年，还有比捍卫《德国精神》更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库尔提乌斯也攻击那些跟杂志《行动》（Die Tat）有联系的保守派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坚持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十九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价值。
正如库尔提乌斯所见，西方，尤其是德国，正日薄西山，随时可能崩溃。这种危险源于大量的运动和民众的煽动——左翼的和右翼的，共产主义的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各种呼唤革命的运动。在1932年的德国，这种危险主要指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他们崇拜现在，诽谤过去，尤其狂热地执着于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仇视外国人，痛恨教育（Bildung）与文化（Kultur）。因此，《德国精神》有两章的标题分别为“减少教育与憎恨文化”（Bildungabbau und Kulturhass, 11-32），和“民族还是革命？”（Nation oder Revolution, 33-50）。库氏反对所谓的“社会学主义”（Soziologismus），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对主义和物质主义精神，由此预示了我们当今围绕后现代展开的论争。他极力主张让大学和学术摆脱国家控制和政治煽动，亦即摆脱思想统一，不要过于重视专业训练。由此，他又预示了我们针对大学作用，针对七艺式微，针对政治正确性压力而展开的论辩。
总而言之，库尔提乌斯看到，文化虚无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民族主义霸权、当下崇拜（the cult of the present）都走到了一起：它们此消彼长。作为回应，这位德国爱国者高呼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在空间上，囊括整个西欧，其中心为维吉尔与但丁的罗马；在时间上，囊括整个西方文明，因为它肇始于维吉尔的罗马。这就等同于高雅文化、传统、连续性、国际主义。有人声称，德国跟希腊化世界密不可分；而库氏通过颂扬罗马，搁置希腊，打破了以这种亲密关系为基础的德国文化霸权的神话。同时，他区分了两个德国：一个是歌德的德国，它坐落于莱茵河畔，充满古典的，人文主义的，大同的气息，向往法国和意大利；另一个则位于柏林，它感性而神秘，亲近东方的极端主义。这是歌德与希特勒、斯大林之争。纳粹也明白这点。《德国精神》遭到公开指责，其作者也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22
当1948年《欧拉》最终问世，其影响堪比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946年发表的《摹仿论》（Mimesis），其波及范围不仅限于德语学术界。23
库尔提乌斯的一大发现就是主题。他以严谨而完整的话语指出，从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到后中世纪文学——或者说，从斯塔提乌斯（Statius）到狄德罗（Denis Diderot），首要的结构要素和传播途径，就是主题或修辞套语（rhetorical commonplace）。此乃学界首次。有了主题，学者如今以一种新方式看待文学：他们可以构想一种全新的更有效的中世纪文学主题学（thematics），设计一种从权衡并区分这些主题和母题入手的新批评。让我随便拈出几个主题吧：故作谦虚（affected modesty）、前所未言之事物、颠倒的世界、花儿绽放（florebat olim）、年迈的孩子（puer senex）、时而少男时而少女（aut puer aut puella）、世界舞台（mundus theatrum）、男人是否该娶妻？、勇武与智慧（fortitudo et sapientia）、乐土（locus amoenus）、象征物书籍。如此看来，库尔提乌斯预示了解构主义的一个趋势，即所谓的文学类型之现象学或形态学或考古学。我还记得，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几个同学都梦想着发现新主题，以名垂青史。而我们也确实提出了“学校的驴”（scholasticus asinus）。
其他人就带着成人的热情，比我们更严肃地研究主题。曾有一段时期，德国的某个批评流派或批评潮流就致力于主题研究（Toposforschung）。24德语学者的确发现或发明了新主题，他们从主题与话题（theme）和母题（motif）的关系来界定主题，考察主题在不同文学领域的流变，仔细梳理它们的作用。也有一段时间，有人把库尔提乌斯同那个学派及那种方法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方法最初用于或源于中世纪，并且被瓦尔堡（Aby Warburg）和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用于研究中世纪肖像。从中世纪精神来看，这一方法特别有益于后中世纪文学的研究。25尽管库尔提乌斯自己更喜欢风格主义者（mannerist）与风格主义（mannerism）这两个术语，但从他的洞见中受惠最大的还是巴洛克时期。有关法律演说、政治言说、颂赞演说的书，有关巴洛克的圣经诗学与神学诗学的书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库氏的很多主题——如颠倒的世界、世界舞台、立誓套语（devotional formulae）、“万物皆有一死”——都被用来将巴洛克界定为一种文学时期风格（literary period style），时至今日，学生可能仍然视其为十七世纪独有的现象。
对我们理解中世纪同样重要的，还有库尔提乌斯方法的意义——为他的追随者和诋毁者所忽略的意义。修辞（法律的、政治的、颂赞的）文化，以及以课程作家（auctores）（他们往往以其名言警句和典型形象为人所知）研究为基础的学校教育，促进了主题美学的繁荣。那是一种很有影响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比以往我们所知的更富于文学特征。通过强调中世纪文学的文学性与修辞性，库尔提乌斯站立足一个单纯、通俗、口传的中世纪，反驳了起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的一般浪漫主义信念（见帕里斯[Gaston Paris]和克尔[W. P. Ker]）。他跟施皮策和奥尔巴赫一样，都把中世纪视为值得进行严肃文学研究的严肃文学时期。我们相信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和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反对那些过时的浪漫主义者或矛盾制造者，他们歪曲切尔奎利尼（Bernard Cerquiglini）的思想，并借此宣扬一个没有文学高雅文化的中世纪。对我们而言，这个观点如今倒是值得一用。26
“摹仿、平庸，再到封闭的正典”（韦斯特拉语）？我不敢苟同。库尔提乌斯坚信摹仿美学，故借此反驳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太高真挚（sincerity）和创意（originality）。相反，他指出了最伟大的美，是如何来源并诞生于早期文学研究，于对主要典型形象（exampla maiorum）的修辞学和类型学考察。这正是预示了我们先进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一切文本都是在其他文本的交汇与呈现，在文本性传统的交汇与呈现中得到创作与阅读的。于是，跟其他中世纪研究者一样，库氏打开了正典之门，将其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一部分——这些正典横跨古代到启蒙时期，故必然涵盖拉丁文著作（从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到彼得拉克），同时首先排除专业拉丁学专家（Latinists）制定的现代学校课程。说白了，要想了解欧洲传统，了解中世纪，我们必须浸淫于中世纪拉丁文学，因为它有着内在的价值，因为它将古代文化引入现代俗语（modern vernaculars）之中。另外，库氏还在正典中，引入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受到忽视的元素。这里，我尤其指西班牙黄金时代（siglo de oro）的杰作。库氏极其看重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与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作品中书籍的象征意义，卡尔德隆（Calderón）的“七艺”（the artes liberales），贡戈拉（Luís de Góngora）的“年迈的孩子”；同时，他还详尽阐述了西班牙诗学中的“ingenio”、“concepto”、“agudeza”。通过这种方式，库氏扩大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疆域，后来者若对此熟视无睹，就会遇到麻烦。
《欧拉》问世比《可怕的对称》（Fealful Symmetry）晚一年，比《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早近十年，我想恐怕不全是巧合。27一方面，库尔提乌斯与弗莱以各自的方式，强调以文献为基础的批评或学术研究不再处于从属地位，是对历史、传记或手稿编纂的间接表现。如此一来，便提高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两人都呼吁批评式学术研究（criticism-scholarship），它将超出单个文本，囊括被视为整体的更包罗万象的文学结构，亦即文学现象学。他的后圣经文化（postbiblical culture）意识，实际上源于斯宾塞（Edmund Spenser），且以弥尔顿和布莱克为中心。再者，对库氏而言，中世纪是核心，没有中世纪，就无法从整体把握伟大传统。
在此，我们注意到，原型与主题似乎都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观。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我自己发现两者并非方枘圆凿，而是互补互足的。在教授和论述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与龙萨（Lonsard）作品中的“乐土”或“以玫瑰喻少女”的手法时，我们当然有权认为这些文学结构既是主题，又是原型。不论如何，两者的差异是表面上的。弗莱的原型随文本而传播。而学者则注意到，库尔提乌斯积极引用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观点；韦勒克（Wellek）认为，应该把主题解释为发端自古代的修辞手法，或者伟大作家的创造，亦或荣格式的原型。阅读库尔提乌斯，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文本之用与文本之美。
我是有意强调美的。批评家指责库尔提乌斯和弗莱（不单单是韦斯特拉），忽视了个体作家和文本。在此，我不得不指出，这样的批评乃不熟悉他两人所致。如果《欧拉》和《批评的解剖》都发挥着剖析作用，那么它们是不可能包含文本的细读，尽管我们明显感觉到，《欧拉》每一页都流露出作者对伟大作品的挚爱，但丁一章尤为如此。在其他作品里，纯粹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才得以显现。弗莱写过四本论莎士比亚的小册子，一本论弥尔顿的，一本论英国浪漫主义的，一本论艾略特的：这些均为实用批评的上乘之作。28而库尔提乌斯除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外，还撰写了一系列论述西方正典伟大人物的论文：维吉尔、卡尔德隆、歌德、巴尔扎克、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黑塞（Hermann Hesse）、艾略特、乔伊斯，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欧洲文学论集》（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中。29从二十年代起，他还撰写了近百页的布雷蒙（Henri Bremond）论文，后发表在1952年的《二十世纪的法国精神》（Franz?sischer Geist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30
同样重要的是，1944-1952年间，库尔提乌斯在《罗曼语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和《罗曼研究》（Romanische Forschungen）上，发表了近两百页的系列论文《论古法语史诗》（?ber die altfraz?sische Epik），后该文收入1960年的《论文集》（Gesammelte Aufs?tze）。31不出所料，库氏始终强调武功歌博大精深的修辞与主题结构，这跟里赫纳（Jean Rychner）对口头形态的支持态度不分伯仲。32另外，也不存在封闭的正典。库氏率先指出，中世纪法语史诗的黄金时代，是十二世纪末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当政时代，而非《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出现之时。同时，他也跟一些学者一样首次指出，起源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而自己唯一要处理的是文学问题。库氏公开讨论体裁与接受的问题。在他看来，武功歌大部分就像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和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的作品，都是通俗文学（Unterhaltungsliteratur）；然而，乍一看它们内容相似，都探讨了同样的主题和母题，可对照之下，高下立判，每首武功歌都有其独特的文学现实：《吉拉尔之歌》（Girart de Roussillon）、《雷诺之歌》（Renaut de Montauban）、《加兰之歌》（Garin le Lorrain）、《阿斯普勒蒙战役之歌》（Aspremont）等等。这些作品，连同最早的《罗兰之歌》，都是文学作品中的瑰宝。它们当中融入了圣经元素、古典拉丁元素和中世纪拉丁元素。它们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是现代基督教史诗（试图用真实信仰的修辞，与维吉尔抗衡）的第一个重要例证。
这两百页的文章至关重要，不光因为它指出了《欧拉》的通则如何催生了特定文本的文学批评，还因为它对俗语的关切。有人声称，从1930年起，库尔提乌斯开始反感法国，并不再撰写任何跟法国有关的文字。这篇文章无疑有力反驳了这该说法。
最后，再来说说历史吧。库尔提乌斯与弗莱都不得不承受这样的攻击——他们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者，他们忽略了历史。我们的第一个反对理由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历史——主题与原型的历史，文学结构的历史。总的看来，这种指责往往出自只知社会经济史者。而今，我们还得包括思想史（history of mentalités），它与社会经济史一样重要。另外（这里，我想库氏的确比弗莱更有优势），由于倚赖中世纪教育、中世纪修辞、中世纪诗学的事实，库氏坚持一千年前我们所知的创作与接受。不论如何，沙特尔的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与默恩（Jean de Meun）本应该能理解并同意库氏的观点，但很多人包括我对此不以为然。
身为中世纪研究者，库尔提乌斯在很多方面是极其现代的；我认为，这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
一、重要的是批判地阅读以前的文本，而不是学者间就手稿和来源吵得面红耳赤。
二、中世纪文学具有深刻的文学性，这一点跟古代文学和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文学一样。一切文学都是约定俗成的，换句话说，是互文的。浪漫主义的豪兴（exaltation）在批评中没有一席之地。
三、西方文明（至少从维吉尔到狄德罗）的现实，是高雅文化与审美高雅文明的承前启后。相似比差异更令人信服。
四、长时间的“分歧”在于文体：选择古典主义，还是选择风格主义；是该追求古典完美，还是超乎古典，去追求风格主义的活动、冲突、超越。
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史的确出现了追求时期和衰落时期。每次衰落的周期结束后，复苏就变得可能。在我们的年代，我们可以为这种复苏而奋斗。
我把第六点保留到了最后，这是我在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主义著作时，最先阐述的话题（如果读者愿意，亦可称之为主题）：库尔提乌斯致力于人文主义。在《欧拉》英文版作者前言中，库氏描述了此书的诞生过程、对他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的意义。
“多年来，维吉尔和但丁始终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两者是怎样走到了一起的？这个问题越发强烈地搅动着我的思绪。我想，解决之道唯有从中世纪拉丁文学的连续性入手。而这种连续性反过来，也铸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始于荷马而终于歌德的欧洲传统。
“然而，由于一战及其后续影响，这个思想与艺术传统受到极大动摇，在德国尤为如此。1932年，我发表了论辩小册子《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该书抨击了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进而，我呼吁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中应融合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中世纪……
“战争的阴霾笼罩德国后，我决定通过研究中世纪拉丁文学，来贯彻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这段研究长达十五年之久。其成果就是各位眼前的这本194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我曾说过，写作这本书，不仅仅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更是我对保存西方文化的关注。全书旨在阐释文学视域中的西方文化传统，试图运用新方法来表明该传统的时空统一性。面对当今各执一词的思想界，我们很有必要（很高兴还有机会）去点明这种统一性。”33
从字里行间流露的谨慎伤感之情看，从它的期望看，能与这段文字相提并论的，只有《摹仿论》最后的“告白”，以及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阿尔滕堡的核桃树》（Les Noyers de l’Altenburg）中信条。我们还能从库尔提乌斯的大作里，找出类似的说法：
“对于文学，过去就是当下，或者可以成为当下……我可以随时拿起荷马或柏拉图，然后‘掌握’他们，进而‘据为己有’…… 我可以真切地接触古往今来的各民族文学，并与它们保持令人羡慕的关系。”（第14页）
“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永恒的当下’，这就意味着过去的文学总是，往往也是活跃于当下的文学。”（第15页）
“如果思想的王国要长存，就必须保留几百年来的伟大作家，不过仅限于有创意的作家。这是新的遴选方法——一组仅以美的观念为标准选定的正典，我们深知，它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正因如此，美的房屋从不会竣工，从不会关闭。它在一直修建，时刻敞开。”（第397页）
如果这是“保守却振奋人心的”，那就姑且这么说吧。34不过，我还是深信，库尔提乌斯的人文主义除了源于其保守与复兴倾向，更源于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歌德与席勒，雨果与弗朗斯（Anatole France），饶勒斯（Jean Jaurès）与布鲁姆（Léon Blum）等人的影响若不甚明显，那纪德与霍夫曼斯塔尔的影响可是千真万确了。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同样四面楚歌。漠视甚至仇视文化、人文主义、名著所催生的思维模式，必然伴随着对过去的鄙夷，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一思维模式。想想库尔提乌斯吧，就像他看待最后一位古典主义者歌德一样，看待他——他有意连通横跨千年的文化链条，这无疑是当今至关重要的创造思维；因为敬意，他同古代教父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保证其所作所为师出有名，有理有据，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的承袭。想想库尔提乌斯，我们便也可以传递文化的火炬，帮助保护并更新主要的典型形象。35
? 译者注：本文选自William Cal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st Critics: From Spitzer to Fry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p. 29-42. 感谢卡林教授寄来此书，并欣然授权翻译。
1 Tübingen: Niemeyer, 1983; 该书的序言（pp. 1-19）极有价值。另外，我还推荐读者阅读Arthur R. Evans, Jr., ‘Ernst Robert Curtius’, in On Four Modern Humanists: Hofmannsthal, Gundolf, Curtius, Kantorowicz, 85-1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 Walter Berschin and Arnold Rothe, eds., Ernst Robert Curtius: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Heidelberger Symposion zum hundertsten Geburtstag 1986 (Heidelberg: Winter, 1989); Wolf-Dieter Lange, ed., ‘In Ihnen begegnet sich das Abendland’: Bonner Vortr?ge zur Erinnerung an Ernst Robert Curtius (Bonn: Bouvier, 1990); Jeanne Bem and André Guyaux, eds.,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Actes du Colloque de Mulhouse et Thann (Paris: Champion, 1995). 另见近来出版的两本资料详实的论著：Christine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9-1956): Origines et cheminements d’un esprit européen (Berne: Lang, 1998)和Karl Th?nnissen, Ethos und Method: Zur Bestimmung der Metaliteratur nach Ernst Robert Curtius (Aachen: Aquamarine, 2001).
3 Westra, review of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 (1992): 642-5 passim.
4 Peter Jehn, ‘Ernst Robert Curtius: Toposforschung als Restauration,’ in Toposforschung: Eine Dokumentation, ed. Jehn, vii-lxiv (Frankfurt: Athen?um, 1972); Michael Nerlich, ‘Romanistik und Anti-Kommunismus,’ Das Argument 14:1 (1972): 276-313, ‘Sur les différences nationales dans la capacité de deuil?: à propos de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Paul de Man,’ Lendemains 59 (1990)?: 5-15, and ‘Curtius trahi par les siens?: Annotations aux actes d’un colloque sur “le grand Européen cosmopolite,”’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09 (1997)?: 436-74?; Hans Ulrich Gumbrecht, ‘ “Zeitlosigkeit, die durchscheint in der Zeit”?: ?ber E. R. Curtius’ unhistorisches Verh?ltnis zur Geschichte,’ in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227-41, repr. in Gumbrecht, Vom Leben und Sterben der grossen Romanisten, 49-71 (Munich?: Hanser, 2002)?; Hans Manfred Bock, ‘Die Politik des “Unpolitischen”?: Zu Ernst Robert Curtius’ Ort im politisch-intellektuell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ndemains 59 (1990)?: 16-61?; Mark Anderson, ‘La restauration de la décadence?: Curtius et T. S. Eliot,’ in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ed. Ben and Guyaux, 167-81?; and Peter André Bloch, ‘Curtius visionnaire idéaliste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ibid., 107-18.
5 他们的主要著作有：Robertson, A Preface to Chaucer, and Paul Zumthor, Essai de poétique médiévale (Paris?: Seuil, 1972).
6 Curtius, Li quatre livre des Reis: Die Bücher Samuelis und der K?nige in einer franz?sischen Bearbeitung des 12. Jahrhunderts (Dresden?: Gesellschaft für Romanische Literatur?; Halle?: Niemeyer, 1911).
7 Curtius, Ferdinand Brunetière: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franz?sischen Kritik (Strasbourg?: Trübner, 1914); Maurice Barrès und die geistigen Grundlagen des franz?sischen Nationalismus (Bonn: Cohen, 1921); Balzac (Bonn: Cohen, 1923).
8 Potsdam: Kiepenheuer, 1918.
9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25.
10 Leo Spitzer, Studien zu Henri Barbusse (Bonn: Cohen, 1920); ‘Pseudo-objektive Motivierung (Eine stilistisch-literaturpsychologische Studie),’ Zeitschrift für Franz?s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46 (1923): 359-85; ‘Der Unanismus Jules Romains’ im Spiegel seiner Sprache,’ Archivum Romanicum 8 (1924): 59-122; ‘Zum Stil Marcel Proust,’ in Stilstudien (Munich: Huebner, 1928), 2: 365-497.
11 Curtius, Marcel Proust (Berlin: Suhrkamp, 1952).
12 Curtius, ‘T. S. Eliot,’ Neue Schweizer Rundschau (April 1927): 348 ff.; James Joyce und sein ‘Ulysess’( Zürich: Verlag der Neuen Schweizer Rundschau, 1929). 这些都是现代批评与现代文学欣赏的上乘之作。
13 【译者注：即《二十世纪人文主义批评家》。】
14 Anderson的‘La restauration’和Bloch的‘Curtius visionnaire’都认为，库尔提乌斯对现代性文学漠不关心或者嗤之以鼻，这话其实暗指库氏相对而言忽视了德国的文学。虽然日耳曼学（Germanstik）并非其研究领域，但库氏还是相当敬佩格奥尔格（George）、里尔克（Rilke）、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和黑塞（Hesse）。
15 为了法德的相互理解，为了相互努力让欧洲统一，而摒弃或超越民族主义（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库尔提乌斯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参见如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Manfred S. Fischer, ‘Europa’ und ‘das Nationale’ bei Ernst Robert Curtius (Aachen: Fischer, 2000).
16 这已成共识，见Hans Helmut Christmann,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en,’ in ‘In Ihnen begegnet sich das Abendland,’ ed. Lange, 65-84. 另见Stefan Gross,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ik der zwanziger Jahre: Zum Problem nationaler Images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Bonn: Bouvier, 1980).
17 Curtius, Deutsch-franz?sische Gespr?che 1920-1950: La correspondance de Ernst Robert Curtius avec André Gide, Charles Du Bos et Valery Larbaud, ed. Herbert Dieckmann and Jane M. Dieckmann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0). On the corespondence, consult Raimund Theis, Auf der Suche nach dem besten Frankriech?: Zum Briefwechsel von Ernst Robert Curtius mit André Gide und Charles Du Bos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4).
18 Curtius, Die franz?sische Kultur: Eine Einführung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0), vol. 1 of Frankreich by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Arnold Bergstr?sser, trans. Olive Wyon, The Civilization of Franc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19 Charles Du Bos, ‘Ernst Robert Curtius,’ in Approximations, cinquième série, 107-39, esp. 112 (Paris?: Corrêa, 1930).
20 Curtius, 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2). 不过，Hermann Sauter曾在纳粹刊物V?lkischer Beobachter no. 83 (24 March 1933)上发文攻击此书。
21 抨击者有Anderson, Bloch, Gumbrecht, Nerlich；见注释4。我认为以下几篇文献注意并认识到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历史环境：Evans, ‘Ernst Robert Curtius’; Richards, 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nd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chez Curtius et chez ses détracteurs,’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257-86; Christoph Dr?ge, ‘Avec Goethe, contre Berlin: l’image de l’Allemagne chez Curtius et Gide,’ ibid., 199-215; Joseph Jurt, ‘Curtius et la position de l’intellectuel dans la société allemande,’ ibid., 239-255;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161-80; and finally, the response to Nerlich’s allegations by four scholars involved in the Mulhouse/ Thann conference, ‘Réponses à Michael Nerlich: “Curtius trahi par les siens,”’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10 (1998): 478-90.
22 For the Sauter review in V?lkischer Beobachter, see note 19 above. Sauter认为，库尔提乌斯无法理解真正的德国精神，一来因为他接触过犹太人，而且也接触了那些受犹太思维方式误导的人，二来因为他对德国精神的生物学（种族）基础知之甚少。关于库氏在纳粹时期的窘境，见Richards,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尤其值得注意他对民族社会主义档案的研究结果。
23 Curtius, 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e: Francke, 1948), trans. Willard R. Trask,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3).
24 See Peter Jehn, ed., Toposforschung: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 Athen?um, 1972); and Max L. Baeumer, ed., Toposforschung, Wege der Forschung 195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
25 关于库尔提乌斯与瓦尔堡的关系，以及他在1928年至二战后同瓦尔堡研究所的联系，见Dieter Wuttke, ed., Kosmopolis der Wissenschaft: E. R. Curtius und das Warburg Institute, Briefe 1928 bis 1953 und andere Dokumente (Berlin: Koerner, 1989).
26 Bernard Cerquiglini, ?loge de la variante: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hilology (Paris?: Seuil, 1989).
27 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8 Frye, T. S. Eliot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963); A Natur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an Comedy and Ro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The Return of Eden: Five Essays on Milton’s Ep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Fools of Time: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Traged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A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The Myth of Deliverance: Reflections on Shakespeare’s Problem Comed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 Northrop Frye on Shakespeare, ed. Robert Sandl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9 Curtius, Kritische Essays zur europ?ischen Literatur (Berne: Francke, 1950, rev. ed., 1954), trans. Michael Kowal,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0 Curtius, ‘Henri Bremond und die franz?sische Mystik,’ in Franz?sicher Geist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437-512 (Berne: Francke, 1952).
31 Curtius,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ne?: Francke, 1960), 106-304. See Wolf-Dieter Lange, ‘Antiromantische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E. R. Curtius i, Gespr?ch mit Philipp August Becker (1935-1947),’ in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37-48; Ursula Hillen, Wegebereiter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Ph. A. Becker im Gespr?ch mit G.. Gr?ber, J. Bédier und E. R. Curtius (Frankfurt: Lang, 1993).
32 Jean Rychner, La chanson de geste: Essai sur l’art épique des jongleurs (Geneva?: Droz, 1955).
33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vi-viii. 德文版首次出版于1946年：‘Vorwort zu einem Buche über das lateinische Mittelalter und die europ?ischen Literaturen,’ Die Wandlung 1?:11 (November 1946): 969-74.
34 库尔提乌斯是基督教保守派，这一点很像刘易斯（C. S. Lewis）。但也仅此而已。事实上，他比刘易斯更进步。他支持魏玛共和国将现代文学作为必修课引入学校课程，同意法国的政教分离。
35 In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two essays on Virgil (3-26, esp. 9) and the three on Goethe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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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的连续性——论库尔提乌斯
文/威廉·卡林（William Calin）
译/林振华
1983年，理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出版了《现代主义、中世纪主义与人文主义——库尔提乌斯研究资料汇编》（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 Research Bibliography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Works of Ernst Robert Curtius）。1其后十年里，学界召开了很多库尔提乌斯研讨会，如1986年的海德堡会议，1986年的波恩会议，1992年的米卢斯（Milhouse）—坦恩（Thann）会议。这三次研讨会的会议纪要随后相继出版。21992年，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韦斯特拉（Haijo J. Westra）在《加拿大比较文学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上发表了一篇海德堡会议纪要评论。这篇极富见解的文章仿佛是对库尔提乌斯的控诉。除了质疑库氏的品质与政治态度，韦斯特拉还暗示，注意“库氏保守与复兴（conservative-restorative）倾向的研究中，主观的意识形态内容……更可疑的观点和立场。”他还表示，《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以下简称《欧拉》）“仍然是方便的备用品，对其他领域的学者尤其如此。”不过，韦斯特拉也罗列了针对库尔提乌斯的一些“广为人知的”反对理由：“形式主义、功能主义、非历史性或超历史性（a- or supra-historicity），轻视原创及诗歌个体性……口头形态（orality）……，忽视非拉丁元素……无视原始手稿及其含义，或者说无视读者与接受的概念。”他还写道：“‘传统’必然躲不开摹仿、平庸和封闭的正典（a closed canon）。库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传统的：天才（维吉尔、但丁、歌德）崇拜是超历史的美的观念，牵涉个人喜好……理论并非库尔提乌斯的专长……”在韦斯特拉看来，“我们并不渴望复兴。对库尔提乌斯式人物的呼唤可以休矣……海德堡会议开得好，这份论文集再次表明，库尔提乌斯是怎样过时的现象。”3
我大段引述韦斯特拉的文字，并非想挑起纷争。不可否认，我的确打算为库尔提乌斯说两句。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文主义批评家中伟大的德国人——施皮策（Spitzer）、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福斯勒（Vossler）、哈茨费尔德（Hatzfeld），激起了我的兴趣。类似的情况亦见于美国、阿根廷、意大利、荷兰等地。然而，在讨论库尔提乌斯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承认，他可能跟施皮策和奥尔巴赫不同，从一开始他就是饱受争议的人物，二十世纪二三年代如此，二战后如此，今天亦如此。韦斯特拉是用英语写作的北美学者，很受人尊敬，所以我才会引用他的文字。他的观点并非个案。法国和德国的左翼人士都发表过不相上下的攻击言论。他们的热情与活力无疑证明，作为学者和思想健将的库尔提乌斯，至今仍活跃在我们身边。4
如果说库尔提乌斯真是这样的人物，并且有如此号召力，那显然是因为他的中世纪研究者身份，同时也因为他不仅仅是中世纪研究者。上文提到的五人——施皮策、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福斯勒、哈茨费尔德——都可谓罗曼语文学家；他们以精深的笔法，论述了古今至少三种罗曼文学。这使他们拥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们都把中世纪视为连续体，视为整个西方文学有机完整的部分。在我看来，正因如此，他们才避免了罗伯特森（D. W. Robertson）和楚托尔（Paul Zumthor）等当代学者的错误——后者把自己抽象的中世纪模型，同某个同样抽象的现代模型相提并论。5从概念上看，这种两项对照的确完美；从思想上看，它也的确诱人。可我相信，它必然会歪曲中世纪和现代的本来面目。有人宣称，现代的真容是中心的自我（the central Self），他的研究领域和生命义务是边缘的他者，这时就会爆发教育危机，可上述对此只字未提。
库尔提乌斯没有犯这个错误，他全心全意地投入现代和中世纪。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后（《列王纪》优美的早期盎格鲁—诺曼译本的批评），6库氏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悉心钻研当代法国文学，调和其与高级的德国文学受众的关系。这段时期的成果涉及二十世纪初法国学术批评领军人物布吕内蒂埃（Ferdinand Brunetière），小说家兼出版商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以及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7除此之外，《新法兰西的文学先锋》（Die literarischen Wegbereiter des neuen Frankreich）收录了论述纪德（André Gide）、罗兰（Romain Rolland）、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苏亚雷斯（André Suarès）、佩吉（Charles Péguy）等人的文章；8而《新欧洲的法国精神》（Franz?sischer Geist im neuen Europa），则论述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瓦雷里（Paul Valéry）、拉尔博（Valery Larbaud）、柏格森（Henri Bergson）。9尽管施皮策也专注于当代法国作家（巴比塞[Henri Barbusse]、菲利佩[Charles-Louis Philippe]、罗曼[Jules Romains]、普鲁斯特），10但库尔提乌斯潜心研究现当代，坚持认为语文学与批评之间并不冲突，并且从人文主义角度，试图为两个交战国搭建一座文化之桥，从这几方面讲，他是独一无二的语文学家和大学教授。
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这本书的确是非常精彩的批评著作。巴尔扎克论集与普鲁斯特论文（长达一百五十页，后以专著形式独立发表），至今仍然是相关研究之翘楚。11法国人普遍把巴尔扎克视为小说现实主义奠基人，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之父，可库氏却在那本543页之多的论著中打破了这一圭臬。库氏看待巴尔扎克的眼光截然不同。他的巴尔扎克热衷于秘密——宇宙的奥秘、社会中的秘密与骗局，热衷于魔法、神秘学、占卜术、预言、催眠术、炼金术，甚至想将一切尽收眼底，渴求绝对。《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系列小说揭示了人的激情——这种几乎无处不在的能力显见于欲望或权力意志。于是，作为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法之合体，创造者与反叛者之化身，沃特林（Vautrin）就成了巴尔扎克笔下最伟大的英雄。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巴尔扎克像拉伯雷一样，对生命、法国社会、法国政治兴趣十足，他对当代的方方面面都饶有兴致，一言以蔽之，即他的现代性。最后，库尔提乌斯还强调了宗教在巴尔扎克的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传统的天主教与十八世纪各个流派的玄奥秘传的融合主义（syncretism），都可在他的作品里觅得踪迹。正如这位德国批评家所言，融合主义激发巴尔扎克寻求可以囊括存在整体的完整艺术品，故小说也接纳诗歌和戏剧，进而成为征服并揭示奥秘的形而上学的史诗。
1925年出版的普鲁斯特论著同样值得关注。库尔提乌斯还没读到《追忆逝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后两卷《逃亡者或失踪的阿尔贝蒂娜》（Albertine disparue）与《过去韶光的重现》（Le temps retrouvé）（这两卷尚在印刷），便分离出普鲁斯特的主题和母题。库氏发现，艺术及艺术家的生活贯穿着《追忆》的主题。然而，艺术不仅仅是审美愉悦，更是需要严肃对待的知识。记忆能唤起艺术创作，因为艺术即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生活通过现在与过去的艺术获得意义。在普鲁斯特主要的意象模式中，我们见到作者以音乐为结构，为隐喻（这里，库氏预示了我们如今对叙事内镜[mise en abyme]的解读），为空间——围绕孔布雷（Combray）而非巴黎的大地与土壤，其中花卉与植被的意象发挥着作用。最后，库氏在普鲁斯特那里发现了爱的挫折，故而亦是激情、妒忌、孤独的悲剧；其最后的一线希望是对永恒，对精神的柏拉图式渴求。这只有在讲述悲剧与渴求的小说本身中才能实现。
上述两部论著，连同其他作品，堪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用英法文发表的现代批评之准绳。它们预示了十几二十年后，日内瓦学派（现象学）与美国研究先驱（神话批评）的扛鼎之作。库尔提乌斯的品味，以及他对当代法国文学之真谛的察觉，实在令人拍案。1918-1925年，法国国内外尚无人预料，纪德、克洛岱尔、佩吉、普鲁斯特、瓦雷里等人将名垂青史。德语世界也没有人像库氏一样，意识到艾略特与乔伊斯的重要地位。12不管是本书
13探讨的批评家中，还是整个现代批评史上，库尔提乌斯都堪称独一无二——他同当代主要的创意型作家接触频繁，关系紧密，并且与他们平起平坐。14
接下来，我要强调的是库尔提乌斯早期著作中的人文主义和英雄主义方面。当很多保守的德国知识分子（包括《沉思》[Betrachtungen]中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法国深恶痛绝，库氏却呼吁同胞“敌人”文学之精华，并从中汲取养分（言外之意，对方的文学比他们自己的优秀）。此外，他还有意选择了法国民族主义代表巴雷斯，天主教爱国者克洛岱尔，备受争议的纪德，社会主义反战人士罗兰（据说他竭力打消要抵制双方的主张）。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身为生于长于阿尔萨斯（Alsace）的德国知识分子，库氏比别人更了解法国的内部情况，这使他毫不犹豫地批评了法国作家。他反对巴雷斯的极端民族主义，指责克洛岱尔不讲人情的天主教思想，批评布吕内蒂埃的文学体裁有机盛衰论毫无学养可言（该理论揄扬法国古典主义，却不知如何欣赏伟大的古法语文学）。总而言之，库尔提乌斯十分推崇本质上更“不近理性”，更崇高的“非古典”法兰西、作品和作家。不过，其主要动机是要打破当时德国人对法国事物（法国精神和法国颓废主义）的刻板印象，以法国作家为榜样，推动德国思想的重生，同时为德国在新欧洲里谋得一席之地。15为此，库氏遭到很多罗曼语言学同僚的抨击，其中包括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莱尔希（Eugen Lerch）和舒尔茨—戈拉（Oskar Schultz-Gora）。他们诟骂库氏为当代立言，骂他把那些当代人物太当回事，骂他跟法国佬走得太近，骂他没有学者风度，骂向普通的文学受众摇尾乞怜，骂他不该这时写那种优雅的文字。16值得注意的是，库尔提乌斯被任命为波恩大学罗曼语文学讲座教授，虽然很多语文学家的反对，包括当时的在职者迈尔—吕布克（Wilhelm Meyer-Lübcke）。在那个我们往往联想到超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十年里，纪德与库氏之间的通信，却见证了这种大同的跨国的人文主义。17
1930年，库尔提乌斯出版了《法国文明导论》（The Civilization of France: An Introduction）。不过，这本有趣又令人着迷的著作至今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18首先，这本书的英译本题目译得就不好。库尔提乌斯其实有意回应，当时德国思想界流行的“法国文明”与“德国文化”之差别——前者注定是议会民主与现代改良的肤浅表现，反映的是其政治文学和社会文学；而后者是对传统和形而上学更深刻，近乎精神层面的亲密接纳。库氏起名“Die franz?sische Kultur”，以此质疑这种特殊的德国民族主义神话。
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库氏都避免过分简单地描绘这位德国西边的邻居。他既不仅限于共和的，雅各宾派的，思想自由的法国，也不倾向于反革命的，君主制的，天主教的法国。他以独到的眼光，考察了空间（外省，连同其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与巴黎做一番有益的比较）、历史（旧封建的，君主制的传统，对于形成或者说融合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和宗教（极其丰富的法国教会文化史与思想史，以及同样重要的高卢主义与反教权的怀疑主义的丰富传统）。他打心底对巴黎彬彬有礼；而身为罗马的子嗣，他也对法国礼遇有加。他发现文学可展现民族的意识，这点至关重要。对其他国家而言尤其如此。法国文学文化自中世纪早期便绵延至今，一气呵成，不曾中断，其生机勃勃、独一无二的整体性，无疑说明了此书固有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堪称法式“普遍性”的一面。
奇怪的是，该书里弱点最明显的是论“文学与思想生活”的一章（98-128页）。在这章里，他声称德国在哲学、音乐、抒情诗方面独领风骚。他仅仅忽视了从额我略圣咏（the Gregorian chant）到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和库伯兰（Fran?ois Couperin）的法国音乐，从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到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和拉辛（Jean Racine），甚至到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与维尼（Alfred de Vigny）的法国诗歌。令人遗憾的是，在最后一章里，库氏把法兰西概括为永恒与成熟的民族，风格与匠心（craftsmanship）（‘un peuple de finisseurs,’ 233）的民族，品味的民族，散文的民族。
这种荒唐的说法倒是可以多多少少这样解释，甚至说辩解：库尔提乌斯开篇就指出，并始终强调，他呈现的并非其个人的法国视野，而是法国人的视野，亦即法国人如何看待并说明自己的。所以，此书“阐述了（法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体系……‘引导’读者理解法国文明”（第8页）。如此一来，他预言了我们当今对民族神话和文化“体制”——一言以蔽之——对文化研究的的迷恋。另外，库氏很可能受纪德及其他法国有人的影响，同时出于区分法国与德国的需要，也逐渐相信文化定势（cultural stereotypes）。伟大的文学家杜·博斯（Charles Du Bos）曾写道：“《法国文明导论》是一位外国人送给我们的上乘之作”。19不论库氏缺点如何，即便他的德国批评界同行正确地指责，他不该贸然闯入所谓的民族心理学或民族精神（V?lkerpsychologie, Volksgeist），但杜·博斯所言却并不差矣。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库尔提乌斯的目光从现代转向了中世纪；他再次成为中世纪研究者。这一转变虽出于个人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又出于政治原因。斯大林执政期间，日尔蒙斯基（Victor Zhirmunsky）欲歌颂当代形式主义而不得；同样，希特勒独裁期间，库氏也无法表达对当代法国作家，包括犹太人和同性恋的钦慕之情。日尔蒙斯基的对策是转向中亚的口头史诗，而库氏则转向了拉丁中世纪。1932年，库氏出版了《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以下简称《德国精神》），这本132页的小册子斥责纳粹的弃智举措（barbarism），抨击纳粹抵制高雅文化（他们的“Kulturhass”）。那时，他就开始呼唤歌德式的人文主义，但也指出，这一新人文主义应该根植于中世纪精神，而非文艺复兴，非古典的古代。20
《德国精神》是一本散发着魅力，却充满争议的著作，褒扬者有之，毁誉者亦有之。21库尔提乌斯是以基督教保守派身份写作此书的。他的一些选择——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反对大众教育，反对大学放低入学门坎——如今看来，的确不合时宜，方向有误。应该指出，1932年，还有比捍卫《德国精神》更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库尔提乌斯也攻击那些跟杂志《行动》（Die Tat）有联系的保守派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坚持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十九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价值。
正如库尔提乌斯所见，西方，尤其是德国，正日薄西山，随时可能崩溃。这种危险源于大量的运动和民众的煽动——左翼的和右翼的，共产主义的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各种呼唤革命的运动。在1932年的德国，这种危险主要指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他们崇拜现在，诽谤过去，尤其狂热地执着于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仇视外国人，痛恨教育（Bildung）与文化（Kultur）。因此，《德国精神》有两章的标题分别为“减少教育与憎恨文化”（Bildungabbau und Kulturhass, 11-32），和“民族还是革命？”（Nation oder Revolution, 33-50）。库氏反对所谓的“社会学主义”（Soziologismus），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对主义和物质主义精神，由此预示了我们当今围绕后现代展开的论争。他极力主张让大学和学术摆脱国家控制和政治煽动，亦即摆脱思想统一，不要过于重视专业训练。由此，他又预示了我们针对大学作用，针对七艺式微，针对政治正确性压力而展开的论辩。
总而言之，库尔提乌斯看到，文化虚无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民族主义霸权、当下崇拜（the cult of the present）都走到了一起：它们此消彼长。作为回应，这位德国爱国者高呼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在空间上，囊括整个西欧，其中心为维吉尔与但丁的罗马；在时间上，囊括整个西方文明，因为它肇始于维吉尔的罗马。这就等同于高雅文化、传统、连续性、国际主义。有人声称，德国跟希腊化世界密不可分；而库氏通过颂扬罗马，搁置希腊，打破了以这种亲密关系为基础的德国文化霸权的神话。同时，他区分了两个德国：一个是歌德的德国，它坐落于莱茵河畔，充满古典的，人文主义的，大同的气息，向往法国和意大利；另一个则位于柏林，它感性而神秘，亲近东方的极端主义。这是歌德与希特勒、斯大林之争。纳粹也明白这点。《德国精神》遭到公开指责，其作者也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22
当1948年《欧拉》最终问世，其影响堪比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946年发表的《摹仿论》（Mimesis），其波及范围不仅限于德语学术界。23
库尔提乌斯的一大发现就是主题。他以严谨而完整的话语指出，从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到后中世纪文学——或者说，从斯塔提乌斯（Statius）到狄德罗（Denis Diderot），首要的结构要素和传播途径，就是主题或修辞套语（rhetorical commonplace）。此乃学界首次。有了主题，学者如今以一种新方式看待文学：他们可以构想一种全新的更有效的中世纪文学主题学（thematics），设计一种从权衡并区分这些主题和母题入手的新批评。让我随便拈出几个主题吧：故作谦虚（affected modesty）、前所未言之事物、颠倒的世界、花儿绽放（florebat olim）、年迈的孩子（puer senex）、时而少男时而少女（aut puer aut puella）、世界舞台（mundus theatrum）、男人是否该娶妻？、勇武与智慧（fortitudo et sapientia）、乐土（locus amoenus）、象征物书籍。如此看来，库尔提乌斯预示了解构主义的一个趋势，即所谓的文学类型之现象学或形态学或考古学。我还记得，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几个同学都梦想着发现新主题，以名垂青史。而我们也确实提出了“学校的驴”（scholasticus asinus）。
其他人就带着成人的热情，比我们更严肃地研究主题。曾有一段时期，德国的某个批评流派或批评潮流就致力于主题研究（Toposforschung）。24德语学者的确发现或发明了新主题，他们从主题与话题（theme）和母题（motif）的关系来界定主题，考察主题在不同文学领域的流变，仔细梳理它们的作用。也有一段时间，有人把库尔提乌斯同那个学派及那种方法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方法最初用于或源于中世纪，并且被瓦尔堡（Aby Warburg）和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用于研究中世纪肖像。从中世纪精神来看，这一方法特别有益于后中世纪文学的研究。25尽管库尔提乌斯自己更喜欢风格主义者（mannerist）与风格主义（mannerism）这两个术语，但从他的洞见中受惠最大的还是巴洛克时期。有关法律演说、政治言说、颂赞演说的书，有关巴洛克的圣经诗学与神学诗学的书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库氏的很多主题——如颠倒的世界、世界舞台、立誓套语（devotional formulae）、“万物皆有一死”——都被用来将巴洛克界定为一种文学时期风格（literary period style），时至今日，学生可能仍然视其为十七世纪独有的现象。
对我们理解中世纪同样重要的，还有库尔提乌斯方法的意义——为他的追随者和诋毁者所忽略的意义。修辞（法律的、政治的、颂赞的）文化，以及以课程作家（auctores）（他们往往以其名言警句和典型形象为人所知）研究为基础的学校教育，促进了主题美学的繁荣。那是一种很有影响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比以往我们所知的更富于文学特征。通过强调中世纪文学的文学性与修辞性，库尔提乌斯站立足一个单纯、通俗、口传的中世纪，反驳了起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的一般浪漫主义信念（见帕里斯[Gaston Paris]和克尔[W. P. Ker]）。他跟施皮策和奥尔巴赫一样，都把中世纪视为值得进行严肃文学研究的严肃文学时期。我们相信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和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反对那些过时的浪漫主义者或矛盾制造者，他们歪曲切尔奎利尼（Bernard Cerquiglini）的思想，并借此宣扬一个没有文学高雅文化的中世纪。对我们而言，这个观点如今倒是值得一用。26
“摹仿、平庸，再到封闭的正典”（韦斯特拉语）？我不敢苟同。库尔提乌斯坚信摹仿美学，故借此反驳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太高真挚（sincerity）和创意（originality）。相反，他指出了最伟大的美，是如何来源并诞生于早期文学研究，于对主要典型形象（exampla maiorum）的修辞学和类型学考察。这正是预示了我们先进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一切文本都是在其他文本的交汇与呈现，在文本性传统的交汇与呈现中得到创作与阅读的。于是，跟其他中世纪研究者一样，库氏打开了正典之门，将其作为自己历史观的一部分——这些正典横跨古代到启蒙时期，故必然涵盖拉丁文著作（从普鲁登提乌斯[Prudentius]到彼得拉克），同时首先排除专业拉丁学专家（Latinists）制定的现代学校课程。说白了，要想了解欧洲传统，了解中世纪，我们必须浸淫于中世纪拉丁文学，因为它有着内在的价值，因为它将古代文化引入现代俗语（modern vernaculars）之中。另外，库氏还在正典中，引入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受到忽视的元素。这里，我尤其指西班牙黄金时代（siglo de oro）的杰作。库氏极其看重德·拉·巴尔卡（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与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作品中书籍的象征意义，卡尔德隆（Calderón）的“七艺”（the artes liberales），贡戈拉（Luís de Góngora）的“年迈的孩子”；同时，他还详尽阐述了西班牙诗学中的“ingenio”、“concepto”、“agudeza”。通过这种方式，库氏扩大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疆域，后来者若对此熟视无睹，就会遇到麻烦。
《欧拉》问世比《可怕的对称》（Fealful Symmetry）晚一年，比《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早近十年，我想恐怕不全是巧合。27一方面，库尔提乌斯与弗莱以各自的方式，强调以文献为基础的批评或学术研究不再处于从属地位，是对历史、传记或手稿编纂的间接表现。如此一来，便提高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两人都呼吁批评式学术研究（criticism-scholarship），它将超出单个文本，囊括被视为整体的更包罗万象的文学结构，亦即文学现象学。他的后圣经文化（postbiblical culture）意识，实际上源于斯宾塞（Edmund Spenser），且以弥尔顿和布莱克为中心。再者，对库氏而言，中世纪是核心，没有中世纪，就无法从整体把握伟大传统。
在此，我们注意到，原型与主题似乎都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学创作观。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我自己发现两者并非方枘圆凿，而是互补互足的。在教授和论述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与龙萨（Lonsard）作品中的“乐土”或“以玫瑰喻少女”的手法时，我们当然有权认为这些文学结构既是主题，又是原型。不论如何，两者的差异是表面上的。弗莱的原型随文本而传播。而学者则注意到，库尔提乌斯积极引用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观点；韦勒克（Wellek）认为，应该把主题解释为发端自古代的修辞手法，或者伟大作家的创造，亦或荣格式的原型。阅读库尔提乌斯，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文本之用与文本之美。
我是有意强调美的。批评家指责库尔提乌斯和弗莱（不单单是韦斯特拉），忽视了个体作家和文本。在此，我不得不指出，这样的批评乃不熟悉他两人所致。如果《欧拉》和《批评的解剖》都发挥着剖析作用，那么它们是不可能包含文本的细读，尽管我们明显感觉到，《欧拉》每一页都流露出作者对伟大作品的挚爱，但丁一章尤为如此。在其他作品里，纯粹的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才得以显现。弗莱写过四本论莎士比亚的小册子，一本论弥尔顿的，一本论英国浪漫主义的，一本论艾略特的：这些均为实用批评的上乘之作。28而库尔提乌斯除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外，还撰写了一系列论述西方正典伟大人物的论文：维吉尔、卡尔德隆、歌德、巴尔扎克、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黑塞（Hermann Hesse）、艾略特、乔伊斯，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欧洲文学论集》（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中。29从二十年代起，他还撰写了近百页的布雷蒙（Henri Bremond）论文，后发表在1952年的《二十世纪的法国精神》（Franz?sischer Geist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30
同样重要的是，1944-1952年间，库尔提乌斯在《罗曼语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Romanische Philologie）和《罗曼研究》（Romanische Forschungen）上，发表了近两百页的系列论文《论古法语史诗》（?ber die altfraz?sische Epik），后该文收入1960年的《论文集》（Gesammelte Aufs?tze）。31不出所料，库氏始终强调武功歌博大精深的修辞与主题结构，这跟里赫纳（Jean Rychner）对口头形态的支持态度不分伯仲。32另外，也不存在封闭的正典。库氏率先指出，中世纪法语史诗的黄金时代，是十二世纪末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当政时代，而非《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出现之时。同时，他也跟一些学者一样首次指出，起源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而自己唯一要处理的是文学问题。库氏公开讨论体裁与接受的问题。在他看来，武功歌大部分就像大仲马（Alexandre Dumas）和萨尔杜（Victorien Sardou）的作品，都是通俗文学（Unterhaltungsliteratur）；然而，乍一看它们内容相似，都探讨了同样的主题和母题，可对照之下，高下立判，每首武功歌都有其独特的文学现实：《吉拉尔之歌》（Girart de Roussillon）、《雷诺之歌》（Renaut de Montauban）、《加兰之歌》（Garin le Lorrain）、《阿斯普勒蒙战役之歌》（Aspremont）等等。这些作品，连同最早的《罗兰之歌》，都是文学作品中的瑰宝。它们当中融入了圣经元素、古典拉丁元素和中世纪拉丁元素。它们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是现代基督教史诗（试图用真实信仰的修辞，与维吉尔抗衡）的第一个重要例证。
这两百页的文章至关重要，不光因为它指出了《欧拉》的通则如何催生了特定文本的文学批评，还因为它对俗语的关切。有人声称，从1930年起，库尔提乌斯开始反感法国，并不再撰写任何跟法国有关的文字。这篇文章无疑有力反驳了这该说法。
最后，再来说说历史吧。库尔提乌斯与弗莱都不得不承受这样的攻击——他们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者，他们忽略了历史。我们的第一个反对理由是，他们都创造了新的历史——主题与原型的历史，文学结构的历史。总的看来，这种指责往往出自只知社会经济史者。而今，我们还得包括思想史（history of mentalités），它与社会经济史一样重要。另外（这里，我想库氏的确比弗莱更有优势），由于倚赖中世纪教育、中世纪修辞、中世纪诗学的事实，库氏坚持一千年前我们所知的创作与接受。不论如何，沙特尔的伯纳德（Bernard of Chartres）与默恩（Jean de Meun）本应该能理解并同意库氏的观点，但很多人包括我对此不以为然。
身为中世纪研究者，库尔提乌斯在很多方面是极其现代的；我认为，这些也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
一、重要的是批判地阅读以前的文本，而不是学者间就手稿和来源吵得面红耳赤。
二、中世纪文学具有深刻的文学性，这一点跟古代文学和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文学一样。一切文学都是约定俗成的，换句话说，是互文的。浪漫主义的豪兴（exaltation）在批评中没有一席之地。
三、西方文明（至少从维吉尔到狄德罗）的现实，是高雅文化与审美高雅文明的承前启后。相似比差异更令人信服。
四、长时间的“分歧”在于文体：选择古典主义，还是选择风格主义；是该追求古典完美，还是超乎古典，去追求风格主义的活动、冲突、超越。
五、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史的确出现了追求时期和衰落时期。每次衰落的周期结束后，复苏就变得可能。在我们的年代，我们可以为这种复苏而奋斗。
我把第六点保留到了最后，这是我在讨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现代主义著作时，最先阐述的话题（如果读者愿意，亦可称之为主题）：库尔提乌斯致力于人文主义。在《欧拉》英文版作者前言中，库氏描述了此书的诞生过程、对他的意义以及对我们的意义。
“多年来，维吉尔和但丁始终是我最钟爱的作家。两者是怎样走到了一起的？这个问题越发强烈地搅动着我的思绪。我想，解决之道唯有从中世纪拉丁文学的连续性入手。而这种连续性反过来，也铸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始于荷马而终于歌德的欧洲传统。
“然而，由于一战及其后续影响，这个思想与艺术传统受到极大动摇，在德国尤为如此。1932年，我发表了论辩小册子《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该书抨击了预示纳粹统治教育的弃智倾向以及民族主义狂热。进而，我呼吁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中应融合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中世纪……
“战争的阴霾笼罩德国后，我决定通过研究中世纪拉丁文学，来贯彻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这段研究长达十五年之久。其成果就是各位眼前的这本194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我曾说过，写作这本书，不仅仅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更是我对保存西方文化的关注。全书旨在阐释文学视域中的西方文化传统，试图运用新方法来表明该传统的时空统一性。面对当今各执一词的思想界，我们很有必要（很高兴还有机会）去点明这种统一性。”33
从字里行间流露的谨慎伤感之情看，从它的期望看，能与这段文字相提并论的，只有《摹仿论》最后的“告白”，以及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阿尔滕堡的核桃树》（Les Noyers de l’Altenburg）中信条。我们还能从库尔提乌斯的大作里，找出类似的说法：
“对于文学，过去就是当下，或者可以成为当下……我可以随时拿起荷马或柏拉图，然后‘掌握’他们，进而‘据为己有’…… 我可以真切地接触古往今来的各民族文学，并与它们保持令人羡慕的关系。”（第14页）
“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永恒的当下’，这就意味着过去的文学总是，往往也是活跃于当下的文学。”（第15页）
“如果思想的王国要长存，就必须保留几百年来的伟大作家，不过仅限于有创意的作家。这是新的遴选方法——一组仅以美的观念为标准选定的正典，我们深知，它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正因如此，美的房屋从不会竣工，从不会关闭。它在一直修建，时刻敞开。”（第397页）
如果这是“保守却振奋人心的”，那就姑且这么说吧。34不过，我还是深信，库尔提乌斯的人文主义除了源于其保守与复兴倾向，更源于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歌德与席勒，雨果与弗朗斯（Anatole France），饶勒斯（Jean Jaurès）与布鲁姆（Léon Blum）等人的影响若不甚明显，那纪德与霍夫曼斯塔尔的影响可是千真万确了。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同样四面楚歌。漠视甚至仇视文化、人文主义、名著所催生的思维模式，必然伴随着对过去的鄙夷，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一思维模式。想想库尔提乌斯吧，就像他看待最后一位古典主义者歌德一样，看待他——他有意连通横跨千年的文化链条，这无疑是当今至关重要的创造思维；因为敬意，他同古代教父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保证其所作所为师出有名，有理有据，同时也标志着我们的承袭。想想库尔提乌斯，我们便也可以传递文化的火炬，帮助保护并更新主要的典型形象。35
? 译者注：本文选自William Cal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st Critics: From Spitzer to Fry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pp. 29-42. 感谢卡林教授寄来此书，并欣然授权翻译。
1 Tübingen: Niemeyer, 1983; 该书的序言（pp. 1-19）极有价值。另外，我还推荐读者阅读Arthur R. Evans, Jr., ‘Ernst Robert Curtius’, in On Four Modern Humanists: Hofmannsthal, Gundolf, Curtius, Kantorowicz, 85-1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 Walter Berschin and Arnold Rothe, eds., Ernst Robert Curtius: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Heidelberger Symposion zum hundertsten Geburtstag 1986 (Heidelberg: Winter, 1989); Wolf-Dieter Lange, ed., ‘In Ihnen begegnet sich das Abendland’: Bonner Vortr?ge zur Erinnerung an Ernst Robert Curtius (Bonn: Bouvier, 1990); Jeanne Bem and André Guyaux, eds.,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Actes du Colloque de Mulhouse et Thann (Paris: Champion, 1995). 另见近来出版的两本资料详实的论著：Christine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1889-1956): Origines et cheminements d’un esprit européen (Berne: Lang, 1998)和Karl Th?nnissen, Ethos und Method: Zur Bestimmung der Metaliteratur nach Ernst Robert Curtius (Aachen: Aquamarine, 2001).
3 Westra, review of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 (1992): 642-5 passim.
4 Peter Jehn, ‘Ernst Robert Curtius: Toposforschung als Restauration,’ in Toposforschung: Eine Dokumentation, ed. Jehn, vii-lxiv (Frankfurt: Athen?um, 1972); Michael Nerlich, ‘Romanistik und Anti-Kommunismus,’ Das Argument 14:1 (1972): 276-313, ‘Sur les différences nationales dans la capacité de deuil?: à propos de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Paul de Man,’ Lendemains 59 (1990)?: 5-15, and ‘Curtius trahi par les siens?: Annotations aux actes d’un colloque sur “le grand Européen cosmopolite,”’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09 (1997)?: 436-74?; Hans Ulrich Gumbrecht, ‘ “Zeitlosigkeit, die durchscheint in der Zeit”?: ?ber E. R. Curtius’ unhistorisches Verh?ltnis zur Geschichte,’ in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227-41, repr. in Gumbrecht, Vom Leben und Sterben der grossen Romanisten, 49-71 (Munich?: Hanser, 2002)?; Hans Manfred Bock, ‘Die Politik des “Unpolitischen”?: Zu Ernst Robert Curtius’ Ort im politisch-intellektuellen Leb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ndemains 59 (1990)?: 16-61?; Mark Anderson, ‘La restauration de la décadence?: Curtius et T. S. Eliot,’ in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ed. Ben and Guyaux, 167-81?; and Peter André Bloch, ‘Curtius visionnaire idéaliste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ibid., 107-18.
5 他们的主要著作有：Robertson, A Preface to Chaucer, and Paul Zumthor, Essai de poétique médiévale (Paris?: Seuil, 1972).
6 Curtius, Li quatre livre des Reis: Die Bücher Samuelis und der K?nige in einer franz?sischen Bearbeitung des 12. Jahrhunderts (Dresden?: Gesellschaft für Romanische Literatur?; Halle?: Niemeyer, 1911).
7 Curtius, Ferdinand Brunetière: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franz?sischen Kritik (Strasbourg?: Trübner, 1914); Maurice Barrès und die geistigen Grundlagen des franz?sischen Nationalismus (Bonn: Cohen, 1921); Balzac (Bonn: Cohen, 1923).
8 Potsdam: Kiepenheuer, 1918.
9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25.
10 Leo Spitzer, Studien zu Henri Barbusse (Bonn: Cohen, 1920); ‘Pseudo-objektive Motivierung (Eine stilistisch-literaturpsychologische Studie),’ Zeitschrift für Franz?si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46 (1923): 359-85; ‘Der Unanismus Jules Romains’ im Spiegel seiner Sprache,’ Archivum Romanicum 8 (1924): 59-122; ‘Zum Stil Marcel Proust,’ in Stilstudien (Munich: Huebner, 1928), 2: 365-497.
11 Curtius, Marcel Proust (Berlin: Suhrkamp, 1952).
12 Curtius, ‘T. S. Eliot,’ Neue Schweizer Rundschau (April 1927): 348 ff.; James Joyce und sein ‘Ulysess’( Zürich: Verlag der Neuen Schweizer Rundschau, 1929). 这些都是现代批评与现代文学欣赏的上乘之作。
13 【译者注：即《二十世纪人文主义批评家》。】
14 Anderson的‘La restauration’和Bloch的‘Curtius visionnaire’都认为，库尔提乌斯对现代性文学漠不关心或者嗤之以鼻，这话其实暗指库氏相对而言忽视了德国的文学。虽然日耳曼学（Germanstik）并非其研究领域，但库氏还是相当敬佩格奥尔格（George）、里尔克（Rilke）、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和黑塞（Hesse）。
15 为了法德的相互理解，为了相互努力让欧洲统一，而摒弃或超越民族主义（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库尔提乌斯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参见如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Manfred S. Fischer, ‘Europa’ und ‘das Nationale’ bei Ernst Robert Curtius (Aachen: Fischer, 2000).
16 这已成共识，见Hans Helmut Christmann,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en,’ in ‘In Ihnen begegnet sich das Abendland,’ ed. Lange, 65-84. 另见Stefan Gross, Ernst Robert Curtius und die deutschen Romanistik der zwanziger Jahre: Zum Problem nationaler Images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Bonn: Bouvier, 1980).
17 Curtius, Deutsch-franz?sische Gespr?che 1920-1950: La correspondance de Ernst Robert Curtius avec André Gide, Charles Du Bos et Valery Larbaud, ed. Herbert Dieckmann and Jane M. Dieckmann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0). On the corespondence, consult Raimund Theis, Auf der Suche nach dem besten Frankriech?: Zum Briefwechsel von Ernst Robert Curtius mit André Gide und Charles Du Bos (Frankfurt: Klostermann, 1984).
18 Curtius, Die franz?sische Kultur: Eine Einführung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0), vol. 1 of Frankreich by Ernst Robert Curtius and Arnold Bergstr?sser, trans. Olive Wyon, The Civilization of Franc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19 Charles Du Bos, ‘Ernst Robert Curtius,’ in Approximations, cinquième série, 107-39, esp. 112 (Paris?: Corrêa, 1930).
20 Curtius, Deutscher Geist in Gefahr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32). 不过，Hermann Sauter曾在纳粹刊物V?lkischer Beobachter no. 83 (24 March 1933)上发文攻击此书。
21 抨击者有Anderson, Bloch, Gumbrecht, Nerlich；见注释4。我认为以下几篇文献注意并认识到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历史环境：Evans, ‘Ernst Robert Curtius’; Richards, Modernism, Medievalism, and Humanism, and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chez Curtius et chez ses détracteurs,’ in Ernst Robert Curtius et l’idée d’Europe, 257-86; Christoph Dr?ge, ‘Avec Goethe, contre Berlin: l’image de l’Allemagne chez Curtius et Gide,’ ibid., 199-215; Joseph Jurt, ‘Curtius et la position de l’intellectuel dans la société allemande,’ ibid., 239-255; Jacquemard-de Gemaux, Ernst Robert Curtius, 161-80; and finally, the response to Nerlich’s allegations by four scholars involved in the Mulhouse/ Thann conference, ‘Réponses à Michael Nerlich: “Curtius trahi par les siens,”’ Romanische Forschungen 110 (1998): 478-90.
22 For the Sauter review in V?lkischer Beobachter, see note 19 above. Sauter认为，库尔提乌斯无法理解真正的德国精神，一来因为他接触过犹太人，而且也接触了那些受犹太思维方式误导的人，二来因为他对德国精神的生物学（种族）基础知之甚少。关于库氏在纳粹时期的窘境，见Richards,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尤其值得注意他对民族社会主义档案的研究结果。
23 Curtius, Europ?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 (Berne: Francke, 1948), trans. Willard R. Trask,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3).
24 See Peter Jehn, ed., Toposforschung: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 Athen?um, 1972); and Max L. Baeumer, ed., Toposforschung, Wege der Forschung 195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
25 关于库尔提乌斯与瓦尔堡的关系，以及他在1928年至二战后同瓦尔堡研究所的联系，见Dieter Wuttke, ed., Kosmopolis der Wissenschaft: E. R. Curtius und das Warburg Institute, Briefe 1928 bis 1953 und andere Dokumente (Berlin: Koerner, 1989).
26 Bernard Cerquiglini, ?loge de la variante: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hilology (Paris?: Seuil, 1989).
27 Northrop Frye, 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28 Frye, T. S. Eliot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1963); A Natur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Shakespearean Comedy and Ro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The Return of Eden: Five Essays on Milton’s Epic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5); Fools of Time: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Traged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A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The Myth of Deliverance: Reflections on Shakespeare’s Problem Comed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 Northrop Frye on Shakespeare, ed. Robert Sandl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9 Curtius, Kritische Essays zur europ?ischen Literatur (Berne: Francke, 1950, rev. ed., 1954), trans. Michael Kowal,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0 Curtius, ‘Henri Bremond und die franz?sische Mystik,’ in Franz?sicher Geist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437-512 (Berne: Francke, 1952).
31 Curtius, Gesammelte Aufs?tze zu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Berne?: Francke, 1960), 106-304. See Wolf-Dieter Lange, ‘Antiromantische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 E. R. Curtius i, Gespr?ch mit Philipp August Becker (1935-1947),’ in Werk, Wirkung, Zukunftsperspektiven, 37-48; Ursula Hillen, Wegebereiter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Ph. A. Becker im Gespr?ch mit G.. Gr?ber, J. Bédier und E. R. Curtius (Frankfurt: Lang, 1993).
32 Jean Rychner, La chanson de geste: Essai sur l’art épique des jongleurs (Geneva?: Droz, 1955).
33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vi-viii. 德文版首次出版于1946年：‘Vorwort zu einem Buche über das lateinische Mittelalter und die europ?ischen Literaturen,’ Die Wandlung 1?:11 (November 1946): 969-74.
34 库尔提乌斯是基督教保守派，这一点很像刘易斯（C. S. Lewis）。但也仅此而已。事实上，他比刘易斯更进步。他支持魏玛共和国将现代文学作为必修课引入学校课程，同意法国的政教分离。
35 In Essays on European Literature, the two essays on Virgil (3-26, esp. 9) and the three on Goethe (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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