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瀛的光荣与奇观
黄瀛的光荣与奇观
zuozuo
在这个后殖民与全球化的时代，旅居他国、用他国语言写作，已经不再是罕事。然而，黄瀛仍然是唯一活跃在二十世纪日本诗坛的中国诗人。身为中日混血儿而用日语写诗，并达到自成一家的程度，备受同时代日本诗人、小说家们的揄扬，不能不肯定其才华；而他终于在30年代选择了中国军人身份而中辍了日语诗歌写作，又不能不令人为之叹惋。每个独特的个人，最终都被历史所书写；在被历史书写的同时，又在创造历史。
一、被时代高扬而又播弄的混血儿的一生
黄瀛1906年出生于重庆。父亲黄泽民曾赴日留学，任重庆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母亲太田喜智则是从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的日本小学教师，交换至“清国”担任日语教习。父亲早逝后，母亲将八岁的黄瀛带回老家日本千叶县上小学，但坚持他保留原有的中国国籍。黄瀛因中国人的身份未能获准升入公立中学，并在同龄人中遭到欺凌，这些都唤醒了他的混血儿意识。终其一生，他都将把这种混血儿身份看作某种悲哀、美丽和值得自豪的东西吧。
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中学四年级的黄瀛正回国在天津探亲，因地震后东京学校均已停办，暂时不可能在东京继续学业，便决定就近在大连或者青岛选择一处就读，最终他选择了青岛的日本中学。青岛日本中学（1945年停办）即是今天的鱼山路海洋大学主楼，在当时被誉为各方面条件甚至超越日本本土的中学校，其标本收藏、暖气设备等令许多中日教育界人士都赞叹有加：
俄而至日本中学，门如宫门成圆形，大理石作柱石，以花纹砌地。此校共四百人，有五级，经费每年十二万。学生下课上课以喇叭为号，精神异常活泼！设备甚完全，在山东采集的动物标本最多。据云此校之设备，比日本国内之中学校为更完全。（见《女师范楼上的晚眺：石评梅回忆录》，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
根据黄瀛回忆，在他青岛日本中学的同学中有小说家南条范夫，有后来成为日本左翼文学家鹿地亘的夫人的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妇也是鲁迅生前所会见的最后两位文坛人士）。在青岛日本中学就读的两年是黄瀛一生中创作灵感最丰沛的时期之一，据称每天写诗达20首以上。关于青岛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对黄瀛影响之深，可参看黄瀛的同时代人、日本汉学家奥野信太郎在《诗人黄瀛のこと》一文中的描述：
长大后他（黄瀛）进了青岛中学学习。我从他的诗中感受到了青岛的海的颜色与空灵的光芒，以及绽放盛开的花朵，一切美好的事物给了在青岛生活的他以极大的影响，尤其是青岛的生活，让他回归到了充满感性的少年时代。他的第一部诗集《景星》，甚至可以同古老中国的一颗精雕细琢的玉石相媲美，令人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欧洲风格的青岛，即使是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的事物，都带着新鲜柠檬的气息。（译自奥野信太郎1948年随笔集《日時計のある風景》）
1925年，黄瀛书写青岛晨景的抒情诗《清晨的展望》一举夺得《日本诗人》（北原白秋、荻原朔太郎等人主编的著名诗刊）“新诗人号”征稿两千多人中的头魁，以十九岁的中学生之身，扬名日本诗坛。接下来，他不仅迅速结识了高村光太郎等日本诗坛名宿，也立刻投入到与诗友草野心平等人创建诗歌杂志《铜锣》的工作中来。《铜锣》从第四期开始，杂志同人中加入了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宫泽贤治。
1925年从青岛日本中学毕业的黄瀛，未能马上考取东京帝国大学，于次年由高村光太郎推荐进入东京文化学院。在这所男女同校、气氛活跃的学校里，著名女诗人与谢野晶子担任校长助理，同学中也有许多未来的艺术家。有一段时间，黄瀛与导演龟井文夫（后来拍摄了被认为带有反战色彩的战时纪录片《战斗中的士兵》）等人是合住的室友，过着青年诗人波希米亚式的生活。1930年黄瀛在小范围内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景星》，以短诗为主，“收录的主要是在青岛、北平、天津、南京的作品”。因与国民党高官何应钦的姻亲关系等原因（黄瀛的胞妹黄宁馨很早就与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订立了婚约），他最终选择了军旅生涯，在文化学院就读一年后退学，进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返回中国，正式加入中国军队。
黄瀛与日本友人们的往来并没有就此中辍。1934年经过大量的通信，日本友人们为他精心整理出版了在各种意义上都堪称豪华、被称为“丰茂之美”的第二部诗集《瑞枝》。该书由日本现代诗坛极具威望的诗人高村光太郎、木下杢太郎两人作序，为这部诗集环绕上了两道青翠的月桂叶的镶边。然而，或是由于日本侵华行动加剧所引发的内心矛盾，或是由于与日本文化环境的隔绝，归国后的黄瀛停止了日语诗歌的写作。在诗人黄瀛渐告灰灭的同时，归国后的军人黄瀛可说是仕途顺利，历年升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少将特别高参之职。作为中方的少将级翻译，他在日本战败时参加了南京受降仪式，翻译了中国致日本的文件和日本的投降书。这一时期，他还援助过当时无法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李香兰。
1949年，黄瀛率部在贵州起义，后因被怀疑是“日本间谍”而两度入狱。文革期间的入狱，据黄瀛回忆，反而使他免遭“武斗”的性命之忧。八十年代起他担任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就这样，黄瀛在人生的暮年走上了当年他父母的教书育人之路。黄瀛的第二部诗集《瑞枝》1982年在日本再版，而他本人则于1984年重访日本，与青年时代在日本文艺界的一众旧友重逢，此时高村光太郎等前辈诗人都已过世，而黄瀛最初的诗友草野心平与小说家井伏鳟二等友人依然健在。九十年代广岛电视台为他拍摄了专题纪录片。黄瀛于2005年在重庆去世。
从黄瀛晚年的随笔与自述中透露出来的黄瀛其人，宛如他青年时代的诗歌一般豁达、明朗。诗人高村光太郎曾将其誉为“一个生来就无法罢休的诗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对无法罢休的东西感到动心”。而黄瀛这股令高村光太郎动容的、无法罢休的力量，最终也被充斥着战争的历史所“休止”了。
二、 黄瀛的青岛因缘：展望，在人生的清晨
黄瀛关于青岛的诗歌，既有收入诗集《瑞枝》的《清晨的展望》《清晨的喜悦》《有教堂的山丘——青岛回想诗——》《天津路的夜景——青岛回想诗——》等风景诗代表作，又有收入诗集《景星》的《感谢》《夏》（提及“胶济铁路四方厂”）等一些片断化的小诗。更多青岛日本中学时代的诗作则是集外的佚诗，在由杨伟、王敏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黄瀛诗文集《诗人黄瀛》中没有翻译和收录，包括书中《黄瀛作品年表》所提及的1924年发表于《东京朝日新闻》“学芸”专栏的《朝—Sに与へる》（《清晨——献给S》，末尾注有“青岛にて”，即“在青岛”）、1925年发表于《铜锣》第一期的《朝にうたつた》（《清晨放歌》，诗后有附注“青岛日本中学时代”），都未能见到。《黄瀛作品年表》中出现的许多发表在日本诗歌刊物上的诗作，同样都没有收录。虽然黄瀛本身是一个创作生涯相当短暂的诗人，但可以想象，他散佚在外而无法被我们读到的诗作（尤其是作于青岛中学时代的早期诗歌）还有远远更多。
黄瀛晚年自述称：“青岛是个好地方，于是以青岛为原型，我创作了大量诗歌，匿名发表在《青岛日报》上。”（《访谈回忆中的日本人，以及鲁迅》）根据这段回忆看来，中学时代的黄瀛除了将优秀作品投稿至日本的大型诗歌刊物上，早期在青岛本地的投稿也相当之多。但二十年代的青岛尚不存在《青岛日报》，而可供日文诗歌投稿的，想必应当是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据统计，青岛第一次日据期间的日办日文报纸至少有七份以上（见王磊的《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期间日办中文报纸研究》），其中并无名字与“青岛日报”类似者（名字上最接近的是创办于1922年的《青岛日日新闻》），而且这些日文报纸目前大多尚未发现实物，从其中现存的《青岛经济周报》（1923—1925）体例判断，一切经济商贸类的报纸均可排除，只有《青岛新报》（1915年创刊）、《青岛日日新闻》较具可能。在黄瀛的两版日文传记《黄瀛——他的诗及奇特的一生》（1999）、《宫泽贤治的诗友——黄瀛的生涯》（2015）里，少年黄瀛发表诗歌的青岛报纸的名字都以“青岛日报”四个汉字出现。所谓“青岛日报”，可能只是一个依据当事人晚年的不准确回忆而笔录的含糊的概念。
写于青岛日本中学的《清晨的展望》是黄瀛一生的成名作；诗集《瑞枝》的压卷诗又是《天津路的夜景——青岛回想诗——》（这部诗集的排列次序并非依据年代，以这首诗作为卷尾诗应当是作者黄瀛意味深长的选择），黄瀛与青岛的因缘着实非浅，青岛对他自己来说，应当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黄瀛对出生地重庆，前半生仅具模糊的记忆；童年时代又一直身处日本，十七岁到十九岁之间两年的青岛中学生活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他对中国是何等样的国度、身为中国人是何种意义的最初、最新鲜的感触，又正当一个少年人感觉最敏锐、感情最易受到激荡的时期。当他伫立鱼山路的日本中学（今海大鱼山路校区正门主楼）远眺，可以将整片德式建筑风格的老城区乃至远方的海面尽收眼底，风景极为幽美。从这一时期黄瀛的诗歌题目中也可以看出来，《清晨的展望》《清晨的喜悦》……萦绕在这一时期黄瀛诗歌中的，其实是一种奇妙地同时置身于“祖国”与“异国”的兴奋与幸福感。
瞧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随着这礼拜日清晨的祷告钟声
一群群，一群群
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排着队伍沿坡攀登
虽说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鹊却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处飞旋
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
故意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
蜷缩着身体，在洋槐林的树梢间忽隐忽现
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户
暖暖的风便鱼贯而入，在房间里来回盘桓
而且，啊——
礼拜日的清晨流泻着不同于平日的光线
还有房间里不同于平日的静闲
在这二楼上的房间远眺大海，远眺山峦
我还要尽览这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头景观
从这宿舍里风景最佳的房间
能瞧见秃山上的督办公馆
还有耸立在它上面的
信号所的坚实建筑
在这浅绿色的天空上
几杆旗帜呼啦啦地随风招展
在海面上吠叫了一夜的帆船
不是正静静地
静静地驶入了港湾？
啊从黑黢黢的保安队宿舍
传来了美妙而悠闲的号角
海面在清晨的光影中烁烁闪闪
……
——黄瀛《清晨的展望》（1925年）
黄瀛在日本中学二楼眺望的是信号山山腰的总督府（“秃山上的督办公馆”），以及信号山山顶的炮台（“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和信旗台，即日语原文中的“信号所”，在黄瀛来到青岛前的一年（1923年），此山已由胶澳商埠督办公署重新命名为“信号山”。在黄瀛与《清晨的展望》同时期的诗作《清晨的喜悦》中，同样有对青岛“信号所”的描写。从鱼山路的日本中学教学楼望过去，总督府、信号山位于同一方向，均背向大海。如果黄瀛所指的“二楼上风景最佳的房间”是楼上拐角处的房间的话，他会同时面向两个方向，视野更好、更广阔。诗中“秃山”“稀疏的洋槐林”“天空明朗而清澄”，一派木叶凋零、天空清澄的初冬风景。黄瀛一生中对季候和天气都非常敏感，即使在停止诗歌创作的时期也是如此，这是他作为一位风景诗人的长处所在。对此可以参看见著名汉学家奥野信太郎在《日時計のある風景》中回忆黄瀛的文章里所收录的黄瀛三十年代写给他的多封书信，黄瀛对自己所处城市的季候描写往往是这些书信得以既富于风度情趣而又读起来亲切私密的关键之处。在这个天气意外温暖的冬日（“暖暖的风”），面对着辽远的闪闪烁烁的海面和意大利城市（意大利在欧洲文学中作为“南方”的代表，呼应着前文那暖暖的南风）一般的青岛街景，年少的诗人在平静的心情中感到了一种春之憧憬。尚未到来的春风似乎在向他低语，向他预言一个人身份和立足点的丰富与复杂性，意味着视野的开阔与未来更丰富的可能。事实上也确实是这首诗把他带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除了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眺望“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头景观”这一将青岛街景异国化的观看角度以外，诗中还出现了“保安队员”“吠叫了一夜的帆船”“海坼号军舰”“保安队宿舍”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意象。1925年时青岛已归还中国，《清晨的展望》所提及的是中方的军舰与保安队。但是这些黑影都停留在画面边缘，像诗中保安队员的身影一样，在视野边缘影影绰绰忽隐忽现。那如同望远镜调整焦距、忽然拉近聚焦到保安队员“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的观察视角，更是显得充满乡情与亲切感。此时中日两国的矛盾还不足以对这幅从二楼眺望的风景图构成威胁，也还不足以破坏这位国籍身份微妙的诗人的内心平静。
黄瀛后来在日本有意识模仿宫泽贤治的“心象素描”理念写作了一些同名诗歌，而他的早期诗歌如《清晨的展望》，更多是一种风景的即兴速写。
三、 从青岛的“暖风”到东京的“晚风”
与《清晨的展望》一样是围绕着青岛山路风景展开的诗歌《有教堂的山丘——青岛回想诗——》，则并非对当下所见风景的速写，而是一首“回想诗”：
在某个山丘上
耸立着一座教堂，它很有点南蛮的风尚
充满了长崎那种荷兰风情，绿色的屋瓦熠熠发光
傍晚，从市街外出归来
急匆匆地爬上那道懒洋洋的山坡时
在我的眼里
总是会回旋着温柔的风琴曲
从看得见大海的山丘上
密布的古典建筑里
风琴声响彻在夕阳映照的天际
就像耶路撒冷的神圣音乐
在××礼拜堂、△△天主堂、明德学校、圣功女学校
那围着长长石墙的
绿树掩映的西式建筑里
常常可以看见中国学生进出的光景
看起来是那么快乐而幸福
一边感受着宗教的喜悦
一边沿着石砌的小道漫然前行
有时会因为觉得自己很寒碜，而踢着沙砾来撒气
——黄瀛《有教堂的山丘——青岛回想诗——》（1925年）
诗中“我”于傍晚时分从“市街”匆忙返校，很可能正担心错过了学校规定的钟点。“市街”的翻译与日语原文的汉字相同，应当就是《天津路夜景——青岛回想诗——》里“天津路”一类的庶民闹市区，位于中山路北段，作为从德占时期遗留下来的华人区“鲍岛区”，区别于小鱼山一带“古典建筑”云集的欧人区。日本中学得以在小鱼山获得地皮，也是依靠日本战胜德国后在青岛取得的特权，“当时只有日本人可以进行房屋买卖”（见《阿尔弗雷德•希姆森回忆录》，青岛出版社2016年出版）。在返校的途中，“我”路过了一些后来已不记得名字的礼拜堂和天主堂，以及几所教会学校，大致都在德县路一带，其中“明德学校”即教会小学“明德小学”，位于今德县路小学；“圣功女学校”则应当并非1931年建成的那一座（今青岛七中），而很可能是1914年前由寿光人夏景如建立的同名教会女校“青岛私立圣功女子中、小学”（见《天津史志丛刊•天津近代人物录》，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1987年出版），她赴津后长期担任天津圣功女学校校长。诗中的这些描写，是严格符合当时德县路一带宗教气息浓郁的面貌的。
“有教堂的山丘”，更是青岛的标志性风景。不止一家教会都在青岛购买了“山丘地皮”，然而，诗中“绿色的屋瓦熠熠发光”的教堂无疑是今天的江苏路基督教堂。会将这种建筑风格形容为“南蛮的风尚”“长崎那种荷兰风情”，应当是出自一个日本人才会有的观察眼光。诗中的“我”对于那些就读于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充满了欣羡，羡慕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完整的中国人身份？他们身上沐浴的 “耶路撒冷的神圣音乐”？他身为日本中学校的学生，学校里高悬的是天皇画像，与西方教会学校及其飘然出世的宗教神圣感是无缘的。
而高贵的僧侣消失在黑暗中的影子
就恍如有点凄切的晚风
啊，心中浮现出了让那个时代的我泪眼潸然的风景
因有些寂寞的生活
我带着黯然的心灵
泪流满面地独自倾听着
来自那山丘上的风琴声
在这首诗的后半，诗人随着天色的逐渐陷入黑暗，开始从眼前模糊的身穿黑袍、白袍的修女与僧侣身影幻想到中世纪的宗教风景，并受到感动而黯然流下眼泪。“晚风”所代表的，是一种逐渐变冷的身体触觉。诗情从前半部分灿烂夕阳笼罩的喜悦转而进入朦胧夜幕下的“凄切”“黯淡”。一扇通往往昔幻境的门在暮色中打开了，又在诗人面前关上了。这首诗正是一种“被拒之门外”的感受。《有教堂的山丘》作于黄瀛初从青岛来到东京的1925年下半年，诗中的情绪，不再是《清晨的展望》那样全然的安详乐观。虽然一直受到日本学校的教育，对日本现代诗歌传统也非常亲近，他在用日语写作时是否仍有“门外汉”的感觉呢？“被拒之门外”时的心情，对自己的“寒碜”感到气闷，这些情绪是否从青岛一直延续到东京呢？
那令人泪流满面的“山丘上的风琴声”，抵达的是黄瀛的过去还是现在？《有教堂的山丘》的寂寥感伤，可以看作《清晨的展望》的意气风发所伴随的反面。
然而，回忆仍然主要是愉悦的：《有教堂的山丘》中“我”黄昏返校时急匆匆的步履与山坡懒洋洋的坡度形成对比，温柔的风琴曲沿着山路回旋上升，作为回忆的声音，响彻在作者少年时代的夕阳映照的天际，沐浴在那既是祖国又是异乡的温柔的余晖之中。这首“回想诗”中再现了一个从回忆的暖意逐渐变冷的过程。《有教堂的山丘》发表于1925年12月，在东京的这年冬天黄瀛过着连火炉都没有、夜间需要抱着火盆取暖的日子。（见1925年黄瀛诗作《致妹妹的信》）那时回想起青岛的夕晖、日本中学的暖气，以及当年燕子一样穿梭于悠扬风景中的自己，会是怎样的悲喜之情呢？这个诗人是有祖国的，而他的祖国是在于那样穿行于西方古典建筑之间、身着日本校服、沐浴着中国斜晖的无法描述、无法定性的缥缈的一刻。
四、 光荣与奇观：黄瀛的“天津路”
《有教堂的山丘》流露出混血的游子在任何一国都是异乡的凄切，令人想起另一位中日混血诗人苏曼殊以“断鸿零雁”自命；而黄瀛的另一首“青岛回想诗”《天津路的夜景》则具备明确的归属感，以“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光荣”作为结句。这首诗前半部分对于青岛“天津路”街景的描写是光怪陆离的，着力于渲染租界城市文化混杂的异国风情。其五光十色，无愧于许多日本诗人和学者给予他的“万花筒”之称：
你的幸福就如三角形的万花筒/我一边为你祈祷，一边翻开新的篇什。（木下杢太郎《诗集〈瑞枝〉代序——献给作者黄瀛君的诗》）
尤其是《景星》中的短诗，这些诗歌惹人喜爱，充满生气，闪耀出年轻的光辉，诗中所描绘的心灵风景千变万化，就犹如在窥视万花筒一般。（胜又浩《黄瀛诗歌之个性》）
将黄瀛的城市风景诗比作“万花筒”，所指涉的既是他视野的随时转换，也强调了他的风景诗是一种景观上的五光十色的杂陈。但这些风景诗并不仅仅是是平面的拼贴画。像《有教堂的山丘》和《清晨的展望》，都具备一种风、光线或者声音（《有教堂的山丘》中的风琴声）沿着山路回旋上升、围绕青岛地势展开的立体结构。下文将就《天津路夜景——青岛回想诗——》再次试作分析。
在那古旧的德国租界
挤满了歪斜的招牌
和清凉的翡翠商铺
——黄瀛《天津路的夜景——青岛回想诗——》
诗的一开始似乎就充满悖论：其建筑仅仅在二十几年前才开始动工的德国租界何以用“古旧”来形容？作者在描写德国租界时，最先想到的为何会是“翡翠商铺”、“歪斜的招牌”这些唐人街式的风景标志？也许“古旧”的并不是德国租界，而是德国人带来的那些西方建筑样式，和混杂于其间的古老中国的色彩（“清凉的翡翠商铺”）。这两者背后的历史对于一个未曾见过欧洲、对中国也是初识的在日本长大的少年来说，都是“古旧”、异国风情，并能引发怀古遐思的。
啊，那时的我真是马不停蹄地走在天津路上
在青岛那散发着奶酪臭的街道上
为了熟悉中国的生活
我在燕子盘桓的暮色中穿梭
观赏着歪斜的金银招牌
闻着晚香玉清爽的芳香
我从山中开放着洋槐花的
令人窒息的中学宿舍里悄悄溜出
摇身变成小小饭庄里的一介君子
深爱着这初夏的黄昏
我品味着一杯兰茶
把充满东洋风情的天津路夕景
一口气啜饮进心中
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
——黄瀛《天津路的夜景——青岛回想诗——》
日本学者冈村民夫在《“黄瀛的光荣”——书简性和多语言性》中论述说，因为日语的“光荣”一词的发音（kouei）与“黄瀛”这个名字的日语读音（Kou Ei）同音，选择“光荣”这一用词（而非“自豪”等等）是黄瀛的有意为之。“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就仿佛是从外部来肯定自己的中国身份，而将暧昧的边界性铭刻于己身。同时，冈村民夫还猜想“天津路”并非实写，代表的是黄瀛对另一座租界城市天津的思念，黄瀛的母亲和妹妹此时正居住在天津。这种猜想有其道理，然而天津路第一次日据时期名“天津町”，确实存在于青岛中山路北段的大鲍岛华人商区，虚实两种理解此处或可并行不悖。指出一些关于天津路的实际历史细节，应该有助于理解此诗的各种意象。
例如“小小饭庄里的一介君子”一句，“小小饭庄”日语原文是“料亭”，指的是有艺妓招待的高级日本餐馆，但这应该不符合中学生黄瀛的景况，也使全诗结尾啜饮“兰茶”后感叹“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成为无稽之谈。然而二十年代的天津路上已经有春和楼、东华旅社、大观楼等多家高档中国餐馆，春和楼、东华旅社最早都以天津菜系扬名。此处的“料亭”应当是设有雅座、装潢华丽、有所谓“中国风情”的高档中国餐馆，所以才会让黄瀛自感沉醉在一种氤氲的中国气氛之中。置身于中国餐馆才第一次充分领略到身为中国人的感觉，或许显得肤浅，但对这个从小在日本长大、在青岛也几乎时刻生活在日本寄宿中学荫庇下的少年来说，这种逃逸到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所感到的快乐，反而相当的真实与新鲜。
诗中还出现了“钱庄阴郁的数钱声”、“面无表情的官少爷”等描写。在二十年代的青岛，天津路一带是钱庄聚集地，东莱银行、大陆银行等多家新兴的商业银行都在这里设有总行或分行。作为客商熙攘来往之所，天津路的客栈也相当多。天津路西端更有华商从德国人手里盘下的华昌铁工厂，吸引大批劳工涌入，正是诗中“背着大被褥、从乡下来打工的苦力们”。这条街道上还有书店“成文堂书局”的分号，为诗人黄瀛来此又增添了理由。诗中的所有意象，都可能出现于青岛天津路这样一条典型的二十年代华人商业街上，《天津路夜景》更多是写实，而非狂想。
最后梳理一下《天津路夜景》的游览顺序：年轻的诗人从鱼山路日本中学的宿舍前往位于天津路附近的饭庄，一路上街道的气味反复变化，奶酪臭、晚香玉的清香、回想洋槐花味、令人窒息的宿舍、饭店的兰茶香，出现达五种，去的时候可能是赴宴，所以饿着肚子，一路对气味非常敏感。这些气味与一路出现的不同层次的路人伴随、交错，如“肥胖的女人”、穿着高筒靴的鱼贩子和蔬菜店伙计、面无表情的官少爷、背着卷成团的被褥的苦力等等，视线如一尾鱼一样在街道上游动。最后全部进入到一杯茶里，而茶又和黄昏的颜色非常契合，仿佛中国的气味、人、街景全都融入到这杯茶里，一口气喝掉之后就飘飘然如同醺醉了。而最后一句说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无上光荣，“光荣”作为自己的名字又加以“无上”的修饰，更是一种迷醉之感，这种飘然感只有黄瀛这种混血儿，跨越国境而又不受任何一国的辖制，虽有国籍却尚未成为任一国家的臣民，才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此刻他天高皇帝远，没有父母和国家的管束，不需要为妹妹作榜样，像燕子一样自在地穿梭于天津路之上。正像高村光太郎所说的，他是一种“自在的力量”。诗中从“晚香玉”到“洋槐花”，从燕子的“盘桓”到自己的“穿梭”，几次联想跳跃，充满流动感，几乎因过分顺畅而有轻浮之嫌。黄瀛的书写沿着青岛街道的地貌展开，如同在想象中抚摸一匹起伏的花纹繁复的丝绸。“天津路”在他笔下成为一种马戏团式的奇观。他是一个自由的观看者，既可以驻足旁观，又随时可以混入人群、进入画面之中。
黄瀛的幸福在于视角和身份的不固定和随时转换，随时可以从日本的角度观察中国，从中国的角度观察日本，从东洋的角度观察西洋，从西洋的角度观察东洋；而他后半生的不幸则在于身份被固定在中国军人之中，再也不可能灵活地抽身了，也失去了诗人所需要的局外人保持距离的观照。
五、 “光荣”在于身处无人之境
黄瀛在晚年的采访中特别回忆了与宫泽贤治、与鲁迅的交往，因为这些都是日本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事。黄瀛在1929年借士官学校毕业旅行之机前往日本东北部的花卷温泉拜访已经病重的诗友宫泽贤治。后来，他将诗集《瑞枝》的一部分命名为“心象素描”，而“心象素描”正是宫泽贤治所发明的诗学概念。关于两人诗风的异同，已有许多日本学者撰文论述。黄瀛并未成熟为宫泽贤治那样一个具备自己宇宙观的诗人。然而这种对“宇宙性”的关注，正是将1920年代的日本诗坛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兴趣，尤其是对于包括黄瀛、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人在内的《铜锣》同人。
黄瀛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黄瀛归国后的那几年，经常出入内山书店，“在内山先生那儿，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在那里聊天喝茶，其乐融融”（《黄瀛访谈回忆中的日本人，以及鲁迅》）。在赞美鲁迅的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之深刻恐怕不会输给任何人”之余，黄瀛对鲁迅的描述和回忆，有一部分几乎是傲慢的：“他对我说话的态度依旧恭敬有礼”“在我印象中，鲁迅先生的日语有点糟糕”“谈到这些，鲁迅先生愈发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感到悲观起来，感叹道日本真不错啊”。黄瀛并非因自己蜚声日本诗坛所以对鲁迅不敬。高村光太郎为《瑞枝》所撰序言中第一句话便是：“说他谦卑恭敬，倒也名副其实，而说他心高气傲，也同样不假。真不知道，黄秀才会带着些许的口吃，说出怎样的出格话语……”看来，黄瀛确有几分像一个狂士。
黄瀛的傲慢在于他身处无人之境。我们可以想象，在黄瀛跨越国境线的一生中，并非没有遇到过其他的混血儿，更勿论留学生，然而没有第二个人有与他相同的身份和遭际：中日混血，在日本长大，始终保持了中国国籍，用日语写作并成名，就读于士官学校，预备参加中国军队……黄瀛并非不想摆脱这份孤独，他也一直在寻找同类，例如他最初读到草野心平诗歌时看到诗稿来自广州，便直率地去信问道：“你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呢？”草野心平在三十年后回忆道：“这语气不知是在表示亲昵还是询问……”结果草野心平是在广州岭南大学留学、热爱中国文学的日本学生，并非中国人，但已足够接近同类（草野在广州作为日本留学生也是孤身一人），而这也促使他们结下终生的友谊。又如，在1928—1930年期间，黄瀛对中国文学的众多译介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国新诗，独有陶晶孙的《温泉》和《CaféPipeau的广告》却是短篇小说，这很可能与陶晶孙相似的身份有关，陶晶孙十岁移居日本，是从日语写作起步的双语作家。然而与黄瀛不同，陶晶孙在用日语发表了处女作《木樨》《黑衣人》后，与留日的“创造社”成员们结识，很快就返回到中文写作与中国文坛之中，他的日语创作仅是浅尝辄止。黄瀛最初归国在上海所遇到的那些出入内山书店的从日本归国的中国留学生们，包括鲁迅在内，对青年时代所接触的日本文化也都怀有某种类似于乡愁的东西，然而他们在日本时期感受到的更多是孤立、疏离与被歧视，无人像黄瀛这样完全浸透在日本的文艺生活之中。他们没有享受过黄瀛作为混血儿的特权和在日本文化中如鱼得水的欢乐，同样也没有感受过黄瀛身为“敌国”与“祖国”之混血儿的痛楚。
混血是一种独特性。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身为一个中日混血儿是一种残酷的命运，也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体验。黄瀛在他的后半生应当很明白，这种独特性最终也将随着他的生命一同逝去。就像他曾经结下的那些珍贵的友情，也将随着那一代日本友人们的生命一起走到尽头。
最终，将没有人记得这一切了。只会有后来的人在听说这样的一生际遇以后惊诧而疑惑地问道：
“这……怎么可能发生？”
已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