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三个三重奏》(作者:宁肯)
这部作品我看过,只是没有看完,看的应该有差不多一半。其实我觉得是一部很平常的作品,有点特色,特别是对那个女教师形象的刻画不能不说是一个亮点,但整体而言也就那么回事,说名不副实并不为过。形式新颖不等于内容深刻。就我看的这部分而言,作者的创作意图应该是要写出权力这个东西对中国人的控制有多么深重和彻底。不用说,我们的确太需要这方面的作品了。对于我们中国人,权力侵害、政治侵害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它不但做得如此之彻底,而且做得如此之成功,我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说我们大多数人,甚至于是所有人,都不再是“人”了,更是丧失了“自我”了,只是纯粹的政治动物。这说法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我只举个最近经历的小例子,也只是粗略地说一下。
最近我们公司战略重心转移,公司总部也移往京都,我奉命到京都公司总部开会。我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称得上在天子脚下的天子脚下。在开会期间,我发现,公司里所有人都比平时说话小心了,特别是,在酒店、饭馆、商场、街上,我,就是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一定有同事告诫我天子脚下的天子脚下的人民个个觉悟性都很高,只要听到谁说错一句话他们就要去告密,过不一会儿,“查水表的人”来了,你也就被抓走了。他们都不是在开玩笑。公司的大老总也这样告诫我,公司里长期在京都工作的人,而且还有博士学位,也好像有大概类似的意思。我怎么会说错话呢?什么才是说错话呢?错话是什么呢?为什么只是说错话就会有人去告密,还会被抓走呢?为什么我在公共场所说错了话不是别人过来给我指出来,批评我,或者某类执法者罚我的款,或者警察叔叔过来了,说我这已经触犯了什么什么治安法,应该受到什么什么治安惩罚,等等,而是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呢?这太让人吃惊了。我吃惊的不是天子脚下的天子脚下真是这样的,我相信他们绝对是危言耸听了,而是吃惊他们内心显然有一种相当强大可怕的恐惧,一种几乎算得上古老而久远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他们完全受这种恐惧所左右,已完全屈服于它,因为事情本应该是我当然不能乱说话,更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遵纪守法,做个好公民,尤其是在京都这样的大城市的公共场所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我不应该恐惧“说错话”,不应该什么话都不敢说了,不应该看大街上的人都是密探,不应该时时担心神秘可怕的“查水表的人”说出现就出现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这个“人”有问题了,而且还是大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咱们中国人其实大家内心都潜藏着这个恐惧,它已经成了我们无意识深处一股左右着我们言行的强大力量,我们多少言行我们以为是自己的、自主的、自决的、自由的,其实不然,是它在命令我们那样做,我们不那样做,我们就会感觉到“密探”和“查水表的人”在到来,严重一点的还可能会觉得那边那几个人他们就是了。绝对不是只有我的同事们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权力侵害和政治侵害的“成功”,我们何以不是自己,不是“人”,而是政治动物。所以,真实、深刻、博大地揭示我们中国人这一灵魂秘密,把我们这一“民族魂”暴露在阳光下的文学作品,是我们需要的,太需要了,同样真实、深刻、博大地揭示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如何就成了这样的,如何就会有这样一个魔鬼进驻我们的灵魂了的作品,是我们需要的,太需要了。
而这个《三个三重奏》,在我看来,对中国人受权力侵害、政治侵害如此深广这一事实,虽做出了一个要揭示的姿态,却终究只能算得上浅尝辄止。而且,我觉自己还从这部作品中读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东西,那就是作者本人在涉足这个可能有点敏感的主题时,内心也本能地有我这里所说的这种恐惧,同样也为它全权支配,结果,这部看似要勇敢地揭示一个伟大真相的作品,终于写成了他内心中那“高觉悟的人民”和“查水表的人”要他写成的或至少是在他们的许可范围内的那样一部作品,如果他不写成这样一部作品,那就会感觉窗外有“高觉悟的人民”在偷听,“查水表的人”正伺机而动。细心的读者读这部作品,还会感觉到它还有一个野心,那就是能够让作品的主题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甚至于触及到宗教的层面。但是,我想,完全可能是因为作者并未觉察的对“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的这种无意识中的担心,还有敬畏,如对神一般的敬畏,其形而上学的思考和宗教思考,前后左右都没有超出“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的划的圈子,定的框子,设的套子,致使这部作品野心不小,架势摆的很大,作品出版后的炒作更是作得到位,实际上整个透出的只能用两个字来说——平庸。
说到我们内心都有这个对“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的恐惧和敬畏,我个人觉得针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也可能涉及了到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当代文学作品整体而言,不管多么前卫和勇敢的作品,其内在都在一种决定性的程度上输给了作者内心中这个“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输给了这种恐惧,这是我们当代文学虽然优秀的作品不少却整体而言存在着那样重大的、致使我们无法不对它整体不满的缺陷的原因。中国未来的作家们,如果要写出超越前人真正伟大的作品,直面和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类恐惧,正视自己灵魂中这类软肋,是必由之路。
最近我们公司战略重心转移,公司总部也移往京都,我奉命到京都公司总部开会。我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称得上在天子脚下的天子脚下。在开会期间,我发现,公司里所有人都比平时说话小心了,特别是,在酒店、饭馆、商场、街上,我,就是我,只要一开口说话,就一定有同事告诫我天子脚下的天子脚下的人民个个觉悟性都很高,只要听到谁说错一句话他们就要去告密,过不一会儿,“查水表的人”来了,你也就被抓走了。他们都不是在开玩笑。公司的大老总也这样告诫我,公司里长期在京都工作的人,而且还有博士学位,也好像有大概类似的意思。我怎么会说错话呢?什么才是说错话呢?错话是什么呢?为什么只是说错话就会有人去告密,还会被抓走呢?为什么我在公共场所说错了话不是别人过来给我指出来,批评我,或者某类执法者罚我的款,或者警察叔叔过来了,说我这已经触犯了什么什么治安法,应该受到什么什么治安惩罚,等等,而是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呢?这太让人吃惊了。我吃惊的不是天子脚下的天子脚下真是这样的,我相信他们绝对是危言耸听了,而是吃惊他们内心显然有一种相当强大可怕的恐惧,一种几乎算得上古老而久远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他们完全受这种恐惧所左右,已完全屈服于它,因为事情本应该是我当然不能乱说话,更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遵纪守法,做个好公民,尤其是在京都这样的大城市的公共场所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我不应该恐惧“说错话”,不应该什么话都不敢说了,不应该看大街上的人都是密探,不应该时时担心神秘可怕的“查水表的人”说出现就出现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这个“人”有问题了,而且还是大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咱们中国人其实大家内心都潜藏着这个恐惧,它已经成了我们无意识深处一股左右着我们言行的强大力量,我们多少言行我们以为是自己的、自主的、自决的、自由的,其实不然,是它在命令我们那样做,我们不那样做,我们就会感觉到“密探”和“查水表的人”在到来,严重一点的还可能会觉得那边那几个人他们就是了。绝对不是只有我的同事们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权力侵害和政治侵害的“成功”,我们何以不是自己,不是“人”,而是政治动物。所以,真实、深刻、博大地揭示我们中国人这一灵魂秘密,把我们这一“民族魂”暴露在阳光下的文学作品,是我们需要的,太需要了,同样真实、深刻、博大地揭示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如何就成了这样的,如何就会有这样一个魔鬼进驻我们的灵魂了的作品,是我们需要的,太需要了。
而这个《三个三重奏》,在我看来,对中国人受权力侵害、政治侵害如此深广这一事实,虽做出了一个要揭示的姿态,却终究只能算得上浅尝辄止。而且,我觉自己还从这部作品中读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东西,那就是作者本人在涉足这个可能有点敏感的主题时,内心也本能地有我这里所说的这种恐惧,同样也为它全权支配,结果,这部看似要勇敢地揭示一个伟大真相的作品,终于写成了他内心中那“高觉悟的人民”和“查水表的人”要他写成的或至少是在他们的许可范围内的那样一部作品,如果他不写成这样一部作品,那就会感觉窗外有“高觉悟的人民”在偷听,“查水表的人”正伺机而动。细心的读者读这部作品,还会感觉到它还有一个野心,那就是能够让作品的主题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甚至于触及到宗教的层面。但是,我想,完全可能是因为作者并未觉察的对“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的这种无意识中的担心,还有敬畏,如对神一般的敬畏,其形而上学的思考和宗教思考,前后左右都没有超出“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的划的圈子,定的框子,设的套子,致使这部作品野心不小,架势摆的很大,作品出版后的炒作更是作得到位,实际上整个透出的只能用两个字来说——平庸。
说到我们内心都有这个对“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的恐惧和敬畏,我个人觉得针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也可能涉及了到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当代文学作品整体而言,不管多么前卫和勇敢的作品,其内在都在一种决定性的程度上输给了作者内心中这个“高觉悟人民”和“查水表的人”,输给了这种恐惧,这是我们当代文学虽然优秀的作品不少却整体而言存在着那样重大的、致使我们无法不对它整体不满的缺陷的原因。中国未来的作家们,如果要写出超越前人真正伟大的作品,直面和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类恐惧,正视自己灵魂中这类软肋,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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