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擊心靈的殘酷真理

1946年7月4日，在波蘭的凱爾采，一名波蘭暴徒在一天之內殺害了42名猶太人。7月10日，羅茲的許多工廠都召開會議譴責凱爾采屠殺案的罪犯。人們很不情願地在公開譴責聲明上簽字。儘管如此，這些譴責聲明還是在第二天被登載在各大報紙上。這導致了多起抗議罷工。一開始人們要求更正“關於工廠工人聯名簽署譴責聲明”這件事，隨後要求釋放被譴責的罪犯。

這件事可以看作《鄰人》這本著作中一直在探求的波蘭—猶太戰時關係真相的一個縮影。猶太人一直被視為共產主義的支持者，在這件事當中似乎也可以作為藉口和理由用來抗議共產黨對波蘭的管制。但這顯然不是根本原因。

如果要追溯波蘭—猶太戰時關係的源頭，或者確切地說波蘭的反猶主義源頭，恐怕要談到中世紀時猶太教的祭祀謀殺，用天主教徒的血來做猶太逾越節薄餅的傳說。無論這種祭祀是否真正存在過，傳說已從恐懼到偏見，最後演變成幾個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仇恨。這種仇恨在近代國際關係史中被鎖進了潘多拉魔盒，卻又被波蘭在近代史上的苦主德國人和蘇聯人聯手打開。於是，反猶主義的魔鬼再次現身。

當然，用對猶太教血祭儀式的反感和偏見來解釋波蘭人的反猶主義顯然是片面和兒戲的，而在近代史研究中許多歷史學者所秉持的“猶太人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觀點，即使不認為是對真實歷史的刻意迴避，至少從相當程度上證明了這種史觀恰恰揭露了某種歷史真相：

這個真相是猶太人在波蘭境內並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的支持者，至少與波蘭人普遍與德國國防軍合作相比，猶太人與蘇軍的合作並不具有普遍性。也許正是這種在“通敵”程度上的差距讓波蘭人在潛意識裡產生了某種負罪感。這種負罪感在一種崩亂的社會大環境中受到畸形的發展，惡意的引導，由負罪感產生怨恨感，並最終導致類似“殺人滅口”的結果。與此相類似的，就是在戰時曾經幫助過猶太人的少數波蘭人，他們刻意隱瞞自己的經歷的原因在於恐懼，而恐懼的根源在於他們（幫助者）的存在，是屠殺暴行和掠奪被殺猶太人財物行為的目擊者，也是良知的拷問者和譴責者。

這種“通敵”行為讓我聯想到權力的共謀者。但是把這些暴徒的行為歸納為“共謀行為”無疑是一種抬舉，至少這種“共謀”並不是像精英階層那樣有意識有目的地選擇性合作。這種行為更大程度上是源於一個長期遭受戰亂和大國壓迫的小國裡的社會生態：秩序失常，道德淪喪。在這個混亂、脆弱的社會體系裡，佔絕大多數人口的底層農民，他們的流氓性在無產的生存狀態和特權（有別於精英階層的權力共謀者對秩序下的權力的追求）、物質利益（從被屠殺的猶太人手中優先獲得他們的財物）雙重引誘下被鼓勵和縱容，直至被放大。

無產者的烏合之眾和流氓本性雖然不是天生的，但缺少文明的生活方式（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讓他們的人性得不到滋養和撫慰，而一點點野獸嗜血般的誘惑就可以讓他們放棄他們從未感知過的文明的原則而投入獸性的懷抱。

流氓無產者的原則是沒有原則。他們當然會選擇特權而不是坐牢。同樣也不會反抗暴力，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暴力。所以說波蘭—猶太戰時關係本身就帶有宿命性。這種宿命是源於波蘭這個國家長期的苦難、社會的潰散和秩序的混亂。在這樣的環境裡，即便是一個正直的文明人，也會暴走，也會不知所措。

發生在波蘭小鎮耶德瓦佈內的大屠殺，只是一個國家苦難歷史的反光。在這段反光中，譴責任何人都是無濟於事的。只要反光繼續存在，悲劇就還會不停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