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一枝傲苍穹 一一浅谈郭沫若与科学思想

从人类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与自身命运攸关的两大工程，即探究自然规律和探究人类社会规律。前者所形成的就是例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和生物等自然科学，后者所形成的就是包括历史、考古等在内的社会科学，而这两者的发展都离不开指导科学之发展的科学思想的基础性作用。
怎样理解科学思想的意义呢？如从哲学范畴来看，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命题，但究其根源，还是可简单概括为从具体科学探究和科学发现中所获得、经过实践和实验所检验的、具有对科学发展普遍性意义的科学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的规律性认识。这就具备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即在认识论而言，科学思想是人类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性总结；于方法论而言，她又是我们这个文明物种从千变万化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中如何找到稳定的、具备预测性的规律的认识途径。而正是从这个范畴来看，我们可把科学思想简单地概述为“在辩证思维中求真”的过程和认识途径。
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日益证明了科学思想的重要性。自伽利略创造性地运用自制望远镜发现木卫星、太阳黑子等天体和天文现象之后，《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就在世俗世界中生根发芽。如果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将神学家的理论从无机世界请了出去，并且在运用其规律性认识得出存在海王星的科学检验成果之后，那么，拉马克等所提出、达尔文所完善并且提升的生物进化理论则带给有机世界以巨大活力，并日益冲击着社会和旧道德。物种变异与遗传、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学说、性状分歧与物种延续等科学思想不仅为生物学、地学和宇宙学带来了新科学的革命，也给社会科学领域开创了研究历史和人类的新视野。
但正如一切意识形态的特征，科学思想也具不可逆转的特点，即总是在愚昧中传播、在一两个先知般人物的倡导下走向辉煌、在别有用心的攻击下被暂时淹没，但同时也具备再次辉煌、再次强大的能力。具体到中国而言，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所遇到的挫折、困局都不仅和大时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与作为科学思想的代言人的个人素质和生活实践都密切相关。

细细推究起来，传播科学思想的中国人自然要提魏源、严复等人，但要具体到有自己的见识和论述、并经得起检验的却是后来者。

作为从专业上传播科学思想的大师级人物首推鲁迅、胡适和郭沫若。
鲁迅对中国文化研究、对传统“国学”有一定的看法。也唯有此，他才能对科学更加看重。在他杂文中，对所谓“国粹”比喻为脸上的“毒瘤”唯恐不够，对科学思想的传播更大声疾呼。我想，只要是读过他杂文的朋友，这一点无需再旁征博引，因为这是鲁迅最基本思想之一，虽然有失偏颇和错误之处。

至于胡适，从传统徽学角度，他可谓是考据学的代表，他对科学的理解是很直接的，即“拿出证据”来对待历史；但他也是新时期中传播者，并且与鲁迅将“科学”视为国民性精神的构造有所差异的是，胡适的科学思想观是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的。晚年胡适主持 “中央研究院”工作，他不顾国民党内抱着“国粹”、“国学”的御用文人恐吓，引用巴斯德的话发表了这样言论：“我们为什么失败了？并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科学不让人！我们的兵工厂由没有知识的官僚在办，不是由科学家来办……”（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卷2663页）国民党御用文人、“新国学”代表人物徐复观用卑鄙语言来抨击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台湾《民主评论》第十二卷）。
当然，对“中央研究院院长”发表这样语言没有国民党高层一些人的支持，徐复观是没有胆量和能量的，但胡适面对“围剿”不为所惧，他认定在中国历史有自己的“苏格拉底”，即自由讨论、反复求证、举证怀疑和得出结论，与那些认为他是崇拜西洋的不同的是，他认定中国年轻一代人没有必要在西方控制话语权的时代中妄自菲薄，因为古来文化，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系统性哲学已帮助中国人开始了“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新世代》第四卷第8.9期）。
但令人遗憾的是，胡适这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杰出思想家、近代科学思想的传播者却倒在被设计好的语言“围剿”中，在他死后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攻击他是颠覆“中国王道文化”和“既有道德”的“罪人”，甚至说因为胡适从多方策应大陆、希望 “马列主义一统中国”，所以对胡适“举‘岛’声讨“云云。这可谓哲人已逝、群宵作乱！

鲁迅在传播科学思想中被围剿，胡适献出代价，那么，相较而言，更具备科学训练的郭沫若又是怎样看待科学思想的呢？

郭沫若是一位在中国原不存在质疑，但也如同胡适等人一样，被渲染和歪曲的杰出人物。他早年是青春诗人，是北伐战争中的政治部领导者，是南昌起义中的政治部主任，也是中日战争期间领导文化界运动的三厅厅长，更是新中国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人。但无论哪个称呼，都不仅仅体现了郭沫若在这位领袖人物心目中的地位，更说明了郭沫若具备举足轻重的历史和科学意义。
如果不算其他职务的话，我倒是觉得对于后辈晚学的我们而言（对他同时代的人自然不可做如此要求），郭沫若所担任的中国科学院院长所获得“老院长”的称呼是对他最好、最合适的称谓。这不仅是因为那时中国科学院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数理化学部、地学生命学部、技术科学学部在内的完整、系统的中国最高科学研究和发展机构，而且是因为这样的建构其实真正折射了多方面、全方位发展的天才、郭沫若老院长的人格特点。
郭沫若学贯中西、文理兼备，他所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不仅仅是他在革命岁月和战争期间所积累的履历，而是因为他的学识之丰富、科学之完备不要说举世罕见，就是以我国历史而言，都是很难有人望其项背的。

不过，既然我们谈科学思想，而且既然科学思维是求真的、思辨的，那么，怎样看待现代社会对郭沫若的一些不公平评价呢？这恐怕是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任何伟大的人物也难免被质疑，当然，对郭沫若的质疑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而言的。前些年，余英时肆意攻击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作品。这事情不仅已被社科院的诸位同志所关注，而且专家和学者来揭露了余英时这站不住脚的谎言。当然，如果我们看看余英时之流对郭沫若的批判和侮辱般的文字，就不仅仅会感到这些文字与徐复观之批判胡适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政治用意之恶毒可谓昭然若揭！他们所批判的郭沫若，是那个在国民党一党独裁中呼吁民主的郭沫若；他们所批判的郭沫若，是那位跟随人民选择了真正民主道路的郭沫若；他们所批判的郭沫若，是那个真正集成五四精神、歌颂民主和反对封建文化的郭沫若！今天，站在反对祖国统一、恶语攻击真正共产党人的余英时等人的“学者面目”已被“政客面目”所取代，他们在历史而言不过是一群摇笔污蔑、靠着“反真正之民主、侮中华之脊梁”的文字而获得一些势力给与的面包渣的“食客”罢了，而他们对真正共产党人的攻击、对郭沫若的攻击，也不过是这些伟大人物正确选择的一个反证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已明白郭沫若被攻击的原因，即追求光明的他认定周总理为代表的真正共产党不仅是五四精神的代表者，更是科学和民主的代表者。在这里我倒想诸位“政治食客”对郭老的一个攻击。郭沫若自己选择化作“肥田”肥料，去滋润大寨土地。“食客”说这是“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到死效忠”。我想，如换成郭沫若在生命最后时刻还在选择为人民效忠、为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效忠才是最合适的。而且，对于一切有志于探索和追求真理的人而言，清楚地看到哪些是真正的共产党，哪些是打着共产党旗号、却实际上从事着破坏党的根基的“假共产党”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一定时间内，“假共产党”往往更具迷惑性，他们或身处高位，如同向忠发之流；或虚情假意，如陈公博之辈，但最终还是被历史所淘汰，而恰恰也是历史的科学。

同样，我们必须看到郭沫若的科学思维对中国科学事业发挥了怎样巨大的作用啊！众所周知，民国时我国科学不仅起步晚，且效果小。例如对古鱼类研究而言，丁文江早在1914年就在面店村玉龙寺剖面发现志留纪鱼化石，之后1937年前后他与王曰伦将其确定为甲胄鱼类头甲鱼属，但这一珍贵的化石却在当时科学条件下被确定为泥盆纪晚期，而且这些化石还在动荡的时局中被遗失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对湖北锅顶山组武昌黄砂岩中的中华棘鱼进行更有效的研究，无颌鱼化石陆续出土，进一步为我国提供了肉鳍鱼类的辐射途径。通过这一案例，不也是可以对比出新旧中国的差异吗？！
郭沫若作为科学院院长，对支持和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有着巨大贡献的。我们就不举两弹一星、百万次计算机和拯救了亿万生命的生物化学等众所周知的事业为例，但就古生物领域而言，也是震古烁今。《中国古地理图》的编纂、胡氏贵州龙与何川马门溪龙等珍贵化石的发现、对珠穆朗玛峰和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综合科考、不同地区地层古生物手册的出版发行、轰动世界的西峡恐龙蛋化石、微体古生物领域中使用扫描电子显微技术……等，这些成就当然都是在以周总理为代表的真正共产党人领导下实现的，但能够没老院长的努力与成果吗？
“考察须弥，视同芥子，压倒东风。纵炎阳射线，透传金石；巉岩剑锷，刺破苍穹；耳畔冰崩，眼前缺氧，无限风光在险峰！……看杜鹃杨柳，十分娟媚；鱼龙旱獭，百倍从容；笔颍狼毫，螺杯鹦鹉，画出联翩三叶虫！”当攀登珠峰、采集化石的勇士归来，这位科学界领袖多么愉快和欢欣呀！

郭沫若对中国科学所作的贡献，如从长久历史看，最重要的是他开创并支持了一种平等的充满真理探索精神的学风。

郭沫若担任院长期间，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管理别人，而是以学者的身份去参与对学科的探索和科学的研究。这不仅仅是个人素养的表现，更是一种在当时周总理等所倡导、“五四”所追求的人权平等的真实展现。
1977年3月31日，郭沫若阅读了一位叫做王宇信的年轻史学工作者就妇好与武丁时代的问题所写的信，之后在空白处3次写下自己看法 “你发现的九十是对的，将来在金文中也可能发现。”“妇好与母辛很可能是一个人，但如果死在武丁时，武丁不得称之为母。我看是墓是祖庚、祖甲时物。妇好在武丁死后似乎都在掌握大权。”“或者如后世的习惯，有意降在儿女的立场，尊称其亡妻为母。三及。”
要知道，在那时，中国科学院是采用在党领导下，学者自治的管理方法，但无论是什么时代，院长、学部主席对于那些很普通的研究者而然，简直是高不可攀的，而郭沫若以“院长之尊”对年轻工作者如此平等探讨是很体现那时科学工作和本人风格的。这些宝贵的科学工作的管理方法、与高素质科学人才进行交流的真诚体现是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和科学发展观念的宝贵经验和财富，也是科学思想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运用。

谈郭沫若与科学思维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要知道、明白他之所以在科学领域取得如此之大成就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他热爱真理、追求光明的杰出人格吸引了众多的帮助者、同道者。
郭沫若无论东渡日本还是主持战争期间考古和文化工作，亦或是中科院院长重任期间组织、完成的诸多大项目，都无法离开大时代背景。帮助他遍览日本所珍藏甲骨的诸位日本政界学界的朋友们，协助他在抗战期间工作的统一战线诸同志们，给与他帮助和支持的真正共产党人和热火朝天的人民群众们，都是郭沫若成就科学巅峰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从这意义上看，不仅任何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人民的产物，而且真正的科学、文学、艺术推动者恰恰是人民自己。
这里如果要再多说一点的话，就是郭沫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对待日本这个复杂问题上所体现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和人类的“爱”的精神。近代世界以来，武家政治时的日本浪人对中日友谊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而数次的中日战争更是让极端民族主义在我们两个原本充满友谊的国家滋生着。
是做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没有气节的、妄自菲薄的洋泾浜主义者？郭沫若给出的答案是让人感同身受的，即联合中日两国一切热爱和平的力量和人士，推动两个伟大民族不断了解、不断深化友谊认识。无论是在培育了亚洲半数以上诺贝尔奖得主的帝国大学期间，还是之后旅日期间，他都尽最大力量完成了这一使命。在1937年前夕，日本政治风云变幻，不仅西园寺公望这样的维新功勋被军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包括鸠山一郎、佐藤荣作等反对军部的年轻政治家也或是被投入监狱，或是被军部监视，甚至一定程度上天皇的地位也被军部所挑战。被誉为“战后最佳首相”的吉田茂此时要去看望西园寺这样的元老都不得自由，何况郭沫若这异乡人呢？！但他依然选择与反战的日本友人站在一起，公开出席各种活动。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中日战争还是不可避免了，但郭沫若对和平的呼唤获得了日本人民的赞誉。新中国成立后，他率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樱花之国，得到日本政界、学界和普通百姓的欢迎。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芨，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他晚年多次在家中会晤西园寺公一等在内的日本友人，畅谈美好未来，这样的精神难道不是真正爱国者的精神，难道不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精神，难道不是真正的科学看待国家间问题的科学精神吗？！

了解了郭沫若的成就、被质疑的政治原因和取得成就的因素，我想还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即郭沫若个人素质中文理兼备的特点。
凡是看过郭沫若著作的人，就会产生一种特点，那就是他的作品似乎在不同学科间纵横。2003年，中国科学院向社会推荐郭沫若翻译的《生命之科学》一书。这是一部让人震撼的著作。当翻看这部大作时，我感觉它不仅仅是生物学本身的作品，还蕴含着地质学、地史古生物学、解剖学、胚胎组织学、生物社会学、生物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能够翻译这样著作的人，难道不也是一位伟大的生命科学家吗？！诚然，郭沫若的文理兼备，使他的思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看到郭沫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不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所获得。
历史之所以和化学等一样是科学，就在于它充满了思辨和求真的过程，这就是需要独立思考。郭沫若的历史成就主要在殷商和两周考古方面，我们就举这方面例子作为说明。
这些年考古发掘，不仅认定《殷本纪》中的商王次序，同时也修改一些商王名称。但问题还不少，这就需要思辨。很多人都熟悉《礼记•大学》中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郭沫若《金文丛考》中认为，这段铭文是错的，因为所有的他能见到的甲骨没有这格言般的东西。对此，我觉应相信，毕竟在日期间，他所见到的大概算得上日本全部相关资料。据此，如这盘文字上面缺失，“兄”与“苟”相近，“祖”只剩下“日”，“父”则缺成“又”，得出这样结论：兄日辛 祖日辛 父日辛。相关的证据也是具备的，李亚农在《殷代社会生活》论述中发现铭文中的确有“祖日乙”等类似记录。至于有的人觉得为什么“兄”在前？其实如果还原铭盘的话就发现“祖”在中，而“兄”、“父”处于下位，这符合殷人的祭祀、追记传统。

“郭沫若与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中国”……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这里抛砖引玉，简单地为老院长做一番介绍，也即是本文意义了。文章临结尾之际，阅读诸位学者论述《郭沫若全集》名不副实，很多文章都没收入，有的朋友甚至考证了散落的文学、史学和考古学著作的数量。我没有从事这个工作，对这些用心的学者和朋友在感到用心良苦之余，也感到一丝欣慰。如果真有一天要重新修订、出版《郭沫若全集》，那么，不仅诸位同道所考据的佚文要收入，郭沫若在自然科学、翻译（从《浮士德》到《战争与和平》等文学名著到人类学、生物学等科学名著，郭老的翻译可谓灿然古今）、医学、书信、日记、书法等作品也要收入，而且老院长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对科学事业的管理文稿不是更需要整理一番吗？！
如果是那样，自“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之后，《郭沫若全集》估计得有“翻译编”、“自然科学编”、“书信编”、“日记编”和“科学工作编”了！浩瀚的文章足以让我们这些晚辈们叹为观止的同时，这难道不是一座记载着郭沫若科学思想历程和中国、尤其是1949年到1978年间的新中国风雨历程、奋发向前的文字瑰宝吗？！
当然，这个工程绝非一时、一个领域的学者们之能完成，但仅是想一想就不仅为我们华夏儿女和新中国有这样杰出的科学家而自豪，而且更是为提供一个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的认识的多面样本而愉快！

抚今思昔，老院长离开我们差不多有40年头了，这多年中，中国诞生了许多新事物，科学和文艺界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正如他所化作的绿色生命，任凭风吹浪打、天地翻覆，希望总是存在的，美好总是存在的！
这不禁让人赋诗一首，聊作对老院长的纪念吧！
赤县扶桑一身航，
民主科学记心间。
抛妇别雏肠欲断，
校场喋血骨愈坚！
歌咏人民真解放，
喜看科苑花盛开！
大寨芙蓉两相望，
东风一枝傲苍穹！


注：“抛妇别雏肠欲断”指郭沫若被迫在中日战争前离开在日本的妻子安娜和孩子们的温暖环境、投身于民族革命之中；“校场喋血骨愈坚”指郭沫若在1946年1月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而被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校场口毒打，郭沫若不惧生命安危，选择了更坚定的争取自由与光明的道路。“大寨芙蓉两相望”，郭沫若去世后骨灰撒在大寨，而他本人是“芙蓉国里”四川人，故是“大寨香国两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