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坦纳 | 《存在与时间》第一个罗盘：《海德格尔》

洛维特、伽达默尔和阿伦特都曾提及，那些没有亲耳倾听海德格尔讲座或亲身参与他的讨论班的人，对海德格尔的意图只能获得某种不完整的、甚至是扭曲的理解；阿伦特后来还称海德格尔的言谈举止犹如一位“秘密的思想之王”……

在乔治·斯坦纳看来，这些说法似乎暗示着一重古老的光环。海德格尔曾将苏格拉底认定为“最纯粹的”西方思想家，而表现这种纯粹性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他从不写作”，这正像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指出的那样，在逻各斯的追求、哲学的探讨与书写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冲突，一句话：文字扼杀精神。

我想，如果我们曾和良师益友（希望这四个字还有他最原初的意义）进行面对面地交谈，这种交谈又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认识基础之上，那么我相信在交谈过程中，我们一定获益良多，甚至是简单的一句话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也远胜于文本中呈现出来后的效果。

所以乔治·斯坦纳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存在与时间》尚未完成，并且像海德格尔最初设想的那样保留着打量的片段话语形式。从这本书开始，海德格尔强烈地批判了神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意义的超越性，而他在这本书尝试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旧词新用，并用合乎语言的语词变形反映出一种致思方向——要在一种持续存在的张力下，在没有神学因素篡入的情况下，铸造关于存在论整体的语言。

一．从语言开始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德语和希腊语语词的词源学进行了不遗余力地阐述或发掘；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构成了他哲学的基本运动。从某单个音节、语词或短语中开掘出它们的原初的、久已湮没的或受到侵蚀的意义宝藏，海德格尔意欲证明这种意义的封闭改变并危及着西方思想的命运，而这种意义一旦被重新发现，重见天日，就必然会使思想和道德的可能性得以复苏。

此外，在开始这项发掘工作之前，海德格尔希望我们重新“领会”语言的意义。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海德格尔关于“领会”的观点，乔治·斯坦纳给我们提供了一则关于赫拉克利特的箴言：

“不要过于匆忙地阅读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的著作。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路，没有阳光，四处昏暗。但是，如果你能找到正确的门径，这条路将把你引向比阳光更为辉煌的境界。”

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领会”的原创概念是“体验”，它是对被感受到的不可思议的状态的认可。为了得到这种“体验”，我们需要将普通逻辑和未经检验的语法悬置起来，以便“倾听”那种在习惯和分析的可靠性语言之冰层下面沉默已久的理解的声音，并“沐浴在它们的光芒之中。”

举个例子——

在拉丁语中，词根-cor-或词干-cordis-都意指“心”即heart。这个词根在英语单词recording中居于中心的位置。该词的字面含义是“记录”、“录制”，但如果我们把它改写成re-cording这种形式，它便毫无疑问具有“返回内心”的意思，正是“返回内心”唤起并照亮了真正的思想。

这种例子在《存在与时间》之中，比比皆是。

二、关于存在和在者等若干基本概念

1/

“哲学是什么？”

自从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来，传统哲学的阐释的一向都是以这个质问作为开端；然而海德格尔偏偏另辟蹊径，他问的问题是：

“它要问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哲学，是什么”

海德格尔将我们的质问焦点从“哲学”两字转移到“是”和“什么”上面，他强调在对询问的对象——哲学——作出规定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谓词（是）和对象化过程（什么）进行严肃认真地探讨。

并且，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不仅是某种理性的东西，而且“是理性的诗集看护人”，而看护人肩负着主动保管的责任，任何仓促的反省都会带我们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引入“理性”或“合理性”等概念来讨论哲学或存在，只不过是用一种未知来代替了另一种未知罢了。如果我们要问：这种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whatness）——是什么？我们应该要求这个词主动揭示它自身。如果我们不去仔细地倾听，只是将某种先在的、现成的分析模式强加给所询问的对象，这种揭示如何可能呢？

海德格尔强调philosophia(希腊语词：哲学)本身内在地蕴含这一种自我陈述的力量，因此，说话的是语言，不是或主要不是人：

“如果我们置身于‘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之完整和本来的意义之中，那么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渊源的求索，我们便发现了进入历史未来的方向，或者说，我们找到了一条路。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条路，只要锲而不舍地坚执这一问题，我们便行进在一条被明确指出的道路上。”

2/

在这条道路上尉向我们揭示自身时，我们就已经被推到了一个中心——海德格尔称这个中心为树林的澄明之地，即这块树林中央的空地之中。为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弄清“存在”和“在者”这两个关键概念，它们是“照亮黑暗”火炬，引导着每一条道路。

海德格尔说：“凡在者都在存在中。”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个问题，海德格尔又加了一句话：“哲学所寻求的是，在者在它所是的范围内是什么。哲学是通向诸在者之在的道路，即通向与存在相关的在者的道路。”

在乔治·斯坦纳看来，莱布尼茨的提问与海德格尔如出一辙。

他问道：“为什么所在的或所是的是诸在者、诸存在物和物，而不是无？”

海德格尔问道：“那使一切在者成为了可能的存在是什么？”

海德格尔是一个被“是”（is）的观念所征服的人，是一个对实存的事实感到惊异的人。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关于存在的问题是“在一种极度绝望的时刻赫然耸现的，在这个时刻，全部物日益丧失了它们的重量，而所有的意义也变得蔽而不明了”。也许，当锋利的感觉辨别力的利刃洞穿各种物的表皮时，在一阵电光火石般的闪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存在问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是一场并且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质询，是一种连续不断的追问。

进一步来说，作为构成philosophia(希腊语词：哲学)的“存在问题”，其真正本质和任务“绝不是使诸物更加容易得到理解，而只能是使这种理解更加困难。”随之而来的是语言问题。

海德格尔提醒我们，一旦人们将“是”（is）变成使实体化成为可能的神秘物，并将它的语法系动词的日常功能掩盖起来，那么他们所追求的必定是一种幻想。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三个问题。

3/

第一个问题是：那些最重要。最根本并决定一切的概念，即那些关于存在的概念，竟然受到了如此强烈的腐蚀，这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对‘对存在的遗忘’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西方人——特别是都市中的人——的状况究竟以怎样的心理方式或物质方式体现表现着这种对存在的遗忘？

第三个问题是：存在特性是否在总体上已经消失于人类可以企及的范围之外？

在海德格尔撰写的书信《论人本主义》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存在”和“在者”的适用范围：

“存在是什么呢？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将来的思想，即那种行将到来的思考，必须学会对它的体验，必须学会将它说出。

存在不是上帝，不是最后归宿，它离人最近。其它在者——岩石，动物，天使等都不能比人更接近存在。因此，对人来说，存在是最近的东西，但这个近处对他来说，也是最遥远的。”

后来，理查森对海德格尔的讨论进行了评注：

“存在不是某个在者，因为它是能够使诸在者呈现于个人和人们眼前并使它们和人相互呈现的东西。”

最后乔治·斯坦纳引用了列维纳斯做了总结。

“人类生存的决定性特征和根本的事实就是对存在的领会。人就是一种领会着存在的在者。”

三、从“异化”到“常人”到“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所是的那种在者被消融在大众之中，从而被贬低为集体的、公众的、畜群般的“常人”中的“一分子”时，这里的“常人”并不是名副其实的诸在者的总和，而是许多“个人”的总和。这种“常人”状态即自我异化状态，我们将自身交付给众多的他人，而这些他人又是没有确定性和自觉性的现存。

于是众多的他人建立起来一种不易察觉的统治，尤其是在一个消费社会中，正是在远离存在、平均状态以及同一低下水平的情绪和表现等“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公众意见’。在这里，任何精神上的突进都不声不响地受到镇压，任何新奇之物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为人熟知的东西，任何秘密都丧失了它的力量。”

与此同时，“谈话”这个词充满了渗透性，它囊括了层出不穷的飞短流长和闲言碎语、喋喋不休的新奇谈论和陈词滥调，囊括了连篇累牍的行话土话和浮夸言辞，并以“粗制滥造”的形式扩散到我们的写作之中；甚至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和“常人”进行谈话时，对于他来说，那种私下的东西立刻公开化，这种公开化促使“这个人”形成一个理解的幻觉，使他感到似乎真的把握到了什么东西，由此，在这个社会中，在各个角落里，与他人共在着的此在便出现在一间充满无休止的、空洞无聊的谈话的回音房之中，他们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虚假交流，并且乐此不彼。

然而，海德格尔并未完全否定“常人”的这种“沉沦”或“异化”状态，他反而认为“沉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性质，它勾勒出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现象世界之间的关联的特征，任何对“存在”的认识和探讨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让人摆脱这种“沉沦”状态。因此，“沉沦”的肯定性在于，正是它使“此在自身所具有的一种基础存在论”得以显现：

首先，作为一种是其自身的本真可能性，此在总是从其自身向外沉沦，它沉沦于这个“世界”之中，而“沉沦”于“世界”意味着沉浸于相互共在之中，而我当我们讨论这种“本真性”变成了“非本真性”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将“非本真性”等同于不再在世，毋宁说恰恰是一种特殊的在世之在。

海德格尔先是批判了“异化”，而又重新肯定了“异化”，这种大胆的二律背反使得他与两种关于人的沉沦的著名模式——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大相径庭，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由于此在的“非本真状态”，由于“常人”、“谈话”等的存在，此在才意识到它自身的丧失，它才能够为回归本真存在而奋斗。

而后，海德格尔总结道：“本真的实存并非是某种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之上漂浮的东西，而是对这种日常生活的有所作为的把握。”

四、“存在”与“时间”：死亡

“时间性造成了此在之在的原初意义。”

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因为“在时间中”，此在才可能遭遇到在世界中的各种在者，进而意义才能被归结为种种在者的现实，归结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内容，归结为“一般存在”这样的存在论目标。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可以推测出海德格尔的来世学观点（我们在一开始谈到，海德格尔坚决地摒弃了神学立场，然而讨论到这里，我们发现，他还悄无声息地走向了另一种“神学”）：

只要此在还未到达其自身的终点，它就仍是不完满的，即在此在尚未完成它的总体性之前，此在才具有接近存在意义的途径，而这种终点是此在“在时间中”的死亡，因此：本真存在是一种走向死亡之灾。

一个人的死亡时常在他人的需要和记忆中复活，这意味着死者可以比生者离我们更近，与我们的联系也更为亲密，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此外，死亡还具有不可让渡性，即便是一个人为他人牺牲了自己，这个“他人” 的死亡既然是“他”这个此在必须自身承担起来的东西。所以，只要死亡确实“存在”，它必定属于我自身。

时间性具有三种模式：过去——现在——将来。

海德格尔要求我们队这一老生常谈的结构进行重新评价，他认为德语中的“过去”（Gegenwart）并不是一种死板的、被动延伸的、固定的时间维度，相反它是未来的根本动因，即它是关于本真存在（此在的实存目的）之筹划的根本动因：

“如同此在是本真性的将来的东西一样，它也是‘曾在’。对一个人之最极端和最本己的可能性的期待，就是通过领会返回到一个人的最本己的‘曾在’。”

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注意：过去-现在-将来是一种相互繁衍并可重新解释的循环，正如我们的终点曾经是完美的，“此在只有存在，才能成为曾在。”

五、未完待续的结语

关于乔治·斯坦纳的这本书《海德格尔》，我已经总结到了第四部分，只剩下最后一部分——海德格尔进一步讨论了“存在的遗忘”是如何发生的？而在分析“存在”是否彻底远离了人类的前景认识的时候，他又回到了词源学的挖掘上，并将讨论的焦点从词源学转移到了诗人身上。关于这一部分的讨论，我打算放在第二篇文章里讨论，因为在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诗人何为》中，他借里尔克和荷尔德林的诗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海德格尔》这本书的结尾，乔治·斯坦纳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做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式的定义，而对这种模式的依赖意味着它不可能提供一个彻底的最终的答案，所以迄今为止，任何关于存在之实际意蕴的明确限定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海德格尔迫使人们对思想这个概念重新作出认识，这是只有第一流的思想家才能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挑战，在这一方面，只有维特根斯坦才能与之比肩，因此：

“对问题的追问正是对精神的最高礼遇；抽象思想既是人类精神的超卓之处，也是它的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