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自由不易，卢茨·赛勒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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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夏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无声无息地分崩离析......然而，在东德北部、波罗的海上的希登塞岛，这分崩离析却悄然不为人知，岛上的人们几乎在昏睡状态中度过了东德最后的日子。”
这样一座远离纷攘、与世隔绝的小岛吸引了一批“三教九流”的人——有搞艺术的、有搞学术的、有远离社会的边缘者、还有白日梦者——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向往着自由。这其中有一位叫卢茨·赛勒，1988年他第一次登上希登塞岛，并立马被其迷住：“我当时就想，今后一定要再来这里。”
多年之后，依据自己在岛上的见闻和在克劳斯纳饭馆的打工经历，卢茨·赛勒写作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克鲁索》，这部“层次丰富的哲学小说” 以一段被人遗忘的东德历史为背景，讲述了有自杀倾向的主人公艾德在岛上获得的自我觉醒以及在精神领袖克鲁索的引领下，岛上众人如何从诗歌中寻求内心自由与安宁。
虽然卢茨·赛勒在“小心翼翼地降低小说叙事的真实可信性”，其文本中的诸多意象与情节都影射了东德现实的政治社会状况，并让人联想到类似主题的虚构小说。在《克鲁索》中，希登塞岛是通往自由的驿站，是精神的乌托邦，是远离压抑的政治机器、享有“治外法权”的边境之地。而《克鲁索》提出的哲学命题也直指当下——究竟如何才能获得自由？
撰文 | 林晓萍
克鲁索在和艾德研究真理地图的时候认为，那些官方标注的地图其实一直在撒谎，“比如那些从来就不正确的距离，伪造的海洋面积，伪造的宽度，伪造的地平线，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那些决心离开原有的生活，逃离东德，穿越海洋，跋山涉水而来的人，用自己的生命走出了一条亡者之路。
克鲁索认为这些伪造的地图瞒过了众人追求自由的眼光。他决心画出一幅真正标注出自由的地图。那些在官方地图上遥不可及的目标——丹麦还有墨恩小岛，在克鲁索的地图上看起来却近在咫尺。而这自由的驿站便是希登赛岛。
这个故事以一段被人遗忘的东德历史为背景，诗意地书写了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年轻人自我觉醒的历程。同时亦实亦虚地展现了当时边境内的自由之乡——希登赛岛及其精神领袖克鲁索的心路旅程。
希登赛岛——这个突出在海面上的“海马”形状的乌托邦——是一个自由的瞭望塔。作家克里斯托弗·海茵（ChristophHein）的小说《探戈舞者》（DerTangospieler）中的男主角就曾经在这个岛屿上旅行。汉斯-彼得·达洛从原有的生活中逃离，来到希登赛岛，并且在这个看起来特别像一个搁浅在礁石危岩之上的巨船——克劳斯纳度假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不仅如此，如果读者愿意考虑《克鲁索》叙事的真实性的话，还应该考虑到卢茨·赛勒1988年的时候也在克劳斯纳做过洗碗工。这位出生于1963年图林根的作家和《克鲁索》的男主角艾德·本德勒一样都曾经踏上这个岛屿，走近克劳斯纳。
这位24岁的哈勒大学文学专业学生艾德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女朋友G。不久之后，女朋友留给他的那只猫——马修——也离他而去。他对女朋友仅剩的那点念想最终也消失了。艾德陷入强烈的孤单境地——他觉得无法与幸福建立任何联系。因此艾德决定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乘车前往希登赛岛。艾德想要在那里至少度过一个夏天，期望可以为自己已经消解的存在寻找救赎。
超越时间的岛屿
一切不安都被隔绝在外
《克鲁索》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的卢茨·赛勒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借用，将虚构的超越时间的故事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东德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艺术性地结合。初次阅读卢茨·赛勒的人肯定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真正进入赛勒诗意语言的节奏之中，才能随着他漫步在语言的田野之上，感受自由的神韵。
艾德动身来到希登赛岛的时候正是1989年的夏天。那些当时动身逃亡，试图越过边境线的东德人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艾德都亲身经历：如果想要到达波罗的海的北部前哨希登赛岛，他们必须经过重重关卡，经受盘问和无尽的刁难。当时东德国家机器神经质般的紧张可见一斑。
这是那个动荡年代的开端。但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希登赛岛上，一切不安都被隔绝在外。唯有那台年代久远、缺胳膊少腿却异常执着的收音机维奥拉是克劳斯纳“诺亚方舟”与外界唯一的联系。那些透过维奥拉传来的匈牙利的逃亡对于这个世外桃源来说反而像是虚妄遥远的钟声。他在失意落寞中来到这座孤独的岛屿，走进克劳斯纳，成了那里的洗碗工，作为“星期五”遇见了他的人生导师“鲁滨逊·克鲁索维奇”。
在艾德看来，这位和“鲁滨逊”类比的克鲁索是希登赛岛上的无冕之王，是岛上的精神中心，是克劳斯纳方舟船员的精神领袖和带头人。克鲁索的智慧能够使两人成为师徒，但并不足以导致小说后来两人角色的倒转。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还在于他们的相似性：克鲁索是一位苏联将军的儿子。他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因为一次演出事故过世。之后他便来到了希登赛岛。
丧母之痛并不是克鲁索唯一的痛苦。他的姐姐索尼娅同样也是这个制度下的牺牲者——她死在了波罗的海海滩。克鲁索被无情地抛弃。同样失去挚爱之人，同样都极度热爱诗歌——这些相似之处使得艾德成为克劳斯纳船员的一分子。克劳斯纳的员工是一个大杂烩，是当时东德社会环境的一个缩影：这里不仅有嬉皮士乐队和类似于宗教的团体，甚至还有文学小圈子——当然，带着点文学的加工。
那些在克劳斯纳工作的人三教九流都有：一个写过哲学博士论文的外号叫做“兰波”的人；写过社会学博士论文对于“古代”十分迷恋的“卡瓦洛”；还有那些社会的边缘人，那些想要到希登赛岛上寻求自我自由的人。沙滩上是那些警犬和巡逻队；克劳斯纳里面的是这些自由人。
诗歌是一种救赎
寻找内心的安宁
诗歌是一种反抗，同样也是一种救赎。克鲁索对于自由的定义绝不是简单地帮助无家可归的避世之人通过致命的波罗的海，前往丹麦，而是希望这些遭逢船难之人能够有朝一日在诗中寻求到内心的自由与安宁。克鲁索先将这些人安排在黑色营地，然后为他们提供“圣汤”，希望通过这种象征着永恒的汤与火为这些逃难之人提供温暖，使希登赛岛成为他们新生命的开始。克鲁索的这条自由之路还包括洗身和工作——当然，工作仅仅是自愿行为。这种极富有宗教意味的仪式之目的在于能够让这些人在这个作为藏身之地的希登赛岛找到自我，倾听内心的声音，顿悟内心的自由，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够带着这种经历回归陆地，直到有一天量变突然引起质变——“人心中的自由突然大到超过周围环境的不自由，那一刻……将会是一次巨大的震动，雷鸣般的一次心跳”。
克鲁索的想法被卢茨·赛勒翻译成为一种无与伦比美妙的语言，而小说语言在译文当中仍旧不失韵律。但在这种自由韵律的美感中，依旧可以发现作者还是在小心翼翼地降低小说叙事的真实可信性。
赛勒在访谈中也多次提到，不应将《克鲁索》看做是那个特定转折年代的小说。《克鲁索》只是一部关于自由的故事。这极有可能与赛勒在东德的经历有关。虽然小说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甚至于到现在希登赛岛上还有一个名叫克劳斯纳的度假村，但是小说从一开始就通过克鲁索这个与《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相近的名字建立了两个作品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克鲁索》与其他文学作品的相似性都在不断坐实小说的虚构性。例如，《克鲁索》中有大量关于边境巡逻警察的暴力、作为社会边缘人的逃难者和他们走过的死亡之路的描写。这些都会让人想起科特·德拉维特的小说《我曾将我的影子当做他人并且问候》。甚至于在国家机器蛮横介入克劳斯纳，自由的诺亚方舟沉没之时，克鲁索感受到的混合着无尽绝望的愤怒都会让人想起德拉维特的如寒冰般刺骨的愤怒和令人胆寒的恐怖。
不仅如此，那个虚无的克劳斯纳和希登赛岛不正是乌维·科尔比在小说《谎言》当中描绘的虚构的回忆，那些死于逃难途中的遭逢船难之人不就是那些东德秘密警察档案中可笑的数字吗？甚至于小说结尾的后记中关于卢茨·赛勒对当时逃难失踪者的调查也是被安排在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艾德的名义之下。或许时隔多年，东德的作家仍旧摆脱不了当时东德文学作品政治审查时的梦魇，依然习惯将思想诉诸于一场关于真实性的游戏。
将《克鲁索》称为一场文学上的捉迷藏游戏，并不是一种贬义的批判。九十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如果想要回顾东德三四十年之前的生活，想要知道当时东德的社会政治状况，想要知道当时人们的境遇、思想、行为方式以及如何被压迫和如何进行反抗，甚至于想要知道当时的自由“看”起来、“闻”起来、“尝”起来如何的话，还是得翻阅像卢茨·赛勒的《克鲁索》和乌韦·特尔坎普的《塔》这样的小说。
就像文中的艾德最后那样，卢茨·赛勒其实也只是在记录克鲁索努力在克劳斯纳建立的自由。用文字将现在与过去建立联系。这样的话，哪怕自由仅现于乌托邦，哪怕自由的诺亚方舟——克劳斯纳已经被人抛弃，哪怕人生会遭遇种种浅滩困境和不自由，用文字描绘出的自由终究会变成种子，撒播到每一个人的心田。然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终有一天，自由的花会开；终有一天，自由的乌托邦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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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首发于“有时书评”。作者：林晓萍；编辑：柏琳 彭丹 西西。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