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莱的《好奇的故事》

如果去掉开头和结尾的侦探外壳的话，我觉得这本书会更有诚意。当然了，作者已经试图谈论很多东西，那是远远超出了作为政治概念的第三世界小说所能分享的东西。我想起谢莫斯·希尼在《诗的纠正》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到的观点：“诗歌的这种纠正效应来自它是一种一闪而逝的替代物，是一种被否定或不断遭到环境威胁的可能性的揭示。” 此书的政治背景当然不可忽略，但如果说它不可忽略地是政治的，也仅仅是就它作为一种天然地比英格兰同时期的书斋抗议更具现实性而言的，是就米沃什、北岛、希尼相比奥登、拉金而言在悲剧处境上的真实性而言的。因为政治影响了人们的爱情，社会制度的变迁提供了关于“失而复得”的爱情的外在框架，于是“一种爱情初始的混杂感，即当时正在走向终结的爱情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阶段。她是她，她又不是她。她是你的，她又不是你的。她是陌生的，虽然每一个细节你都触摸过。她人在那里，又似乎在别处。不忠实的一种忠实，转瞬即逝……”。同时，作为一种想象性的纠正或偏斜的力量，文学为铁幕下分裂的欧洲贡献了最初的统一的图景：“平原一半被雪覆盖了。不太清楚现在到了什么国家。他好几回想到统一的欧洲，在伟人构想它之前，雪已经勾勒出了它的模样。” 而使卡达莱最终进入文学殿堂核心的，是他的作品与《堂吉诃德》的互文性。整部小说都是《堂吉诃德》的注脚，“寻求尚未发明出来的爱情，就像志愿充当病人，接受在他们身上进行可怕的新药品实验。”贝斯伏尔特和罗薇娜的经历正好是安瑟伦与卡米拉的故事的翻版，“那个故事就是一种模式，像一种定时炸弹，成百万的夫妇，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罢，都从上面经过。”而独创性的地方在于，卡达莱提供了《好奇的故事》的另一种解读，即故事中没有一个无辜者，没有一个欺骗了别人而没有遭到别人欺骗的人。哪怕是洛萨里，看似他在一桩风流韵事收获了爱情，实际上，他却被重新解读为是一出戏中的一个被观看的角色。于是整个情节发生了出人意外的颠倒。以至于罗薇娜渐渐也意识到，不管她如何行动，最终都要怪贝斯伏尔特，她背叛他也好，不背叛也好，她交到男性的情人也好，交到女性的情人也好，最终都是贝斯伏尔特惹的祸。 跟堂吉诃德的类比使这本书产生了奇异的顽皮性。他不再是一位登徒子，一位弗兰茨或莫罗意义上的反抗者，而是一位爱情的哲学家，一位爱情的旁观者。他寻求发明一种新的处境，一种新的原则，在那里没有背叛，也没有分手，夫妻的关系结束后，可以重新演化为一种交易的关系，嫖客和‘应召女郎’的关系，或许，一种‘死后’的关系。而我们观看着这出戏，作家写出这出戏，制造了一种滑稽的偷窥感，从而使自诩能战胜风车的贝斯伏尔特也成为一个喜剧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