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访谈：江南的细致在我身上蔓延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青年学者胡桑，201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而他竟然推出了一本有关江南生活的散文集《在孟溪那边》。究竟是什么驱使他写这样一本书的呢？

1981年，胡桑出生在浙江省北部德清县新市镇，这里是临安北郊、京畿之地，又是京杭运河中路必经之处，为运河沿岸重镇，商业繁华，物阜民丰，为南宋文人寓居游冶的佳地，钟情乡野的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不胜枚举。

然而，这个存续了千余年的古典江南，包括其腹地这个被称为“孟溪”的故乡，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于是，胡桑开始试着在语言世界里创造另一个故乡。

“在漫长而悠缓的童年岁月中，一些事物无时无刻不触动着我幼小的神经：星空、植物、地图、村庄、雪、鱼和烟花。我在漫长的追忆中，去抚摸这些事物，并逐渐建造一些文字的房屋，让它们定居其中。”

同样是书写故乡，与描绘风土人情图、历数家乡变迁史的写作思路不同，如今生活于上海的胡桑，自知令孟溪已无法复返，他试图寻找的是一种讲述故乡的方式：“我希望自己是一名事物的赋形者，持续地以语言命名经验。就像普鲁斯特的贡布雷，马尔克斯的马贡多，乔伊斯的都柏林，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本雅明的巴黎和柏林，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

他绝不是怀旧主义者，或是在悼念一个世界的逝去。他书写的不是对农业文明的乡愁，只是极其偶然地出生在了经济发达的三角洲腹地的一个村落。“假如我出生在都市，我会以同样的语言方式去书写街道上、弄堂里、商场内部的那些繁复事物。”

胡桑带来的这一幕散文风景，是近乎文学地理学的精微测绘：一幅上世纪八十年代江南乡村的全景图。但又不满足于物的罗列与命名，他试图召唤的是事物在时间中的印迹以及曾经存在于世的气息。

在胡桑看来，江南的长处不仅仅在于温和，更在于细致。“这种品质慢慢在我身上蔓延，成为我理解事物的方式之一，甚至成为我写诗的标准之一：细致，或曰细致的幻觉。”

访谈

南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追忆自己的故乡？

胡桑：我想记录它。有些东西马上就要消失了，从我的童年到21世纪初，工业化进程加速，我们的村子在消失。以后大部分的人都生活在城镇，对乡村的直观感受会越来越少，我有可能是为这些人写的。我想在语言里为他们挽留一个村庄。

当时我写得很慢，几个月写一篇，完全沉湎在回忆里了，记忆中的那些琐碎事物全部淹没我。这个叫东升浜的小村落，只有十几户人，以前觉得特别不起眼，离开以后才发现它特别完备、特别丰富，里面每一棵树，花花草草、动物、我的亲人、河流、水田，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南都：你用全书一半的篇幅写的“事物三部曲”— 地理学、天文学、植物学，事无巨细地写出故乡的风俗、气息，有非常细腻的感受，你似乎用记忆重构出了一部孟溪的文献。你如何储存和拾起这些记忆？它们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你重构出来的？

胡桑：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这个村子可能和所有中国人熟悉的村子一样，中国式的乡村伦理、人交往的基本方式，能想到的维度无非也就那些，人无非就是那样存在的。但对我来说，这个村子本来的样貌并不重要，我想写出的是，如何通过回忆去重新认识事物，而非先有一个概念，比如中国村落的伦理、江南乡村的形态诸如此类，我几乎不去触碰这些东西。

我的童年状态就像一个游荡着的诗人，一直以旁观者的姿态，从未真正融入过这个村子。书里写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偷偷观察、到处勘探地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孤僻的小孩。我写的是一个小孩，突然被给予了一个村子，它既是故乡，也不是故乡。这种重构，意味着一个人最初认识世界那种原初的感受，每一样事物都好像你初次见到。我没有用一个成年人理性的眼光去看一个江南村落，而是用一个还没成熟的孩童视角，好奇和新鲜地观察这个一点一点向我打开的世界。

所以，这本书不像一般意义的散文，它是一部纪录片、一座博物馆，像帕慕克《纯真博物馆》那样，把所有事物都搜罗进去。但书名模仿的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我在写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普鲁斯特，一直在想普鲁斯特读我这本书会有什么想法。

南都：你说你第一次自觉观照故乡，是在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的启发下。古典诗词里总是包含了人们对江南地域的美好遐想，这些有对你的诗歌启蒙留下什么印记吗？

胡桑：小时候“江南”对我来说是一个切身的词，而不单纯是书上得来的幻觉。后来，我第一次在杨万里的诗里遇见了春天。我对周围事物的自觉就是被这些词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它们像雨水落在我想象的花瓣上，温和而新鲜，在我幼小的头脑里建筑起一个“隐逸的江南”。

诗里的江南非常美好。《宿新市徐公店》写的就是我家附近，那片油菜花地我也见过，只是现实和想象的落差太大。一般人想象的江南是“杏花春雨江南”，但在我的记忆里，这片杏花变成了一个煤场，充斥拖拉机和吊车的喧嚣，和古典江南距离太远了。我后来写作可能也起源于这个瞬间。

“古典江南”确实在，只在我们的语言中。这样一种古典的想象中掺杂了这种令人讶异的印象，我试图把二者混合在一起，不偏移任何一种记忆。

南都：现在每年有多少时间待在乡下？会不会觉得居住在大城市里书写乡村，有距离感？

胡桑：上海的生活节奏很快，一直抽不出一大段时间，一年也就回一两次。现在这个村子人少，基本都在镇上买了房，留下一两个老人，整个村子太安静了。虽然有距离感，但无奈的是，现阶段的乡村并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我一直想强调，乡村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城里人的想象和乡愁的。它当然有诗意，同时也有肮脏。沈从文正是在目睹北京和湘西的落差后写了《边城》。我们总以为边城是美好的诗意的，但是我经常重读《边城》，一直在想沈从文为什么要让这个故事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结尾。我所理解的边城，是一个被我们城市遗忘的边缘之地。

书写它的时候，我会觉得故乡不是一个凝固的地方，它是流动的，像记忆，像流水。重要的是每当你想起“故乡”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现在对我来说它不是具体的，而是一个隐喻，一个关于时间的隐喻，它不断变形，只是这个词还在。

南都：对你来说，系统的学院哲学训练，对你写诗、写散文产生过影响吗？你觉得诗歌的智性是什么？

胡桑：我学哲学其实非常偶然。中学时看过一本英文杂志，里面有篇文章写道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他说哲学就是一个孩子在沙滩上画一个图案，然后这个图案又被海水冲掉的瞬间。

我们一直在画我们的图画，而图画又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抹除。就好像我们一直试图在劳作，为这个世界创造东西，但这个东西在时间面前很渺小，会不断被抹掉。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很大的空间，之后开始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理论思考。

因为一个人读哲学而被人怀疑诗里面有哲学，这是不准确的。我一直想澄清，哲学和诗没有关系。诗就是诗，诗的最高境界不是哲学，而是诗本身。诗自身已经有了思考能力，它是看这个世界最精妙的方式，甚至比哲学更极端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哲学。

哲学通过概念来思考，诗歌通过语言来思考。我写诗的时候，整个人会很放松，身体放松，就像一个接收器一样，去接受这个世界任何微弱的信息，至于概念，我会努力忘掉它们。或者这么说，我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不断在诗和哲学之间转换频道。

诗歌的“智性”是始终存在的。尤其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不再是浪漫的、情感意义上的诗，更多的是一场智力的劳作。我们要调动所有思想的力量，让语言变得更复杂精妙，在这个意义上让世界变得更幽深。我一直觉得诗歌不是情感的抒发，而是我们有了语言的劳作、思考的劳作才有了诗。我们和诗的中间还隔着一道工序，就是劳作。

南都：你现在的日常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胡桑：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写，而是读。首先要做好一个读者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者。我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书虫。翻译也一直在做，在辛波斯卡、奥登之后，今年刚翻译完波兰诗人米沃什的散文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幻象》，也叫《旧金山海湾幻象》。最近在翻译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诗集。对我来说，翻译是保持语言敏感的特别重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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