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的无奈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贸易全球化实在太顺理成章了。我们甚至可以逆推出它的历史轨迹：不同商品的需求催生出以物易物的地方贸易，随着金融工具的完善、各地联通、法律支持、运输工具的配套，世界另一头的商品也变得唾手可得。但是，你思考过其中有多少“怪”现状吗？譬如，我们宁肯去买贴了知名品牌商标、远渡重洋而来的冰冻肉类，却不再信任小区门口的路边摊。我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注重消费品质，却对消费品本身的了解越来越贫乏了。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贸易世界。在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和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还有更滑稽的例子：岛上堆积的鸟粪拯救了地方经济、平原上的牛却让牛仔不复存在了、被海盗打劫的良民争先恐后地入伙当海盗……贸易就算有规则，也教人捉摸不透。

所以，《贸易打造的世界》的两位作者做了一次“反向切入”，用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例子来探讨贸易全球化“不是什么”。我们走过了漫长征程，苦乐喜悲都是始料未及。

最可叹者，莫过于生不逢时。加乌乔牧民便是一例。向时奔牛甚多，加乌乔人称雄平原，是天生的牛仔。当肉牛需求增加了，加乌乔人非但没能大展拳脚，反而没落了：无拘无束英姿雄发的牛仔，怎甘心受制于人成为流水线上的牧场工人？同样的，商品也会生不逢时。比如，洗碗机刚刚问世的时候就乏人问津，人们怀疑水质达不到自动起泡的标准。好在商品的寿命比人长，可以待价而沽。到了1950年后，女性纷纷离家进入劳动力市场，才轮到洗碗机来填补部分家务的劳力。

可见，需求的力量非但不足以推动市场，有时还会起反作用。决定贸易的因素太多了，看似无关的线索也可能是贸易的命脉。书中重点分析的两座中国城市泉州和上海便是极好的例子。泉州作为港口的黄金时代，在唐宋之间。作者认为，即使在海岸地理环境极具可塑性的今天，也没有哪座城市比那时的泉州更具世界性。其繁荣自然也不只因为地理位置和环境。动荡时局下，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的庇护是更重要的因素。贸易造就的富人们斥资兴城，进一步发挥了有限的农耕资源、扩充贸易。而上海的崛起更让人意想不到，作者称其肇因于一场内战：太平天国之乱阻断了华南向北方输送大米的漕运路线，上海得以借海运获得丰厚利润，也使其配套设施进一步现代化。尽管中国沿海港口发展得有声有色，却未趁地利之便打造成一个海上强国。贸易商们都是“小富即安”吗？非也，他们的行为正合乎经济效益——迁就气候、顺势而为、规避风险。那建大船、远航，就是鲁莽吗？这也合乎效益，只不过是以其他动机衡量的效益，如传教、军事竞争、独占海洋等等。

地方割据、惨烈内战、合宜气候，贸易兴衰很难以环境有利或不利下定论。我们也很难简单以强化或弱化了一个国家，来区分贸易的影响。开放贸易令巴西失去了橡胶业，却得到了咖啡、糖和大豆的市场；瘾品之毒催生了生产国的奴隶买卖，也造就了西方国家的财富、货币化，薪资劳工；贸易扩张和货物商品化，倚赖“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可不具人格性的有价之物（如债券）、社会生命（如银行、法人企业），又分明疏离了人格化的东西（如人类劳动力）……

今天，全球贸易可系于指掌之间。我们轻松享受其便利，却远未能对其了如指掌。贸易打造的世界，是身不由己。思量未来，则需放眼经济之外，窥世界全貌。道德的、文化的、乃至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当它们撑起一支杠杆，愿我们皆是有备而来。

——丁酉年读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贸易打造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