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尔本色

天下怕再没有《金瓶梅》这样的一部奇书了。这部书无论是故事内容、人物设计，还是创作风格、版本区别，甚至有关作者的谜团都堪称传奇，前无古人毋庸置疑，其后的诸多来者中，也似乎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金瓶梅》这样书里书外“从头到脚”都是故事。 我已记不清是如何知道这本书的了，彼时年纪不大，要么是听大人玩笑时“适可而止”地提起，要么是从其它书里看见它神秘地一闪而过，要么就是在某个影视剧中作为负面书籍的代名词。不少人初闻此书的经历或略有不同，但应该大同小异，而且，不管是哪一种，知道的方式都是非常的。 即便它总透过门窗的缝隙，或者通过烟囱来到人前，却并不灰头土脸，默默无闻，相反，它所到的地方，或视其为洪水猛兽，或奉其为旷世奇著，它仿佛注定要做不入地狱便是天堂的大争议！ 对于这样的两极分化面貌，可能引鲁迅评《红楼梦》的读者眼光差异之词来解释较为恰当，不过，纵横于《金瓶梅》世界的多的是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文学家，还有被道学家“批判”的反作用影响的“俗人”，少的是真正的俗世眼光，这种眼光所见的，既不是脂粉风流的“妖艳之色”，也不是偏重学术的“朴素之色”，而是不浓不淡的“人间之色”。 《叶思芬说金瓶梅》这部作品带领读者观察的就是这样的人间之色，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立意要还原一个属于普罗大众的《金瓶梅》——它本来就是诞生市井、取悦市民的小说，几百年的兜兜转转是被曲解和误解的结果，现在不过是又回到了它的原点。 这几百年里亦有如叶思芬女士这样的清醒者，但要么迫于正襟危坐的大气候，要么苦于不时稀薄的市民文化，少有现今逐渐昌盛的大众阅读氛围，特别是新媒体下的“说书谈史”热潮，所以也造成“市民文学”不属于市民的尴尬。 叶思芬女士所作解读主要立足于市民视角，用的是俗世眼光，将人物置于当时社会现实的环境之下，所以西门庆的作为不过是富人言行的古代版本，潘金莲的遭遇不过是此类女性在旧时的正常情况，换作今日，照样有为富不仁、荒淫享乐，照样有欲壑难填、勾心斗角，只是形式、程度有所不同，也就是所谓“世道”在变，“人心”不变。 除了要跳出以现代眼光去看待古代人物的圈套，《叶思芬说金瓶梅》也注意到用现代眼光发现古代生活，也就是“柴米油盐”，观察明代的经济情况、社会面貌，人们的交际应酬、家庭细节等，如欣赏《清明上河图》一样仔细琢磨其中的一人一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对簪、鞋的探讨，比较女性们打秋千的高下，观察艳情文化和行院衣着对时尚潮流的影响。 从角度和眼光的选取来说，叶女士的拿捏是很合乎“凡人”生活的，而从对艺术创作的解读深度来看，她的挑选也是一贯的，适宜普通读者的，她发掘著作里的潜在信息，不深不浅，点到为止。 例如，第八回中迎儿偷吃了一个潘金莲准备用来招待西门庆的肉角儿而被罚打，表面上看是潘金莲一直以来对其不待见或者泄愤，而通过叶女士的解读，我们知道原来这时潘金莲的焦躁源于走投无路和坐吃山空的双重窘境，这哪里是什么肉角儿，明明是“最后一搏”，所以潘金莲尤其在意。 对此类隐含内容的揭示仿若打开了房屋内的一扇扇门，将以往在屋前或大厅逗留片刻便折返的客人领进了更亲密的空间，让其得以在脑中对整座房屋有了更具象的认识，恰好处于日常生活的所见范围，又没有到翻箱倒柜的程度。 《金瓶梅》这样的传奇著作从来不缺少阅读，但一直匮乏这样耐心的普遍参与的解读，这应该是出现巨大“色差”的原因之一，对普通民众更是巨大的损失。因为研究者可以“曲高和寡”，但普通读者的盲人摸象或囫囵吞枣是违背《金瓶梅》创作初衷的，也是金学的一大缺憾。 叶思芬女士的解读是对缺憾的有力弥补，也是颇具眼光和毅力的实践，因为我们不难想象长久以来的误读对大众阅读、讨论 《金瓶梅》造成的蒙蔽与阻力。虽然拭去积年的尘土非一日之功，也非一力可及，但相信属于一部作品的本色终会重现，更何况是一部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