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大清/中国

话说夏天就拿这套哈佛中国史作为毕业礼物送学生，但直到春节期间才读了这套书的最后一本——不是读完了这套书，而是越过前面五本只读了这一本（家里的历史学专业人士说这一本还可以看看）。

（一）
我一直不喜欢中国近代史（原因对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言自明），但此书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时段定义与我此前接受的大有不同，不是自鸦片战争起，而是上推了两百年，从17世纪中期算起。因为这一“上推”，关于近代史以及大清历史的看法和写法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当年费正清以1842年为节点，将中国区分为“传统”和“现代”两段，传统中国是“停滞”的，现代中国从西方“冲击”开始，真正的变化起于对西方的“回应”。这种说法也符合中国本土对这一过程的判定，因此为学术、政治所沿用。但此后国际学术生态发生了变化，社会史视角替代了原来对“时局”的关注。

落实到中国而言，
第一，史家开始批评“冲击与回应”说，转而将焦点集中在中国内部的各种变化，认为中国并非是停滞不前的，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大。
第二，逐渐抛弃了对清史的失败者叙述，认为迟至18世纪中叶，清帝国可能比大部分西方有更繁荣的经济、普遍较高的生活水平。
于是有了以下两点：
第三，关于时代分期，开始将清朝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以1644年和1911年两个时间为关键点，将其视为“帝国晚期“或”近代早期“；
第四，引导出一个欧亚大陆整体的新视野，不再是欧洲挑战、亚洲回应的二分法历史，“强调欧亚大陆整体的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发展轨迹而又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

仔细琢磨一下，这样看中国历史，基调肯定要发生变化，根本性的变化。
学术上可能言之成理，但我作为中国人，还是有点不愿意完全认同。

（二）
中国史应该写什么，漫长的历史过程用什么连缀？
过去的惯常模式，如葛兆光在序言中所言，“大体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比重大体固定”。
在社会史导向下，此套书的写作有不一样的地方：重点不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也非过去的伟大人物，而是长期起作用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环境气候、性别医疗、社会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种角度下的讨论都进入了历史”。

以这一册的目录为例。
章标题依次为：征服、治理、盛清、社会、商业、危机、叛乱、中兴、帝国主义、革命。
在社会一章中：人口增长与转变、土地与劳工/贱民与奴隶、族群、女与男、清代士绅、家庭与亲属、慈善活动。

在我看来，此书的写作方式似乎也没有彻底改变。前五章是一个节奏，确实体现了上面葛兆光所讲的写作方式的“反转”，比较沉着，能够顾及社会的不同层面；但后五章则是另一个节奏，非常紧张，基本上又回到“政治-事件”的架构当中，社会/商业这些都没有专门讨论——我预料，即使讨论也必定是一地狼藉。

看到这几章的内容，无论如何将清朝作为帝国拔高，无论如何将欧亚视为一体，西方列强+日本的一步步紧逼、一步步蚕食，读起来都会让人血脉喷张，作者也显然无法维持前面围绕盛清时期的侃侃而谈。

（三）
中国是一个帝国吗？
我们原来接受的一直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历史角色定位，但此书却将中国也定位于帝国主义名单之中，只是近代在与其他帝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或者说在世界大变局发生过程中较早终结——中国是1911年，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1917年，奥斯曼帝国的1922年。

之所以将清朝作为帝国看待，原因主要在于清前期不断开疆扩土，不仅将自己的老根据地满洲纳入版图，还扩展到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形成了中国政治治理的最大地理范围，一个除汉族之外还包括蒙古、女真、藏族、内亚穆斯林以及其他非汉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外围还有朝鲜、越南等受保护的附属国。在此过程中同样有军事征服、殖民、文化渗透，以及对当地住民的统治。

承认不承认这种帝国定位先放在一边，但有一点却值得注意：清末革命一个响亮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反满色彩非常鲜明，认为满族对中国的无能统治是中国当时危机的最大症结。但反过来，“中国士人开始接受这样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族主义理念，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优秀的民族主义者。一旦遭遇族群谋求独立，会毫不犹豫地反对之。

（四）
罗列几个吸引我的问题。

1）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必然动机：第一是逐利，这个可以理解，还有一层则是防御策略，防范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尤其在日本崛起之后，“黄祸”给西方列强带来极大恐惧。“西方掠夺清朝时前所未有的凶猛，并非来自他的自信，而是恰恰相反”。

2）1894年甲午战争的影响可能超过了鸦片战争，此书将此视为“中国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一方面，这场战争向全世界展示了清帝国的脆弱，同时，它让国人震惊，因为是“败在日本人手下”。

3）清朝的对外贸易。过去说中国是闭关锁国的，贸易很少，这显然不对；第二种说法是中国的对外贸易自有其独立的形式，就是朝贡：对方进贡带来很多当地物产，中国皇帝赐予其更多的中国物产，同时有商人随使团前来在当地市场交易。这特别有一点万国来朝的味道。但此书认为，“朝贡贸易制度在满洲人征服中国的一个多世纪之前便已失去主导地位”，“清朝在第一个世纪便将内亚贸易与朝贡分开，朝贡只是臣属与外交的象征”。

（五）
作者最后留下几个问题，到现在还在“发酵”之中¬——葛兆光也注意到这一点，我这里把他的归纳列在这里。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现代中国继承了清朝作为帝制中国遗留的种种问题，现代中国如何维持这个多民族国家，如何解决蒙古人、满人、藏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倾向。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清王朝是一个省钱的小政府，但在后期遭遇中显示出“一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这可以认为是现代中国政府的源头，那么这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政府将给现代中国带来什么后果。

第三个问题是“公”领域，清朝后期以公众利益为名开办并给与正当性的各种事务（慈善、防卫、基建、商业行会）突然发展起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吗，它在清朝之后发展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