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斯维辛，一个人只有刚来到的那几个小时可作为正常人那样反应”

层层递进的种族灭绝手段

绝育成为纳粹政权最先实施的政策。避免绝育必须得到合法批准，法庭对此审议严格保密，显示着医学权威的权力和神秘。对智力低下的诊断中，必须把其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考虑进去。这清楚地暗示出，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对纳粹有敌意，就很容易被贴上“智力低下”的标签，但要是给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狂热的纳粹党员，就得非常谨慎了。

很多德国精神病医生都信奉，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器官的、不可医治之疾病的观念，患者的自然道路就是恶化。在强迫之下，那些守持这种“缺乏同情的教条”的精神病医生就更容易在杀掉病人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特殊处理”一词，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其对象时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

奥斯维辛屠杀中医生的全程参与

党卫队医生参与屠杀的一系列步骤：

1、主管医生指派他的下属关注值班安排和执行囚犯抵达即行筛选的政策；

2、值班医生站在坡道上，“以一种‘看似友善’非常高尚的态度”来进行筛选；

3、医生坐着救护车或印有红十字的汽车前往焚尸场；

4、医生下令“从天花板朝孔眼里投入多少毒气“丸”……这要依据有多少人，以及谁来做……一般有3到4个‘消毒员’”；

5、“他通过孔眼观察人们的死状”；

6、“当人们死了……他下令通风……打开毒气室的门，他戴着防毒面具进入室内”；

7、“他签署一份‘表格’证明人都死了……以及用了多长时间”；

8、“他观察……从尸体上拔牙”。

囚犯医生的困境

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筛选的合作。囚犯医生常常会一起商量以形成一个共同的立场——通常是一种妥协，他们会同意有限的合作（把那些明显憔悴的病人开列出来），同时尽量救他们能够救的人。纳粹医学统治者迫使囚犯医生们陷入一种道德困境，不管这种困境如何解决，都会导致愧疚感：一个人只有协助了奥斯维辛的筛选做法才能拯救生命；一个人只有拒绝行使自己的救命能力才能不参与奥斯维辛的筛选。

囚犯医生必须在一个医学结构中工作，这种医学结构既是屠杀的一部分，又建立在医学的“犹如”情境的欺骗之上：“在德国人终于为囚犯建立的医院中……一张体温表、一张观察表比起一个人的生命来要重要得多。并不需要把病人治好，但必须在观察表上提到他得到了其病情所需的所有药物，这样德国人以后就可以向世界证明，白纸黑字地证明，如果他死了的话，那是因为他太虚弱，而不是他所得到的糟糕治疗的结果。”

三个纳粹医生的心理状态

恩斯特·B医生的战后自我——他之所以强调奥斯维辛的不可理解，就是一种心理，即抗拒对自己曾经参与的那些事情进行任何清楚的解说或叙述。于是，他陷于了一种奇怪的创伤后模式：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自己从奥斯维辛的想象中解脱出来。

约瑟夫·门格勒——尽管所有纳粹医生在奥斯维辛都有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但门格勒却显示出在双重自我的这两种成分上极度的不相容，同时又以异乎寻常的精力将它们用于自己的适应上：他的精神分裂症、他不同寻常的让自己麻木的能力，以及他在虐待狂和无所不能上的冲动。

爱德华·维尔特——将一种“正确”（这个概念表达适当、受控制、相对非个人的行为，它浸渍着德国文化和性格）的品质以及可靠性用一些方式结合起来了，这使得他既能够帮助囚犯，同时又在党卫队内获得成功。道德主义与强迫状态的结合，使得维尔特总是既“正确”又能严守规章制度——无论是想要限制奥斯维辛的邪恶或（结果证明更重要地是）为这种邪恶服务。塔德乌什·S医生讲：有一次，当恩特里斯筛选出2000犹太病人要送往毒气室时，他和朗本去找维尔特交涉。他们争辩说，这些犹太病人是健康的，能够为德国很好地干活。“维尔特几乎要哭了”，他帮助塔德乌什·S先是安排了1800人，后来又纳入剩下的那200人，全都留下不送。然而，几天之后，维尔特从一个外营筛选了2000人送往毒气室。

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

去做种族治愈之宏大计划的理论家和实施者，而手段则是迫害和大屠杀。涉及五个特点：

1、两个自我之间有一种自主和关联的辩证法。在一个与自己先前道德标准相悖的环境里，个体的纳粹医生需要在心理上启用奥斯维辛自我；与此同时，他仍然需要那个先前的自我，以便继续把自己视为一个仁慈的医生、丈夫、父亲。

2、角色转换遵循一种整体性原理。奥斯维辛的自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包容，可以与整个奥斯维辛环境连接在一起。

3、角色转换有一个生—死维度，在一个由死亡支配的环境中，奥斯维辛自我被作恶者感受为心理生存的某种形式。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矛盾：一个人感觉是自己的治疗或生存，但创造了一个屠杀的自我。

4、在奥斯维辛，角色转换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摆脱罪恶感：去干那些“脏活”的只是第二个自我。

5、角色转换既涉及到无意识的层面（替身的发生多半未被当事人所意识到），也涉及道德意识上的巨变。

较之其他人，医生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更容易角色转换。这种医学性角色转换通常在医学院学生遇到必须去解剖的尸体时就开始了，甚至是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们感觉到必须发展出一种“医学自我”，这才能使他们不仅是对于死亡相对习惯，而且面对这种工作的多方面要求能够较有效率地工作。那些被纳粹运动，尤其是党卫队或集中营医学所吸引的医生，多半是一些此前在医学上就有过巨大角色转换的人。即使是一些对纳粹并非格外同情的医生，也很可能经历过相当程度的角色转换，并且倾向于这种转换的进一步深入。

协助角色转换的其他因素

奥斯维辛自我使用的语言，以及纳粹整体使用的语言，对于心理麻木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说自己查看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档案，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杀”这个字眼，许多年后他终于发现有这个字的使用——在一份与狗有关的法令上。纳粹医生并不老老实实地相信这些委婉语。即使是一个发展得很充分的奥斯维辛自我，也知道犹太人并不是被重新安置而是被杀掉，知道“最后解决”意味着把他们全杀光。然而，这种语言使用却仍然给纳粹医生们一种屠杀不再是屠杀的表述方式，于是他们就不需要将屠杀作为屠杀来体验、甚至不需要这样来感知了。随着他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语言之中，他们彼此之间也使用这种表述，纳粹医生就变得在想象上束缚于一种现实感丧失、否定和无感的心理领域。

“无助”的无所不能：元首的整个原则使得一个人既是一件无能为力的工具（因为只有元首才能决定一切），同时又通过作为元首的代理人（或工具）来服务而分享着元首的无所不能。由于元首的意愿就是终审法庭，所以这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就是一个不需负责的体系。而且，即使是元首也可以被描绘为“无能为力”，因为是犹太人的邪恶逼着元首去采取措施对他们开战。

纳粹种族灭绝项目显示出，官僚机构中作恶者的头脑十分“客观化”，很少会在人的层面去想屠杀，就像生物去杀其他生物一样。官僚机构功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它把作恶者与外界影响隔离开来，这样官僚机构的内部关注就成为了整个话语世界，由此导致了所称的“群体思维”，官僚机构利用这个过程做一些对所有相关者都是灾难性的决定。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决定是那般不合适和非理性。如果这个群体是种族灭绝的官僚机构，那么就会有一种来自内部和外面的强大冲动，要在它自身与外面世界之间建立起思考和情感的绝对壁垒。只有这样，这个群体中那些关于美德的奇怪假设才能维持，比如意识形态上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技术层面的（“最有效率的也就是对每个人最好的”），以及治疗意义上的（“我们在治疗我们的种族，而且是尽可能人道地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