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王安石正名之作

如果要将中国历史中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人列一榜单，那么王安石应居其首，小时候历史课本上的他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他是“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拗相公”，而梁启超则称赞他为“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他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先锋，而在四易其稿写就《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历史学家邓广铭笔下，王安石又将以何种面貌出现呢？

邓广铭先生被誉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在这本书中，作者立论坚实，考据全面，旁征博引，显示出了史学大家风范，这本书也称得上是一本为王安石正名之作，从王安石的思想形成、治国安邦的抱负、推行新法及所遇的阻力、对外决策乃至于一生的遭遇等几个方面，为我们展现了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一生，应该说王安石在各地为官的经历让他真正了解了社会现状与民间疾苦，而且他也是真正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他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的北宋提出了一整套改良的法度，其中涉及军事、经济、社会阶层，所以难免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神经，为了变法，他敢于独自与全世界为敌勇气可嘉，可以说王安石就像一块试金石，在同样有改良思想的梁启超眼中，王安石是“国史之光”，而在相对保守中正的林语堂眼中，他成了拗相公。但是在王安石身上，我们远能看到更多更加复杂。比如他的缺点以及他的悲剧性。

林语堂说过：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同样在这样一位非凡的政治人物身上， 想了解他的缺点不难， 显然王安石的新法实践多来源于州郡，在一邑之内畅行无阻的法度却未必适合于一个国家，变法的法度务要适合于当时代的社会现状，且变法宜缓不宜急，像免役法一般逐步推进的新法肯定会对于社会发展有所裨益，而太过于急躁而无法变通则会造成悲剧，这也是他失败的第二个因素，并未考虑变法最大的变数——人，他的盟友忠奸难辨，而他所实施的新法却缺乏更为细致的制度保障，以应对执法者的变数。或许最重要也最终极的原因是，那个已经完备而贫弱的朝代，已经无法容纳新的意见，只能凭着惯性走向它的终点，任何力量妄图改变都是螳臂当车。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无法改变。

同样有一丝缺憾的是在这本书中没有体现出更立体的人物形象以及更平和的历史观。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朝代，绝不仅仅是平板的，而是纷繁复杂且多变的，一个人不会是简单的忠与奸，一个时代也不能简单判定是好的还是坏的，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提供仅仅平板的评判，偏重一方的情感，而应是全面的对于历史环境的表达，进而导致无法输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一种更为通达辩证的历史观，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遗憾。却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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