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荀子的性恶论到韩非的尊法去儒

读《荀子》最大的感触是“矛盾”，可以从荀子诸多前后矛盾的文章中感受到先秦知识分子内心的煎熬。春秋战国，天下无道已久矣，就连孔子自己都感叹“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孔子后二百多年，仁义之道仍无法使天下和平，知识分子追求大道的决心产生动摇。再加上商鞅辅佐秦孝公，烧《诗》《书》，用酷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的军国主义做法让秦国变强，虽不得善终，但确实给了知识分子启发。虽然从秦缪公开始，秦国就让活人陪葬，走上了反礼义的残忍之道，但是只要能统一，结束战乱，别的都可以不管了，荀子性恶论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近现代学者将荀子归类为儒家，总结他的思想是“儒法并进”、“隆礼重法”，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想从荀子理论中矛盾的地方入手，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他会教出韩非（法术）和李斯（权术）这样的学生，以致最终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的核心应该是行仁义之道，并且如孟子所说的，此道是由内而外的由仁义行，强调的是心性中理性的扩张，而非一昧功利的行仁义。鼓励读书人通过学习认识事物，正心，修身，以达到向善，爱仁的目的；性恶论的核心是正视人的“本性（恶）”，以我观物，以知识和经验节制欲望，已经没有明确的爱人和向善一说。天下无道已久矣，人的本性就是小人，向善太难，能使人不作恶已是大善。荀子的性恶论非常重视人的欲望，认为满足人的欲望是顺应自然。是既要满足庶民的欲望，更要满足君主的欲望，并且要让欲望达成的君王，犹如一个浑身冒着热气的金主，成为庶民的理想和方向。认为清心寡欲，刻意的俭朴不是君子之道。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只要隆礼重法。当然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荀子或许不知，或许是知道了故意而为之，这从《正名》中阐释何为“己为物役”可见一斑，荀子提出凡是不喜欢仁义之道的（君王），必然喜欢物欲，这应该为李斯辅佐秦始皇和秦二世，投其所好，助纣为虐提供了反面教材。

在荀子看来，以“正心”达到澄明的状态，心静如水是为了分辨是非，去伪存真。“存真”既不是老庄的灵魂出窍遨游太虚，也不是苏格拉底的抛弃肉体进入哲学的思想圣殿，更不是孔孟的仁义之道，而是正义战胜邪恶，大道兼并小道铲除歪道，唯我独尊，由此达到忠君的目的。他的方式就是隆礼重法。唯礼乐、法术可以正名。礼乐是确认等级秩序，正名是为了统一思想，所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惠子、邓析的“山渊平，天地比”，墨家的“非乐”“尚同”，等异端邪说简直是岂有此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违法的地步，在理论中强调要禁止其他学派的思想传播，这恰恰是荀子背离中庸之道的标志。中庸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虽有玄之又玄、怪诞的行为违反礼乐传统，但可以宽恕。因为儒家的礼乐传统是以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性善）为基础，而提出寓教于乐，行仁义之道的；而荀子通过否定人性，寄希望于独尊王道，则让礼乐变成了繁文缛节和君王的思想统治工具。所以，当荀子主张不能宽恕，要严令禁止有违礼乐传统的思想时，其实就已经为韩非的“去儒”，独尊法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孔孟时代的儒，道，墨能够并存，其出发点都一样，使民得利，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叫百花齐放。孔孟当然是最讨人嫌的，因为他们既要约束君主，又不讨好群众，中庸之道内外不是人。君主不仁他们要么走人不搞了，要么不见、不讲，看不下克，还有点犟脾气，搞烦了还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很恐怖。知识一定要用于实践，这就是儒的进取心。到荀子时，虽然倡导的仍然是礼乐，但核心思想变成君王得利，中庸之道变成了故步自封，君主不仁君子得忍，虽然荀子也写“从道不从君”，但是后半段话锋一转，“事暴君，崇其美，扬其善”，以免妨害自己。这从荀子将暴君（昏君）比喻成烈马、婴儿、饥民可见一斑，烈马难驯，饥民贪婪，要象对婴儿一样循循善诱，不可以大罚杀戮，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乐阶级观已经将君王排除在法治（天理）的范畴之外。

荀子的《天论》里已经预见性的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鬼神的阴阳二气也不过是迷信，所以君主恐怕天性都是喜欢酒池肉林，奇珍异宝，嗜杀如命的暴君。荀子说与桀纣同行，不妨碍我成为圣人，为什么呢，因为实现王道，功成名就的关键是“心诚”则灵。传统孔孟的“诚心”指的是天的无限精神内化于人的生生之源，所以能尽心知性，知性知天。荀子的诚心已经抛弃了“天理”成为狭义的人间，是君主的御人的权术，所以中庸不再是中庸了，而是忠贞，行的正但要忠诚。近现代学者称之为荀子糊弄统治者而不得已为之。在学者的眼里统治者或许可以和智障痴呆划等号。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妨回到荀子、韩非的源头，先秦时期法家的受益者商鞅。商鞅变法大家记住的是他的成果，让秦国短时期变强大，但是商鞅说服秦孝公的故事不得不知。商鞅三次说秦孝公，第一次讲五帝的仁义，秦孝公睡着了，认为他是个假货，只晓得夸夸其谈；第二次讲三王的德治，秦孝公不感兴趣；第三次讲统一霸业，讲春秋五霸，秦孝公终于感叹恐怕自己在位时看不到功绩，得不到眼前利益，于是商鞅承诺用法术让秦孝公得到眼前利益，而其代价就是牺牲天理，牺牲仁义。天理和仁义是可以牺牲的，这简直是醍醐灌顶啊！从孔子到荀子最大的变化就是荀子抛弃了天理，只谈狭义的人间，因为在荀子看来，能尽心知性的天理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而无法言说的道，在荀子的理解中是不存在的。天是可以掌握的，天理是可以利用的，人也可以成神，天地人（君王）并驾齐驱，而侍奉暴君不可遵循孔子的良禽择木而息，而是要崇其美，扬其善，循循善诱。这是荀子理论中最矛盾最可悲的一句话，这句话李斯听出了权术，而韩非是个结巴老实人，于是写了《说难》《五蠹》，将君主比喻成脖子上长有逆鳞的龙，反复提醒君主有人要害你，唯有法术能帮你肃清、铲除奸臣，清除异端邪说。私生子嬴政看了当然龙颜大悦。

我觉得《荀子》是需要好好读一读的，他的人性本恶，知识改变命运，实践出真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单独看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是建立在“道德和法律不约束君主，是君主统治工具这一基础上的“。进而推出“君主可以不朴素，不恭敬，只要万众一心”。其理论是介于儒术、权术和法术之间，应该是封建僭主制度的理论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