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明史》到《新五代史》，兼谈《新五代史》一处疑误

我从2016年接触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开始，便逐渐萌发了要研读此书的念头。既然是立志要研读，那就要尽最大努力弄懂书中每字每词的意思。然而，钱海岳先生此书难在它不仅仅是一部史料的汇编整合，文字之间还暗藏了许多钱先生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即《义例》所谓： “是非美刺，一本《春秋》，而窃取之义，时出独裁。” 以我目前的认知水平，我觉着史料的比对只要花足够的精力，总归会有个结果，但是那种“春秋笔法”就很难得出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了。儒家学派两三千年下来，各种学说混杂难辨，以我驽钝之智，别说全部弄明白，即使是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也是极难的。 不过既然想要研读了，就要迎难而上地一步步做下去。也是前年，我还买了欧阳脩的《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说： “（欧阳脩）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由此可以看出，《新五代史》在所谓“义例”发挥方面，比《南明史》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而且方便的是，《新五代史》的义例，欧阳脩同时代的徐无党已经给了不少的注释，很方便我们后人理解阅读。比如对于大臣的死亡，徐无党在《梁本纪第三》 “晋人克贝州，守将张源德死之。” 注： “书‘死’，得其死也。” 《晋本纪第九》 “奉国都指挥使王清及契丹战于滹沱，败绩，死之。” 更详细注称： “战将殁于阵、守将殁于城而不书死者，以其志未可知也。或欲走而不得，或欲降而未暇，遽以被杀尔。若不走、不降而死节明者，自书‘死’，如清是已。” 像“死之”这种写法，《南明史》中可说比比皆是，特别在《昭宗本纪二》： “丙寅，缅人咒水戕从臣，吉王慈煃、……，黔国公沐天波、……，司礼监李茂芳、李崇贵等，死之；文安侯马吉翔、绥宁伯蒲缨、司礼监李国泰，亦被杀。” 处更为明显。由徐无党的注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钱海岳对马吉翔、蒲缨和李国泰的态度和上面那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可见，《新五代史》可说是读懂《南明史》的一把钥匙。 不过，在读《新五代史》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疑问。 《汉本纪》在记载刘知远称帝改国号追尊祖考时，有一条称： “以汉高皇帝为高祖，光武皇帝为世祖，皆不祧。” 这一条记载很奇怪。因为既然刘知远已经尊刘邦为高祖了，为什么他自己死后，庙号还会是高祖呢？ 我把这个疑问发在了微信朋友圈里。没多久，一位网友表示“十六国的刘渊也是汉高祖”。我突然记起来，刘邦的庙号在汉代时并不是“高祖”，而是“太祖”。《史记》及《汉书》是这么说的： “群臣皆曰：‘高祖（帝）起微细（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曰）高皇帝。” 颜师古在“高皇帝”后还特意做了注释表示： “尊号，谥也。” 所以刘渊称“高祖”是没大问题的。但是《新五代史》是明文写着“以汉高皇帝为高祖”的，也就是说，欧阳脩认为刘知远在追尊自己祖辈为皇帝时，还把刘邦的庙号“太祖”改为“高祖”了。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刘知远自己后来又是汉高祖，不就和刘邦重复了吗？庙号是可以重复的吗？ 按点校本的体例，原文如果有疑问或者错误的情况下，一般会有校勘记的。比如《唐本纪第七》： “回鹘可汗王仁美遣使者来。” 校勘记在考释一番后，表示： “是记载前后矛盾，非止本史，孰是孰非，有待详考。” 但是点校本在“高祖”这里并没有给出校勘记。《新五代史》的修订版已经出了，当我到书店查找这里时，仍然是没有任何标注的。难道欧阳脩这样写是没问题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翻开了《资治通鉴》和《旧五代史》。不查不知道，查了才发现原来《通鉴》和《旧史》都没有记载刘知远把刘邦改庙号作“高祖”，而仍然是“太祖”！ 1，“庚辰，制建宗庙。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迁。又立四亲庙，追尊谥号。凡六庙。” 2，“庚辰，追尊六庙，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为不祧之庙，高曾已下四庙，追尊谥号，已载于前矣。” 3，“‘又自古圣王，祖有功，宗有德，即于四亲庙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数。今除四亲庙外，更请上追高皇帝、光武皇帝，更立六庙。’从之。” （以上分见于《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七》、《旧五代史·汉书·高祖纪下》、《旧五代史·礼志上》） 那么，欧阳脩这里为什么会写作“高祖”呢？ 首先的可能就是他记忆错误导致记载错误。但是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因为刘邦虽然从《史记》开始，在一般情况下便一直习惯被称为汉高祖，似乎“高祖”就是他的庙号，但是“太祖高皇帝”这个词，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如此的习以为常，何况博览群书的欧阳脩，更何况《新五代史》是欧阳脩前后花费了十八年左右时间才编撰好的。而且，《通鉴》在叙述这段史事时，只记录了追尊刘邦和刘秀的事，都没有把刘知远的“四亲庙”具体记载下来，可见对北宋人来说，当时追尊刘邦和刘秀是更值得记录的事。这样的一件事，欧阳脩会记错吗？ 那么如此记述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他看到了薛居正和司马光都没看到的别的资料。但是从常理来推断，这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即使薛居正是在欧阳脩之前，薛可能没看到欧阳脩看到的材料，但是司马光是在欧阳脩之后的。黄永年先生在《唐史史料学》便说“（《资治通鉴》）纂修在两《唐书》、两《五代史》之后，又可用这些已经提炼加工过的纪传史作参考”，这说明只有司马光参考欧阳脩的道理，而没有欧阳脩看到司马光没看到的材料再返回来改动《新五代史》内容的道理。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欧阳脩是故意这么写的。这个情况看似不可能，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最可能的。欧阳脩修撰《新五代史》，如《出版说明》所述，是为了“垂劝戒，示后世”。欧阳脩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而刘知远这个皇帝，徐无党在《汉本纪》注中即评价表示： “汉高祖非有德之君。” 刘知远既然是无德之君，五代本身也根本没有制度可谈，那么后汉也就根本不会在乎同一个庙号用在两个皇帝身上了。也就是说，后汉追尊刘邦为“高祖”，就更能体现出他们的“无制度可谈”。这一点，就像辛德勇教授在《制造汉武帝》中谈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不是史实，而是司马光为了证成自己政治目的进行人为构建是一个道理。 猜想是这么猜想的，我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只能像上面说的“记载矛盾，孰是孰非，有待详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