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场冒险吗？

以大历史的视野看，工业时代的来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对生活在19世纪新工业城市的工人来说，见证历史一点儿也不好玩：肮脏的空气、单调的生活、高强度的劳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疾病……美国学者菲利普·E·毕肖普记载，到访曼彻斯特的外国记者受到了惊吓，称“文明创造了奇迹，而文明的人几乎回到了野蛮时代”。类似论调并不陌生，今天也常有人感慨人文精神的式微，或将振兴人文精神视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良方。倘真如此，毕肖普以“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命名著作，倒有几分古怪了。

作为一本人文艺术通识读本，《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中对“人文艺术”的定义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行为，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包括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文学艺术。自古代世界始，作者将5000年的人文艺术发展娓娓道来，称之为一趟旅行。这趟旅行本身是一场“冒险”，因为理解过去的意义和经验，犹如踏足一座物产丰沛、地形复杂的矿场，是艰苦的；旅程中所见亦皆是前人的“冒险”，因为每一代人都需面对不同的难题，在不断寻求意义的过程中重新构筑世界，展现出非凡的勇气。

这就有别于观者拿来消遣的人文艺术了。我们看画展、听歌剧或者阅读一本小说，难道不是作为一种享受乐在其中吗？但是，撇开第一印象的审美，当我们思考作品的深层含义，揣摩创作者的意图，并希冀有所得，益于个人或社会的时候，就不尽然是为了愉悦了。毕肖普认为，人文学科的重要价值，是作为一种传播传统的工具。它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途径，前者如家庭习俗、游戏或民间故事，后者如训练、学习和宗教制度。这些方式殊途同归，最后达成了统一。因此，就这一功用来说，人文艺术的载体是绘画还是雕塑，音乐还是文学并非最重要的，有心的读者当捕捉到创作者诉诸作品的“人文精神”。

文艺复兴时期崇尚的“全能人”当是最佳的表达者，他们有多种手段可相互补充。尽管有人唏嘘，倘若达·芬奇多花点心思在绘画上，别用不成熟的油彩做壁画、别留下烂尾的作品，想必能留下更多杰作。然而于达·芬奇而言，成为全能人显然要比只当一个画家更有吸引力。他的工业设计草图在当时难以付诸实践，在后世也只是骨灰级粉丝复制呈现的展品，但置于文艺复兴的背景下，便不难理解达·芬奇所崇尚的人文精神，他追求的是理论上解决问题，完成了一项智力的挑战。

通常来说，人文精神是脱胎于环境的。譬如，希腊文明起源于两个青铜时代的文明：崇尚享乐的米诺斯文化，造就了技巧娴熟的乐舞壁画；尚武的迈锡尼文化，则留下粗犷豪放的雕塑作品。到了罗马文明，他们一方面讲求实际，沿用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的文明，一方面又需证明帝国权力，发展艺术形式以丰富公民的娱乐生活。彰显贵族气质的雕塑、透过断壁残垣窥见的斗兽场和发扬光大的讽刺诗，都从环境中汲取养分。还有我们津津乐道的中世纪骑士精神，毕肖普认为，它可能源自封建效忠誓言的需要，是频仍的战事和宗教热忱之间结出的一朵奇葩。

毕肖普以时间为轴，将同一时期的各种艺术形式置于一节，更容易看到，其中传达的人文精神是相互映衬的：巴洛克的绘画和建筑登堂入室，巴洛克的音乐也同时兴起。又如，当代出现了“概念艺术”的理论，提出，作为一种观点，艺术品可以用之即弃。绘画可如是观，文学又何尝不能？“元小说”的兴起，为故事的故事、小说的小说发声，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丢弃小说的皮囊。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与实际问题针锋相对的。另一个佐证是艺术流派的轮回。古典主义被取代了，两个世纪后又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巴洛克没落了，时移世易后的有闲阶级又将之拾起。看似相同的作品，实质上模仿的成分并不多，贯穿其中的是不断求解的人文精神。

所以，我们也无需感叹今不如昔，大师不再。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午夜巴黎》中，主人公穿越回20世纪初的巴黎，与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毕加索相对，是他眼里的黄金时代；他结识了尤物阿德里亚娜，两人又双双穿越到了19世纪，看到马蒂斯、高更、德加，是阿德里亚娜不愿归去的黄金时代；这还没完，印象派大师们心心念念的是文艺复兴的辉煌……罢了，哪有什么最好的时代！人文精神不是得陇望蜀，今天也并不缺乏人文精神，我们无法用过去的作品来表达当下的生活、求解当下的问题，于是我们始终在创新、在摸索。如果说人文精神是一场冒险，那是我们甘愿跳脱出安逸、主动去思考温饱之外的问题，哪怕它会让我们不安、失望、纠结，也觉得一点精神上的报偿就值回票价——“真实地表达内在生活的意义”，今天的我们和各个时代、抱持不同人文精神的大师们是一样的。

——戊戌年读菲利普·E·毕肖普《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