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培理關於中國自由傳統的論述

狄培理通過黃宗羲思想的研究，發掘出自由主義實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潛在特質。在美國戰後的漢學研究發展過程中，學術界經歷了從「第一序研究」（first-order study），向「第二序研究」（second-order study）的轉變。狄培理關於中國思想的研究，即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美國學界初期的研究方法集中在「外在研究」（External approach），即受到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將思想放在歷史的，社會、政治、經濟脈絡後者能夠加以考察，其預設思想家為此一結構性的產物。其長處在於對思想的源流、發展和特質，能夠擁有脈絡性的掌握。其缺點則以未言明的人性論為核心，認為人既創造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又為其所制約。因此僅能解釋「行動人」，而難以掌握思想上的「宗教性」，從而未能解決「超越性」和「歷史性」之間的緊張關係。狄培理針對這一問題，選擇從「內在研究」（Internal approach）的方向，挖掘中國儒學傳統的性格和特質。這在方法論上和港臺新儒家有呼應之處，譬如，方東美採用的形上學路徑；唐君毅的唯心論；牟宗三、勞思光、劉述先等人的康德哲學。狄培理從人文主義的角度切入，認為儒家思想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傳統是中國反專制主義的濫觴。就這一角度來說，狄培理認為，人與人之間是可以相互溝通和瞭解的，因此跨文化的研究具有可行性。這一點與前週所讀史華慈《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具有相同的態度，即強調人的主體性可以超越社會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影響，而達到互通的效果。在具體的研究層面，人既具有相互溝通的可能，則在研究上就需要以同情的方式理解別人的研究，並反思自己的結論，此為狄培理的研究理路之一，因此他選擇從文化的內部反思這一文化本身。秉持這一方法，狄培理在研究宋明「道學」時發現，朱熹和黃宗羲都深刻地批判了傳統儒家思想。朱熹強調「修己治人」，從自新的角度達到政治秩序的完成。黃宗羲不僅批判儒家的理想，也批判儒家的實際行動，他主張豎立一套至高無上的「法」來限制具體的、現實的政治秩序。此「法」的概念特徵有二，一是用以限制各朝代以保證君主專制的「法」（制度），而創之「天下法」；二是，批判禁止百姓獲得應有福利之一家之法。通過對黃宗羲和朱熹的研究，狄培理指出，儒家的傳統同時具有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雙重性格，一方面既力主保存文化的精華，肯定人性經驗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積極倡導社會秩序的改革，從而更加適應人本身。由此，狄培理認為儒家是自由主義的傳統的理由有二，一是「為己之學」，即注重個人的發展和對自我的學習。儒家基於樂觀的人性論，以個人的成聖成德為修身的目的，其責任在於要「自任於道」，即必須擁有造福於人群的特殊技能。因此成聖成德的判斷標準，即是公利的滿足。這也是狄培理指出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二——「克己複禮」。他聲明，「己」是為學的目的，通過自我的考驗以達到自我的超越，人己的相處最融洽之時，人纔得以實現他自己。狄培理將之稱為「儒家的人格主義」，這一過程，是儒家「為學」傳統與「涵養」傳統之間的橋樑。狄培理的研究關注之二在於，用儒家自身的尺度去評量其理想和目標的達成。他認為，儒家在政治上的困境和失敗，源於其過於重視「先知的傳統」和「學問的傳統」。道德和社會的理想過於空疏，使其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過大，，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士大夫的政治主張又缺乏群體性的權力依據，從而讓「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難以實現。狄百瑞，《中國的自由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