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我们需要民族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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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以来,西欧各国遭遇到严重的移民危机,尤其德国,为何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禁穆令”一颁布,立刻引来一片哗然,他禁的到底是什么?根据不少学者的观点,我们已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必须顺应的全球化时代,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特别是放置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然而,我们真的是互相沟通无阻的邻居了吗?我们对彼此坦诚以待?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放近,似乎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尽管在具体方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是以上现象,都或多或少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紧密相关。可是,至于何为民族主义,普通读者如我,或许只能给出个人经验主义的观点,触及出民粹、仇外等要素。若对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全球化、历史等话题感兴趣,不能错过南卡罗莱纳州克莱姆森大学宗教学教授斯蒂芬·格罗斯比短小精悍的著作《民族主义》(Nationalsi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追问何为民族主义以前,我们须回答何为民族。在格罗斯比看来,“民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它与稳定的领地、亲属关系、宗教等范畴中的一个或(往往是)多个产生紧密联系,并涉及记忆、话语、权力等复杂的历史建构,它可以被定义成“一个具有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具体地说,是其成员之间由于出生境况相关、占据广阔领地、有时间深度的共同体”。
同时,格罗斯比还提醒道,不能忽视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面。毕竟,“作为一种覆盖领地范围广泛又受到制约的社会关系,民族形成的目的是为了繁衍、传承和延续生命。民族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就成为保卫生命的一种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不外乎基于这种逻辑,只是比它更为复杂精巧,因为民族国家——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然存在——的诞生,还与“故土”概念、“公民”理念,以及由人口大量流动、都市的兴起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相关。
民族是一个“集体自我”,“我”则是相对来说独立的个体存在。如何处理大我和小我的关系,考验着每种张扬民族主义的理论,不仅考验它们的理论自洽性,而且考验着它们如何与现实相勾连,从可能步入现实。德意志第三帝国,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宰下的广阔疆域,却给现代世界上了一堂难忘的课。因此,当被问到“我们需要民族主义吗?”这类问题的时候,给出历史的回答、理性的分析,远比一味排斥来得妥帖。至少是在民族国家的雏形或成型阶段,民族主义发挥过一定积极作用,当然,同时也不乏种族屠杀等极其不光彩的行径。
在政治领域,“很多人错误地把‘民族主义’当作‘民族’的近义词。”他们进而提出主张,“任何一个特殊的民族,都会对自己的民族性格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这些关于民族的不同的、相互斗争的观点,常常表现为不同的政治立场。”这种观点不说完全错误,多半也是臆想式的。民族是否具有特殊性,何谓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孰优孰劣,稍带有笛卡尔笔下的沉思者所具有的怀疑精神的人,都不会轻易给出肯定的答案。比一味排外的民族主义更为可怕的,或许是那些利用民族主义的政客,甚至是未曾深思就表达赞同的群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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