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之《人、国家与战争》

（由于不是我的菜，想打四星。但是这本书又极大的启发我看理论书籍，所以打五星吧。而且这本书我真的读不懂，反复看画逻辑图，还是似懂非懂，不知道是作者还是翻译的问题，或者纯粹我对国际关系问题这方面涉猎的太少了。）

人性与战争

——读《人、国家和战争》有感

在读这本书之前，如果有人和我说战争起源于人性，我一定会嗤之以鼻。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大多数人的想法来看，个人的力量太过于渺小，更不要说人身上的那些微妙难以把握和控制的本性了。于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承认的是国家层面的矛盾是战争的起源。

但是在这本书中，它主要介绍了主流学术界对于战争起源的看法：人性之恶、国家以及国家体系。它从多方面、多角度的论述了人性对于战争的把控，并且在很多时候论述得相当合理。就像是尼布尔对马克思最简单粗暴的反驳：阶级的划分和剥削本身就来自“人心的一种倾向”，因此，种种的阶级斗争更应该是人心倾向的一种斗争。于是，在本书充满逻辑和论述的观点论述和评价中，我对于人性的影响因素有了更深的理解。

人性的缺陷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人性之于战争的作用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性的缺陷归结为战争发生的重要因素。而对于这个维度的讨论，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流派：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并且两派都认为人性之恶、之愚蠢是导致战争的发生，且两派共同相信人性只要被改变，战争即可被消除。而对改变方法认识的不同，则彻底区分了两派的界限：乐观主义者认为，人有理性去帮助他人，因为帮助他人即是自己“谋生和生存所必需”，于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美好品德的培养以至于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就可以保持和平。

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有缺陷：人不仅受感情驱使，还有理性的驱使，且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冲淡感情的影响——并且，人的感情和理性在很多方面都想做万人之首，即使感情上没有伤害他人的趋向但也会拥有出于理性下的自我保全意识，这就意味着人会以损害他人而自豪而不是以自己行善而自豪。就像是在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类中间，一个人除非确信别人无法毁灭他，否则他就不会循规蹈矩地行事。

“人，作为一种自觉的存在物，知道自身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内在固有的。同样，人类克服这些局限的欲望也是天生的。人的存在有限而欲望无边，像个侏儒却自以为是巨人。人出于私利而创造了经济和政治理论，并且企图使之最终形成普遍的制度；他生长在不安全之中，并力求使自己有绝对的安全；他是凡人却自以为神，邪恶的基础就是自我，邪恶的特性可以说是傲慢”

书中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人类的局限以及人性的缺陷之处：欲望无边却没有充分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人的理性与感情互相博弈并相互渗透、在任何成就和毁灭之下的骄傲暗喜……种种矛盾，就像是圣·奥古斯丁问道：当我们看到最下等的人也怕死，宁可在悲惨环境中生存而不愿以死了此一生，这难道还不清楚地说明，在毁灭面前人性也萎缩了吗？

同时，“人之尚善不足以使他能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为公共福利做应做的事情”——如果想反驳这点，很多人都会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在这段统治时期，虽然物质极其不充裕，但是人们都有一个为公共利益和为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的精神——然而这样的例子始终还是畸形的，它以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代价，强制性灌输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水平，并且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出或者不同意见的群体存在。并且这样的社会情况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基本不可能重现，于是“人善己不善众”的论断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社会上的不同意见者，有很多是由于自身的经历而选择向公众传播非主流的声音，在这一方面来说，这样来自非客观目的社会戾气的几何传播体现的更是人性的一种弱点：街上某人渴望获得权势和声誉，但因他本人的局限和社会生活的规范而受挫，于是他转而把利己欲发泄到国家身上，放纵他无政府的欲望。

自然人与社会人

既然人是有不完美并且有缺陷的，那人性又是如何影响到战争的发生呢？

首先，人生下来以及当他处于其自然状态时，是既不恶也不善的。社会是人类生活中诱人堕落的力量，但同时也是使人具有道德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按照理论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弘扬道德，并且以各种制度来约束、监督人的行为，通常来说人是会培养成为一个道德人的，并且他会向善且乐于助人，于是这些教育和知识的引导使人转移了争斗和战争的注意力，于是社会——从理论来说会变得和平。

但是这种逻辑存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说人的行为是后天培养的，那么只要人民知道哪些为正确政策，会坚持并且加以采用，难道就不会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坏人”、脱轨者产生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的理论逻辑的推理肯定有问题：如果说人的美德和行为是后天培养和影响的，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是完美的、这个社会是完全安全和谐的；如果说人的美德和行为是天生的，那我们又该如何去引导？教育和知识于这种情况下像是在隔靴搔痒，劳而无功。并且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知善恶，知道行为好坏和后果如何，但是人做出的事情往往与善恶无关，可能是一时的想法，更可能是利益的权衡。

所以，在自然人与社会人磨合适应的这段过程中，任何政策和方法都无法完美地规避意外的发生，于是，“战争始于人类心灵中黑暗的、无意识的源泉”这句话对于解释人与战争的联系方面，意味深长且含义丰富。

国家利益与人性

斯宾诺莎说过：“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并不是因为各国从不讲信誉与和平，而是因为它们随时可能变得不知廉耻和好战；并不是因为合作有悖于它们的最高利益，而是因为感情常使国家或人类的真正利益变得含糊不清。”

这段话很清晰的讲述了国家之间的争斗甚至于战争往往源于相关不和谐的感情。而这一点往往体现在领导人和民众的互相的磁场作用上：通常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顺应了群众的心理倾向并赢得了前者的喜爱，于是群众会近乎盲目的认为他们认定的领导人下的很多决定都是为了群众更好地生活，反过来前者会向后者投入更多非理性的个人情感偏向。于是在很多个人影响战争发生的例子中，作为领导人的个人与民众就是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例子之中，无论是领导人的喜恶还是群众非理性的跟随都是导致战争发生的人性因素。而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一点都不少见，近一点的就是希特勒对于二战的特殊性影响。

以上往往涉及到的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从更广阔的来说，按照摩根索所说，战争产生于人的权力欲。而无论是国家与国家、国家内部之间的战争之所以会发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优先权的争夺产生于竞争，由于缺少能够限制竞争者所使用的手段的权威，所以武力被用于战争中；二是权力之争产生于人生来就是权力的追求者。

前者强调权力是手段，是确保国家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在这一点上，赫茨也有强调：“一些国家之所以注意其相对的权力地位，是由于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安全上的困境’，权力似乎是一种可能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人们出于其本性而追求的最高价值”。于是，战争的产生是因为保卫国家的必要，而在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是通过人们趋之若鹜的权力实现的。后者强调的是权力是目的：人根据权力确定国家利益，因为人天生要追求权力。

而总的来说，无论权力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作为权力的直接驾驶者——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人性对于国家之间争斗甚至战争更众所周知的的影响方面就是价值观的传播。

就像是作者所说的美国外交上的“乌托邦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尽可能广泛地用一些道德和法律原则来指导国家的行为。这种说法更直观的表现在美国对他国无限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尤其是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但是，这种说法以及美国的种种价值观都是在表述本国的国家利益，并且这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与别国和别国人民没有丝毫关系。于是， “更重要的是问一问，国际政治的条件是否允许政治家用对国内政治有用的和可接受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来思考和行动。每个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没有意向政策的提出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无论是人的权力欲还是关乎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在这种核心要素的纠缠中，直接体现的还是人的本性或者意识。

评价

在读这本书时，我被作者缜密的论述和说理折服，于是近乎盲目的、理所当然的认为战争似乎真的起源于人性了。于是我对作者最后的总结感到十分诧异，因为他提了一个非常有哲理性的问题：“人是善的，因而就不存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了吗？”——这就让我重新冷静下来审视人性与战争的联系。

就如上面讲人性缺陷之时讲述的，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思想上受到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反映在他的行为上面。所以说，往往个人的行为追求和他的思想认识是不同步的，就像是高官贪污腐败，他受过相关的教育，也开展自我批评，甚至会相应反腐号召，但是种种的思想活动仿佛并不能阻碍他的实际行为，难道他不知道腐败对于党国的危害性之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人性战争学之说忽略的一个点：即使人性可以被教育知识改变，但是好像也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上述方法更确切地说，如果改变人性指的是从根本上来改变人的思想行为，那会有一种方法或途径来改变人性吗？如果有的话，又该怎样评判？就像是从假定的人性中引申出的一种政治哲学，往往会引导人们重视伦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区分是否符合伦理的标准太过于模糊，或者说，难以统一出同一个声音的伦理标准。而这，也是人性假说里必不可免需要解决的实际操作。

除此之外，从大范围来看，以任何一方群体作为假设而成的理论难免有失偏颇，或者说，以个人行为作为标准不加批评地用来解释集体现象总会令人难以信服。而这也是人性假说中需要克服的困难。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