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业史》的一点心得

阅读了柳青《创业史》的第一部，能感受到一种热烈的情感和希望。在本书的题序中，作者这样写到：“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也即是说，本书通过草棚院里的矛盾，反映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矛盾。通过梁生宝坚定不移的态度和高尚的品格，作者带给了人们农村发展的美好愿景。

首先，我想先谈一谈徐改霞这一人物形象。

在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背景下，虽然书中仍不乏女性角色的出现，但整体基调仍是男性化的，而徐改霞则成为了第一部中唯一一个出现过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女性角色。改霞是一名有先进思想的新时代女性，她虽然生于旧社会，但却勇敢地追求自主的婚姻、进入学校学习、作为一名团员支持农村工作。虽然她一开始依赖、相信郭振山的教导，但随着见识的不断增长，她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不论是进城考工厂，还是后来去到铁路机车修配厂，似乎都隐隐昭示着改霞与“农村”的不同——虽然她关心农民，自己本身也是农民出身，但她的思想却并不囿于土地。这无疑是书中一个重要的正面角色，作者对其是倾注了褒扬的情感的。唯一的遗憾似乎在于，改霞的情感转变都显得较为突兀，缺乏真实细腻的过渡。当然，这与作者的笔力重点并不在此有很大的关系。

而她与梁生宝的恋爱故事，则成为了全书“土地”质感中的一抹异色。在我看来，改霞和生宝的这一组人物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的爱情产生于他们的相似性——他们都积极关心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并愿意为之不断奋斗。但这段爱情的终告终结却又反映出了他们本质上的不同。生宝虽然是一个有先进思想的人，但他是深深地扎根土地的，这决定了他将为这一事业奉献终身，即使爱情也不能动摇它的地位。而改霞，更有一些不同于农村的浪漫和天真的气质。对改霞而言，爱情和党的事业都是她要追求的东西，因此她在第一次报考工厂的时候才会犹豫不定，甚至希望生宝能挽留她。而她的离开，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看破了她不会与生宝有好的结局，因此转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对事业的追求上。另外，如上文所述，她关心的不仅仅是农村，她还关心工业化、关心城市，这与生宝的追求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冲突。在《“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一文中还提出了一点思路，认为《创业史》一书中实际上有两部分的内容：生活与政治。这两者虽然相互交融，但生活有政治所不能容纳的内容，而改霞与生宝的感情正是农业合作化的政治中所无法涵盖的生活的气息。改霞与生宝的故事让读者在全书的政治中时而跳脱出来，给主线故事加上了更多人情。

除了表面上的爱情故事，作者为何要塑造改霞这一人物？《“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中提到，是为了通过改霞反映郭振山与生宝观念上的冲突，突出生宝的形象。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我认为，改霞本身也是作者希望反映的。通过改霞，作者将笔触延伸出农村的范畴而进入城市。在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的同时，城市里的工业化、五年计划也在同步进行，这就给作品增添了一个更加宏伟的时代背景。

接下来看梁生宝这一人物，他是全书的主人公，而又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紧密联系。

一个希望探讨的角度在于梁生宝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书中的人物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执着于种地的庄稼人，这里包括贫雇农，也包括中农、富农，不管他们的贫富差距，他们的全部追求就是获得更多的粮食；另一类是以杨书记、区委书记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他们给予农民方向上的指导和实际的帮助。梁生宝虽然是一个思想先进的共产党员，但我认为他并不属于后一类人，至少在第一部中，他更像是一个依靠着共产党的庄稼人。他在独自思索时有这样一句话：“只有伟大的共产党才搞这个事，庄稼人自己绝不会这样搞。”而每每生宝提到党的领导方针、路线，这些思想都是从党的高级干部、从党的学习教育中得来的：“大概党就是根据这一点，提出互助合作道路来的吧？”“要多少年，党中央的委员们，许能知道……”也就是说，生宝并不是一个能自发提出党的理论、方针的人，他对党的政策也并非完全理解；但另一方面，他通过执行党的指示，去检验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并在实践中逐步理解它们。因此可以认为，生宝思想的日渐深入，其实正反映了农民是如何一步步觉醒而走上合作化的道路的。他是庄稼人中思想最先进、品格最完善的那一批，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农民的理想典型。而以杨书记为代表的这些领导们，才是真正共产党的代表。“每到困难和危险中，党领导者的话，就出来支持你了，就像小孩子在病中想妈妈一样。”党在时时支持、引导这些庄稼人。因此，这些庄稼人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而共产党的身影虽不显眼，但却是贯穿整个过程、必不可少的。

在所有的农民中有一组明显的对比就是梁生宝与郭振山。对于郭振山，在第一部结束部分，卢支书批评他：“振山同志，不要再夸大个人的作用了。”似乎可以认为，作者将郭振山的变质归因于他过分重视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自负的心态也导致他重视个人大于重视集体。而生宝则不认为做出的成就是自己的功劳，他说：“整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我背后哩……我梁生宝有啥了不起。”这里首先可以体现出作者的“唯物史观”，即生宝的成功是因为他“在党”，完全听从了党的指示，而党能成功又是因为顺应了历史发展、农民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直接反映出作者对合作化的支持态度。郭振山终究在蛤蟆摊失去了威信，而生宝这个“一心为公”之人则获得了物质上的丰收和精神上的尊重。郭振山代表的是对合作化持怀疑态度的许多农民，而全书前半部分对他的赞美更加重了这种对比。他的衰落与生宝的崛起象征了一种时代的交替——像梁三老汉这样试图依靠个人“创业”的、小农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是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作者对这种必然性抱着积极的态度。

或许可以说，在与生宝发生关系的许多角色中，改霞代表的是梁生宝生活的方面，而农民们则代表的是政治的方面。而唯其生活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才使本书成为一部阐发作者政治见解的小说而非理论著作。它描绘的，正是作为新事物的社会主义如何在与旧事物的斗争中走向成熟。